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悦笛、赵强
中国人湍飞四溢的生活热情,数千年前就寄托在观花、赏花的活动中,但真正的插花艺术,也就是花道,却要到唐代以后才兴盛起来。
四时清供:花道的形式与意趣
据说,古人的插瓶花灵感来自于佛教“供花”仪式的启发。东汉时期译为汉文的《修行本起经》中说,佛出场的时候,“有一女持瓶盛华(花),佛放光明,照彻花瓶,变为琉璃”——花在佛教教义中寓意本心清净,不受尘俗玷染,用花供佛,可得“广大福报”、“急速证得涅槃”等“十功德”。最初的瓶花,也就是把供养佛的花放置在盛有清水的器皿中,以保持其鲜艳盛开之态。
《南史》记载,南朝齐晋安王萧子懋七岁时,母亲病危,请僧人来做道场祈福。有人献上莲花供佛,僧人们用铜罂盛水,把花茎浸在里面以防迅速枯萎。萧子懋见状,跪在佛前发愿说:“若使阿姨因此和盛,愿诸佛令华(化)竟斋不萎。”“阿姨”是庶出子弟对生母的称呼。据说萧子懋的虔诚感动了佛祖,佛事连续做了七天,莲花鲜艳如故,母亲的病也痊愈了。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魏晋时期的瓶花还很难说是“插花艺术”,一方面,瓶花是供佛之用,与中国固有的赏花、咏花传统还没有汇合;另一方面,此时的瓶花只是折取花枝,简单放置在器皿,没有人的才思、情致的注入。若要成为真正的“插花艺术”,须得满足两个条件:第一,瓶花走进凡俗人生、日常生活;第二,人把瓶花看作自己艺术构思、创作和审美欣赏的对象,将自身的生活追求和审美理想投射在花道上。
“插花艺术”要走进凡俗人生、日常生活
家家喜为俗,人人迷不悟
进入唐代以后,中国人的赏花热情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狂热地步,花道就形成于此时。根据史书记载,唐代社会风行赏花、观花,尤其嗜好牡丹,每年暮春,牡丹开放的时节,长安阖城老幼,不分男女,争相寻花、访花,“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白居易在一首《买花》诗中曾记述过这样的盛况:
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家家喜为俗,人人迷不悟。
买花自然是为了欣赏的方便,但如果百朵牡丹,价格竟然高达“五束素”(二十五匹绢),那就有些离谱了。但也就是为着欣赏的方便,最大可能地把花引入自己的日常生活、居室住所,才催生了种种花事。《开元天宝遗事》中曾记载过一种叫做“移春槛”的奇异发明:权相杨国忠的子弟们每到春天,就把各种奇花异草种植在栅栏中,下面用木板托起,装上轮子,走到哪儿都要拉着,以便随时观赏——看来,这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花车”了!
插花
当然,大多数人没有这等财力,只能选择将花枝折下,佩戴在身上,或插入瓶中,聊以尽兴。诗人杜牧有一年兴致冲冲,到长安城外的杏园春游,结果发现园中百花憔悴,不禁发牢骚说:“莫怪杏园憔悴去, 满城多少插花人。”这里说的“插花”,大概还是簪花、佩花之类。不过,同时代插瓶花的风气也兴盛起来。晚唐人罗虬写过一篇《花九锡》,对当时流行的插花艺术有简要的交待:
花九锡,亦须兰、蕙、梅、莲辈乃可批襟,若芙蓉、踯躅、望仙、山木、野草,直惟阿耳,尚锡之乎?
重顶帷(幛风)、金剪刀(剪折)、甘泉(浸)、玉缸(贮)、雕文台座(安置)、画图、翻曲、美醑(赏)、新诗(咏)。
我们在“文房之美”中说过,“九锡”是古代帝王专用的仪仗,一般指赐给功勋卓著的将相。《花九锡》与“文房之美”中提到的《驴九锡》、《毛颖传》等一样,也是游戏笔墨的文字。
不过,从中我们也能窥见唐代人插花的意趣和风尚:首先是对花的种类有所特定选择,只有兰花、蕙兰、梅花和莲花等才有资格入选;其次是花器精美华丽,如金剪刀、玉缸、雕文台座等折花、插花所用工具和器皿等,均是精心打造的。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插花不仅仅为了观赏、悦目,还要有雅歌、美酒相伴,结合绘画、音乐、诗歌等艺术形式进行综合性的欣赏和再创作——“花九锡”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由花、工具、器皿以及诗、书、画、酒、音乐等共同环绕起来的综合了生活和审美等要素的生活艺术空间。插花不再是简单地把花枝剪下、安放在器皿中,而是要充分发挥人的想象力、创造力,这就是花道的精髓所在。
品花有节
这一生活艺术空间一旦打开,就吸引了无数的幽人韵士致力于此。自唐以后,中经五代、两宋,一直到明清时期,瓶花一直都是深受文人墨客眷顾的案头清赏,花道的艺术不断丰富、升华,涌现出一大批专门的花道著作,较为著名的有张翊的《花经》、张谦德的《瓶花谱》、袁宏道的《瓶史》、屠本畯的《瓶史月表》等,而那些图绘生活闲情、闲事、闲赏的著作如《山家清供》、《清异录》、《遵生八笺》、《长物志》、《考槃余事》、《闲情偶寄》、《枕中秘》等,也无不将瓶花列入。花道的形式和意趣,也彰显于其中。综合这些著作,我们可以从品花、择器、制宜与清赏四个层面来理解花道。
品花
“品花”是花道的第一步。“品”就是品评、品第,评定花的级别高低。花道之品花,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是在各种不同的花之间进行甄别、评判。宋代张翊的《花经》中把七十多种花分成九品,如“一品”有兰、牡丹、荼蘼、睡香等,“二品”有琼花、蕙、岩桂、茉莉、含笑等……如此依次品第,品级越低,种类越多。这种品评方式就像是为人物封官赐爵,暗含着古人特定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判断。
我们所熟知的“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等,因为它们自身或是有浓烈的香气,或是生长于人迹难至的幽谷,或是外直中空,或是凌霜傲雪等自然习性,契合了古人对于“君子”之品行的期待和想象,在大多数的名花排行中位居前列。
而其他被目为下品的花,则要屈居“奴婢”之列,在插花时作为陪衬之物。如迎春花、瑞香花、山茶花为梅花之婢,玫瑰花、蔷薇花、木香花则供牡丹役使。制作瓶花时相间搭配,务求主次分明、浓淡相映,如此方能曲尽雅俗相谐之妙,不至流入孤俏凄清、曲高和寡的氛围。
赏花有德
其二是在同一种花内部进行品评。袁宏道《瓶史》中就在梅、海棠、牡丹、芍药、石榴、莲花、木犀、菊、腊梅等花中优中选优、拔其颖异,如梅当以“重叶绿花玉蝶百叶缃梅”为上,而“西府紫锦”则为海棠之冠……
在他看来,“色之绝者,蛾眉未免俯首;物之尤者,出乎其类”,如果天生丽质、倾城倾国的美人与艳冶俗媚的女子混淆莫辨,实在是暴殄天物!花亦如此,只有那些禀赋最细微、最敏感的艺术感觉的人,才能独具慧眼,使奇花异木不至于埋没在姹紫嫣红的花海中。
花开有四时之别,每种花中又有品第之高下。古人将这两种“品花”方式相结合,就能在四季之中,选择最恰当的时鲜花朵来制作瓶花,放置案头、观赏玩味。其用思之深,不可不谓之细密精妙!袁宏道就对其品第、择取之精不无得意,他说:
入春为梅、为海棠,夏为牡丹、为芍药、为石榴,秋为木犀、为莲、为菊,冬为腊梅。一室之内,旬香何粉,迭为宾客。
如此精益求精,何愁居室不美、生活不快!宋代词人张耒曾有一首咏瓶花诗说“摘梅花数枝插小瓶中,辄数日不谢,吟玩不足形,为小诗:疏梅插书瓶,洁白滋媚好。微香悠然起,鼻观默自了。秀色定可怜,仙姿宁解老。禅翁心土木,对此成磨恼。”——这是说作者本来已是土木形骸,不解人世趣味了,但数枝梅花摆放在书斋中后,红花绿萼与素雅白瓷交相映衬,幽香袭人,唤醒了他沉睡酗酒的视觉和嗅觉的敏感,以至于沉溺其中,欲罢不能!
择器
“择器”是选择插贮瓶花所用的器皿。唐人最初插瓶花,只取普通的瓶缸,并无专门的讲究。五代时,郭江洲发明了一种“占景盘”,在铜盘上铸成许多竖立的铜管,管口下端相连。把花插在铜管中,在铜盘中注水,可以保持花的娇艳,“十余日不败”。宋代以后,瓶花所用器皿更加讲究,多用古董或专门的瓷器,对花的品种、颜色以及摆放位置与器皿的搭配均有要求。
人将自身的生活追求和审美理想投射在花道上
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总结说,堂中插花,应该用汉代的铜壶、古尊或体积较大的古瓷器,应该摆放在高架两旁或几案之上,折花也必须选取较大的花枝;书斋中插花,则应该选用胆瓶、鹅颈瓶、花觚等体量较小的精致瓷器,折取痩巧之花,作为案头清供。此外,对于瓶、缸的颜色、样式等也有细致的区分,如“冬时插梅必须龙泉大瓶,象窑敞瓶,厚铜汉壶,高三四尺以上……砍大枝梅花插供,方快人意”。
“择器”之“器”,一端连接着花,另一端连接着居室,务求花、器与居室三者在形制、大小、高低、颜色等形式上错落有致、和谐统一,如诗如画,“得画家写生”之妙,富有“天趣”。这才是使人快意、快活的居家之美。
制宜
“制宜”是瓶花插贮、欣赏的方法和原则。花木及插贮的具体方法,在“品花”与“择器”中已经充分显示出来。然而要突破物质和形式的束缚而进入艺术创造和欣赏的层面,还需要更多的情感、心灵的介入,正所谓超乎器而进乎道的“清赏”境界。
清赏重在“赏”而追求“清”:“赏”是玩赏、把玩的过程,“清”则是玩赏、把玩所能企及的艺术境界。这就不是单一的物力、才情和趣味等所能达到的了,古人就常常感叹:
得胜花者,未必有胜地;得胜地者,未必有胜时;得胜时者,未必有胜情;得胜情者,未必有胜友。雕栏画栋,委巷村廛,非地也;凄风苦雨,炎昼晦夜,非时也;宦情生计,愁怀病体,非情也;高官富室,村妓俗人,非友也。具花情,然后择花友;偕花友,然后谋花地;定花地,然后候花时,庶几岁一遇之矣,然而不可必得矣。
如此说来,赏花竟也要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品味到清赏之乐。这当然是文人士大夫的优雅绝俗的情趣和品味。花、时、地、情、花友等,就是所谓的清赏之“宜”。
清赏
清赏之宜,分为人物之宜、时地之宜与赏鉴方式之宜。
所谓人物之宜,是说不同性情、趣味的人,适合不同的花木,如梅宜隐士、海棠宜韵客、牡丹和芍药宜靓妆少女、石榴宜艳色婢、木犀宜清慧可人的小家碧玉、莲宜娇媚万端的小妾、菊宜好古而有奇气之士、腊梅宜清瘦僧人等——这是将自身的人格理想与花的自然品格相融会而生成的审美趣味。
时地之宜是指对于不同的花而言,各有恰当的欣赏时机和场合,如冬天盛开的腊梅适合初雪、雪霁、暖房中把玩;春日绽放的温花适合在晴日、轻寒、华丽的高堂中观览;夏日开放的暑花应该在雨后、快风、木荫或竹下、水阁中看取;秋日的凉花,则须爽月、夕阳、空阶、苔径或古藤巉石边欣赏。
岁朝清供
而鉴赏方式之宜,则有所谓“香赏”、“酒赏”、“茗赏”等区分,也就是燃香赏花、品茶赏花与饮酒观歌舞赏花等。如陈继儒说牡丹芍药最适合佐以歌舞,而海棠桃李等则适合酒宴;韩熙载则认为对花焚香,妙不可言。
花道之妙,妙在拈花入瓶、执瓶入室,借着自然之美与人之艺术创造力的融合,来营构真实的、富于生机和活力的生活艺术空间。对于富贵人家、清雅士人而言,品花、择器、制宜与清赏自然是越精致、越考究,就越能凸显出人的品位和层次。而对于清贫百姓、市井小民而言,花木、花器虽然不能精益求精,但插花、赏花所能带来的快乐却也丝毫不差。
比如李渔曾经发明过一款“生花床帐”,就堪称市井小民之花道的经典。生花床制作简单,就是在床帐内架设托板,蒙以纱罗,然后摆放上时鲜花木,以求伴花入眠,花香入梦。睡在这样的床帐中,自然是“身非身也,蝶也,飞眠宿食尽在花间;人非人也,仙也,行起坐卧无非乐境。予尝于梦酣睡足、将觉未觉之时,忽嗅蜡梅之香,咽喉齿颊尽带幽芬,似从脏腑中出,不觉身轻欲举,谓此身必不复在人间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