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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国能够在战国时代率先崛起，跟一批文武贤才的任用大有关系。可是魏文侯的人事任命却让人看不明白：主持变法李悝和镇守西河的吴起都没能够得到魏文侯最高的礼遇。那魏文侯最看重的都是什么人，他又为什么要看重他们呢？
商鞅击虏魏卬的整整40年前，也就是公元前400年，秦国先君简公也曾起念伐魏，却被旁人劝住了：
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秦尝欲伐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
——《史记·魏世家》
不战而屈人之兵，魏国展现的强大震慑力让它在诸侯之中声名鹊起。而这个震慑力的核心正是荟萃于魏国的一批当世贤才。
和世卿世禄制普遍流行的春秋政治不同，战国诸侯为了增强政权的开放性，提高政治高层的决策水平，总要竭尽所能延揽四方翘楚。而人才的流向也因此成为国家或昌盛或没落的风向标。
《史记·魏世家》中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个饶有深意的故事：
魏文侯的太子魏击路过朝歌的时候偶遇文侯之师田子方。为了表示对国师的尊敬，太子击命令自己的车队靠边避让，甚至还亲自下车拜谒国师。可田子方呢，竟然礼都不回。或许是对田子方的傲慢有所不满，太子击问道：
“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
——《史记·魏世家》
田子方闻言，理直气壮地教育太子说：
“亦贫贱者骄人耳。夫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躧然，奈何其同之哉？”
——《史记·魏世家》
形势比人强。在战国时代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列强为了保全自己，不被对手吞灭，纷纷纡尊降贵，招贤纳士。而身负长才的游士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工作选择。凤凰非梧桐不栖，贤臣惟明主是事。一流的人才既然像凤毛麟角那样可遇而难求，他们也就自然有了“骄人”的资本。
听完田子方的这番教导，司马迁说，太子击“不怿而去”，《韩诗外传》则说太子击“再拜而退”。我个人觉得后一种记载或许更近于历史的真实。因为继魏文侯之后执掌魏国的太子击（也就是魏武侯）未见改变礼贤下士的成规，说明田子方的教训他是听进去了。
优秀的人才往往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选拔什么人才，对他们委以何任，这将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走向。可要是我们这样来审视战国初年的最强国魏国，魏文侯的抡才、任才却让人有些看不懂。
《史记·魏世家》里边儿有一段被后世史家称为“卜相”的文字。所谓“卜相”，是指魏文侯就任命宰相的人选向大臣征求意见。文侯当时提出了两位候选人，一是魏成子，一是翟璜。他们二位都以知人善任著称于世。
翟璜先后向魏文侯推荐了吴起、西门豹、乐羊、李悝和侯鲋五人。
这五人之中，吴起出任西河郡守，使秦人不敢东向以窥天下；西门豹治理邺城，政绩斐然，有口皆碑；乐羊统军远征，击灭中山，为魏国拓地数百里；而李悝则在乐羊的灭国行动之后成功地在中山故地建立起了魏国的有效统治。至于侯鲋，他虽然没有担任军政要职，却是太子魏击的老师，担负着教育嗣君的重任。
和翟璜类似，魏成子也向魏文侯推荐了三个人：卜子夏、田子方和段干木。对他们三位，文侯敬重非常，甚至不敢待之以臣礼。《吕氏春秋》上说：
魏文侯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
——《吕氏春秋·察贤篇》
因为魏成子推荐的三位人才受到的礼遇高于翟璜所推荐的五人，所以李悝断言魏成子一定会拜相。
可是，我们如果仔细分析魏文侯对这两拨人才的任用，就会发现这么一个奇怪的现象：
从学术背景上说，魏成子向文侯推荐的都是清一色的儒家人物。子夏是孔子的弟子，而田子方和段干木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段干木师事子夏，田子方师事子贡）。
这三位儒家学者享受了了魏文侯最高的礼遇，但他们却没在魏国担任任何行政职务，当然也就谈不上政绩。反观翟璜推荐的五人，学术背景比较驳杂。
今天为学术界所公认的，吴起隶于兵家，李悝归入法家。这些人或谋政中央，或治理地方。魏国的崛起离不开他们的贡献，可在魏文侯的眼里，他们就是要比子夏诸人低那么一等。这又是为什么呢？
从政治主张和学术专长来看，进入战国之后，儒家的用武之地似乎是越来越小了。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说：
儒者本务知礼，而礼终不可行。学术随世风而变。则进取者急功利而明法，李克（即李悝）、吴起、商鞅其选也。
——《国史大纲》
儒学的核心在于讲“礼”。所谓礼，也就是自西周传承下来的一整套贵族阶级的生活方式。它的范围囊括极广，大到国际秩序的建构原则，小到个人生活的行为规范，都在“礼”的内涵之中。周平王东迁洛邑后，王室的权威日益衰落。
失去了天子权威的支持，周礼也逐渐呈现出隳坏之势。正是在历史由治世走向乱世的时候，孔子勇敢地了站出来，开创儒学，批评“礼崩乐坏”，倡导“克己复礼”，希望能维系住摇摇欲坠的周礼，不致令天下国家陷入一场毫无秩序的大混乱。
虽然孔子终其一生都没能实现重建周公治世的伟大理想，但他所开创的儒家学说对春秋时代的大小诸侯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因为春秋政治的主旋律乃是“争霸”，也就是由新兴的诸侯强国代替周天子主盟诸侯，维护西周封建的基本格局。
对主盟的霸主来说，周礼是他主导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的法理依据，而对加盟的小国来说，周礼则是他们对抗强国兼并，维护自身安全的“誓书铁卷”。只要周礼仍在发挥作用，倡礼的儒家就必然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因此我们看到，无论孔门弟子所擅长的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之中的哪一项工作，孔子总是要求他们在这些事务性工作中秉承、发扬周礼的精神。《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说：
季康子问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赋。仁则吾不知也。”复问：“子路仁乎？”孔子对曰：“如求。”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冉求和子路都是“孔门四科”之中“政事”科的杰出弟子。从鲁国正卿季康子的问话看，冉求、子路的政经长材是被鲁国执政认可的。可执政认可，孔子不认可。在孔子看来，这两位治民理财的行家里手还达不到对 “礼”的深刻领悟。
这正是孔子学说与历史发展的矛盾之处。
随着时代的推移，周礼的观念正被逐渐解构，周礼的作用正被逐渐弱化。进入战国，“争霸”已经成为故纸堆里的陈迹。随着“兼并”时代的来临，大国列强的直接搏杀将毫不留情地冲垮周礼的最后一点形骸。
为了适应残酷的竞争形势，各国诸侯所需要的正是孔子所看不上的这类人才：他们有富国强兵之术，却没有对周礼的向往与憧憬。
于是乎我们看到，李悝、吴起这样的儒家后学（李悝曾经拜师子夏，而吴起则是曾子的弟子）索性抛弃了“周礼”，转而研法、研兵，上为诸侯力政争强，下为个人名利双收。法家、兵家纷纷崛起，儒家已成没落之势。还坚持传播孔子学说的子夏这时定居在魏国的西河。
孔子生前曾对他谆谆告诫：
“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论语·雍也》
钱穆先生说，孔子口中的所谓“小人儒”，无外乎两种理解，一是溺情典籍，而心忘世道；二是专务训诂章句，而忽于义理（见《论语新解》）。无论作哪种理解，都说明孔子最担心的是他一生倡导的周礼最后会沦为学者们在书斋里讨论的历史概念，而不再是国家和社会运行的现实规则。
不幸，从子夏教授河西的经历看，孔子最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这不是子夏的无能，而是历史已经翻过了书写周礼的那一页。人再强，犟不过命。
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说：
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禹贡九州岛，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纳职焉。汤武承獘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
而稍陵迟衰微，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以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
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以至于秦，卒并海内。
——《史记·平准书》
齐用管仲，首霸于春秋；魏用李悝，崛起于战国。法家之学在富国强兵这点上要比儒学来得更有效，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可魏文侯却为什么偏偏与时代潮流逆向而行，抬举被时代边缘化的子夏，让他压过李悝、吴起一头呢？
参考文献：
范祥雍《战国策笺证》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杨宽《战国史》
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
钱穆《国史大纲》
钱穆《论语新解》
陈其猷《吕氏春秋新校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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