享有文都之名的桐城在现代可能少有人知，然而在清代，桐城执文坛牛耳200多年。在清代，诗、词、文各有名派。其中以地域命名的，诗有秀水派，词有常州派，而文派则莫盛于桐城派，在当时有“天下高文归一县”、“声名冠天下”的美誉。而在当时还属于僻壤的弹丸之地桐城，为什么会成为文坛盟主，使桐城成“派”呢?
首先，作为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以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四祖”，师事、私淑或膺服他们的作家，遍及全国19个省(市)计1211人，传世作品2000余种。在明清两代桐城有据可考的进士240人，举人640人，贡生509人，无论是在朝堂还是在民间，桐城派有着相当的话语权。而桐城派前“三祖”戴名世、方、 刘，从未以“天下文章在桐城”自居，姚鼐更未明确言“派”。正式打出“桐城派”旗号的，是道光、咸丰年间的中兴名臣曾国藩，他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赞方、刘、姚三人的古文辞后，写道：“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应运而生。
其次，桐城派文章文统源远流长，文论博大精深，著述丰厚清正，风靡全国，享誉海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其影响延及近代，对当代文章亦有启迪借鉴。桐城派以明代归有光接绪唐宋八大家而上追史迁，远溯秦汉，为其文统之源流，因此其文论不仅完整系统，且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姚鼐又手编《古文辞类纂》，作为散文创作的“样板”刊行于世，从文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扩大了“桐城家法”的影响，天下文人宗法桐城者趋之若骛。一改当时文坛“以华靡相尚”，“连篇累牍，皆属浮词”的陋习，把古文引向了纯朴自然、雅洁清正的正途。
其三，当时的桐城民间有着尊师重教，向学好问的良好风气。戴名世曾说：“四封之内，田土沃，民殷富，家崇礼让，人习诗书，风俗醇厚，号为礼仪之邦。”而桐城派大作家的父母也有着相当的文化水平，对孩子的教育也十分重视。 桐城派作家们从小就受到父母兄弟的严厉教育，方苞五岁时，其父亲就教导他章句，口授指画，舞勺之年就能背诵“五经”；刘大櫆的父兄均以教书为业，刘大櫆幼年时即从读，双目失明的祖母更是督学不辍；姚鼐从小就受到其伯父姚范的言传身教。 二十岁时已经能授徒四方； 姚莹是姚鼐的侄孙，他在得到姚鼐教诲的同时，还受到其母的严格家教，《诗》、《礼》二经就是由其母亲口授，而且“旦夕动作，必称说古今贤哲事。“同时，他们也十分注重艰苦奋斗的家庭传统教育，发扬其祖辈艰苦创业的精神。尽管戴、方、刘、姚等出身于官宦、书香门第，但其家庭并不富裕，所以重视留给后代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忠厚为本”、“读书好古”、“清贫自守”等。正是这种良好的社会风气和严厉的家庭教育，使桐城走出一位又一位散文大家，接续桐城文派传承，不断发扬光大桐城派，成就了如今的文都桐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