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吐蕃王朝四方交通》文章的第2篇，上一篇我们讲的是吐蕃东北、东南两个方向（《吐蕃王朝周边的交通干线，唐蕃古道和蕃尼古道》），今天我们来讲吐蕃正东通向南诏国和川西剑南的道路。

吐蕃王朝崛起后，与唐朝除在东北方的河陇地区，西北方的西域进行角逐外，在东、东南也极尽拓展。

虽然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的深山沟谷，严重影响了东部道路的通畅。以至于，即便到1954年川藏公路修通后，都堪称天堑。

但自然地貌的阻隔，并没有挡住吐蕃拓展的脚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吐蕃向东的渗透，使南诏国和川西诸羌都臣服在其脚下，并和唐朝的剑南节度爆发了剧烈的军事摩擦。

交通自然是对外扩展的关键性因素，吐蕃在这个方向的交通干线，主要有两条，分别是“南诏之路”和“川西之路”。

“南诏之路”上的盟与叛

吐蕃通南诏国的道路一般认为存在两条：

其一、由芒康——德庆——铁桥——羊苴 [xié]咩城（南诏国都城，今云南大理以西）。

其二、是从察隅过大雪山，沿高黎贡山西侧的梅开恩江至永昌。

从吐蕃军事的扩张角度上说，直达南诏国都的第一条通道，无疑要重要很多，吐蕃也以此为东出的云南的主要路线。

“神川铁桥”一词，多次出现在汉、藏史料中，成了三国君主关注的焦点。

吐蕃王朝东进之时，唐、蕃两强争霸的局面已基本形成，而南诏国便成了唐蕃天平上最重要的砝码之一。南诏倒向任何一方，都将使其在云南、川西地区占据绝对优势。

六诏国

隋末唐初时期，洱海地区小国林立，互不役属，其中有六个实力较强的小国，史称“六诏”

其中，蒙舍诏在诸诏之南，故有“南诏”之名。正是在唐朝的扶持下，蒙舍诏势力不断壮大，吞并了其余五诏一统西洱河地区。

当时，南诏国大概率已经进入相对比较发达的农耕文明，从技术实力上说未见得低于吐蕃本土，极有可能尚高出半筹。

据《蛮书·名类第四》载:八世纪的南诏王阁罗凤一次就“徙二十余万户于永昌城（今云南保山）”，以每户五人计，20万户约有人口近百万。

因此，学者估算吐蕃王朝时期，鼎盛期间的南诏国（756至757年），起码有人口四、五百万。此人口基数也远多于，吐蕃本土能够承载的人口数量。（详见拙作《吐蕃王朝时期，东挡大唐、西拒大食，它究竟有多少人口？》）

另外，云南川西山川沟壑纵横的地理特点，也让大兵团作战极难展开，本地人对小路熟悉的优势被无限放大。这些都是南诏能够成为唐蕃间重要砝码的基础。

南诏初期一度曾为唐朝的盟友，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封南诏皮逻阁为台登郡王。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赐南诏王皮逻阁名为“蒙归义” ，封云南王。封王的原因恰恰是，“洱河诸部潜通犬戎（吐蕃），蒙归义率兵征讨有功。”

但从天宝初年开始，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在章仇兼琼（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剑南节度使）、张虔陀（云南太守）、李宓（剑南留后）、杨国忠等人的连续昏招下，爆发了两次天宝战争（十年、十三年）。

十几万唐军，在云南的群山间全军覆灭。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安史之乱爆发后，关中、川西无兵可调的窘境。

战争的爆发，也使南诏国彻底倒向了吐蕃，天宝十一年（752年），吐蕃册封阁逻凤为“赞普钟（意为赞普之弟）。

吐蕃与南诏约为“兄弟之国”，在吐蕃王朝二百年的历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一例，可见当时南诏国的重要性。

神川铁桥遗址

相比于唐与南诏渐行渐远，吐蕃经营西洱河地区的力度始终在加大。

大概在公元680年（唐高宗，永隆元年）左近，吐蕃修建了跨越金沙江的“神川铁桥”（今丽江市塔城乡），并在这座极具战略价值铁桥旁，设立了神川都督府。

公元704年（武周，长安四年）为稳定西洱河地区叛乱的局势，吐蕃赞普赤都松赞亲征“南蛮”，死于军中。

敦煌藏文历史文书中，对吐蕃经营南诏有详细的记载：

“兔年（公元703年）……冬，赞普赴羌地（六诏），并攻陷之。”

“龙年（公元704年）……冬，赞普赴蛮地主政期间升天。”

南诏倒向吐蕃后，整个川西的战争态势急剧恶化，唐蕃围绕着维州等地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反复争夺。（详见拙作《帝国嗜血系列之维州浮沉》）

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不堪忍受吐蕃沉重税赋和兵役的南诏再次倒向唐朝。 《资治通鉴》:“吐蕃每入寇，常以云南为前锋，赋敛重数，岁征兵助防，云南苦之。……云南王异牟寻献地图、土贡及吐蕃金印，请复号南诏”。

其实在入长安献图、纳印之前，南诏就已经和吐蕃撕破了脸。

此年正月，“南诏蛮异牟寻大破吐蕃于神川，斩断铁桥，大笼官以下投水死者以万计。使来献捷”。

神川铁桥陷落后，吐蕃退居纳川（今中甸附近）。其后，虽多次进攻均未能夺回神川铁桥。铁桥的陷落，标志着吐蕃逐渐退出对云南的争夺。

神川铁桥的兴废，代表着滇藏交流的兴衰。铁桥建成后，云南物资大量输入吐蕃，史料上可见南诏曾入贡特产，如铎鞘、浪川剑、生津、瑟瑟、牛黄、琥珀、白叠茂、纺丝、象牙、犀角，越赕[dǎn]马、统备甲马等物”。

同时，盐和茶也成了此路上的大宗货品，成就一段茶马古道的繁荣期。《云南志》记载：“大羊多从西羌、铁桥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将来博易”。

川西之路上的战与和

从吐蕃的国家战略上说，最有价值的无疑是青海。占据了青海吐谷浑故地后，东可威胁河陇，西可染指西域，成左右逢源之势。

但从以战养战的经济价值来看，河陇无疑是首选之地，其次便是富庶的四川盆地。

因此，东出川西，进袭巴蜀，始终都是吐蕃大战略方向。对此，唐朝也心知肚明，在川西屯驻重兵，严防死守。

用蜀地诗人陈子昂的话说：“且臣闻吐蕃揭虏，爱蜀之珍富，欲盗之游日矣，然其事不能举者，徙以山川阻绝隘不通，此其所以顿饿狼之喙[huì]，而不得窃食也。”

综合史料记载来看，吐蕃通剑南之路有十一条之多，但由于康区山岭耸持沟谷纵横，很多地名难以标定，古道所经之处弥漫不清。

但从其大致走向研判，其中有四条是通过云南入川西的。这四条通路曾多次成为，吐蕃联合南诏进逼剑南的行军路线。

另外，七条与川西直通，成了吐蕃联络川西诸羌，攻伐唐军的线路。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针队唐军的防御态势，进军路线通常无定。

总体上归纳，川西之路大略可分为南、北两个系统：

北面系统，主要从川西的松州（今松潘）、茂州（今茂县）、维州（今理县东北）、悉州（今黑水县附近）等地，沿西山而至吐蕃。

南面系统，主要是从雅州（今雅安）、黎州（今汉源县北）、巂[xī]州（今西昌）通往吐蕃的路。

南北两个道路系统，可粗略类比为今川藏公路的南北线（317、318国道）。

但不论南北哪一条线，横断山脉的路况都堪称天堑，吐蕃之所以能在此路上保持进攻态势，未见得是其机动能力有多领先（在川西谁的机动能力也好不到哪儿去），而是仰赖了川西诸羌的支持。

据学者们估算，整个川西地区的诸羌人口，约在五六十万的量级。

贞观二年（628年），唐庭曾设25个羁摩州管理。三年后，羁縻州数量增至32个，内附人口达到了三四十万之巨。

但贞观十二年（638年）八至九月爆发的松州之战，让川西诸羌获得了另一个选择。

在同宗同源的感召下，诸羌大量倒向吐蕃，成了进攻川西的前锋和后援。（“为吐蕃所臣，籍其兵为前驱”）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以吐蕃入寇，废十二州，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又废蚕、黎二州。肃宗时，西戎、西沧、乐容、归德等州皆内徙，余皆没于吐蕃”。

川西诸羌的向背之心，才是松州之战最大的影响。

否则，一场战损不过千数人的边境摩擦，又何能让两个大国熄兵偃战？

不过，和南诏情况非常类似。几十年后，川西诸羌也受不了，开始组团倒向唐朝，“内附……凡二十万人口”。

《旧唐书·韦皋传》：“皋又招抚西山羌女、诃陵、白狗、逋租、弱水、南王等八国酋长，入贡阙廷。”

正是凭借川西诸羌和南诏的协助，唐军在德宗晚期（贞元十七年，794年），打出了一系列漂亮的反击战，重创了吐蕃的川西部队。

逼得吐蕃赞普赤德松赞，在康、嘉戎和山南等地实行了“大料集”，每三户出一军卒，充实军队。（详见拙作《帝国嗜血——唐蕃转折之战》）

川西战局的逆转，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唐蕃最后一次会盟（长庆会盟），为两国人民迎来了和平的曙光。

吐蕃年年寻川西之路西来，压的剑南喘不过气。唐朝对此颇为不忿，曾两次准备溯江而上，给吐蕃来个黑虎掏心。

第一次是在武则天主政期间，侍御史王求礼给她出了一个馊主意，“征发梁（今陕西汉中）、凤（今陕西凤县）、巴（今四川巴中）州民众，从雅州（今四川雅安）开山通道，出击西羌，讨伐吐蕃。”

这个唐版318的计划一经提出，朝野震动，蜀地陈子昂上书力陈不可，“雅州诸羌从未叛唐，现在无罪而伐，是逼其反叛，投靠吐蕃。且吐蕃屡次攻伐蜀地，均未有突破，皆赖蜀地山高地险，今国家乃开其险，役其人，险开则便寇，人役则伤其财。若吐蕃趁机以诸羌为内应，则蜀地天险自破，蜀地必失。再者得西羌而不足已富天下，为此战却靡费甚多，届时国将因黩武而亡。”

第二次是在唐文宗太和四年（830年），李德裕刚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结果当年九月，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主动要求献城降唐。

数十年来，久攻不克的维州居然唾手而得，对李德裕可谓是惊天之喜。拿下维州后，他向朝廷上奏，从维州城“东北繇索丛岭而下二百里，地无险，走长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

为实现这个战略计划，他提出派羌兵三千人，烧毁吐蕃的十三桥，直捣吐蕃腹心，给吐蕃以致命的一击。

这时候，李德裕的死对头牛僧孺，站出来反对。

他主要说了两点意见，吐蕃疆域扶摇万里，丢了一个维州也动摇不了根本。（“吐蕃之境，四维万里，失一维州，未能损其势”）

另外，两国间已有盟约，相约罢兵休战，应守信为上。（“比来修好，约罢戍兵，中国御戎，守信为上”）

文宗皇帝听从了牛僧孺的意见，依照“长庆会盟”的协议内容，将维州归还了吐蕃，并遣返降将。倒霉的悉怛谋等人，在边境上被全部诛杀。（详见拙作《帝国嗜血——牛李党争与维州之惑》）

唐蕃自松州之战（638年）始，到维州之惑（830年）止，围绕川西之路勾心斗角了192年，足见其重要意义。

川西之路上，两国数十场大战固然残酷，但大规模的战争动员，也改善了道路交通环境。

四川地区的产品，也在马帮的銮铃声中，不断流入吐蕃。其中，最为吐蕃人青睐的便是茶叶和丝绸。

在藏史《汉藏史集》中，吐蕃赞普可以详细分辨产自寿州、顾诸、舒州、蓟门、昌明等地的茶叶品种，足见当时吐蕃茶饮之盛。

这些产自不同地区的茶叶，便极有可能是由川西之路或南诏之路输入的。

另外，取道蜀地入蕃，再转去天竺求法的僧人，虽没有唐蕃古道多，但在《法苑珠林》、《高僧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一切经音义》等书记载中，数量也颇为不少。

可见，吐蕃东出之路，既是战争之路，也是文化、商贸之路，同样也是友谊之路。

川西各族在吐蕃东扩的过程中，在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方面不断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你中有我、密不可分的血脉纽带。

参考书目：

《吐蕃与南诏交往略考》_田峰；

《吐蕃时期周边交通研究综述》_田峰；

《吐蕃南诏神川铁桥》_冯智；

《吐蕃入滇与滇藏交通的发展》_赵心愚；

《吐蕃入滇路线及时间考》_赵心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