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源起于娱乐需求，本属音乐文学，其产生适应了市井需要，是城市经济发展的结果，与中国传统诗歌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子，自然也不涉及比兴寄托等诗歌所特有的传统。后蜀赵崇祚所编的《花间集》，是中国最早的文人词总集，是研究词之发展的重要资料。在《花间集》选录的18位词人中，温庭筠居首位，是为"花间鼻祖"，其风格浓艳绵密，多写闺阁女子，开创"词为艳科"的传统。从此之后，词在很长一段时间都研习"艳科"传统，极少如诗歌一般"言志"。因此，温庭筠的词作也一向被视作简单的代言体，即想象女子的微妙心理，描摹女性的姿态、动作以表达一种或闺怨或伤春的情思，配合音乐演唱，适应娱乐需要。
然而随着词的不断发展变化，尤其是词的音乐性的逐渐丧失，诗词原本所具的分明界限渐渐模糊，尤其是苏轼"以诗为词"的理论提倡和大量的实践创作，再继以辛词直接而深刻地表现人生，词也开始具有了诗的品格，也可以"言志"。清代张惠言与张琦合编《词选》，选词讲比兴寄托，在他看来，温庭筠的词并非单纯表现闺思艳情，而是有深意寄托于其中，如他的《菩萨蛮》，是"感士不遇之作也"，其中有"《离骚》'初服'之意。"这一观点对词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既有附和，亦有反对。以周济为代表的支持者意在提高词的地位，尊词体，挽浙派之流弊。批评者坚持"词为艳科"传统，严守诗词界限，认同词"别是一家"，自然反对这种"以诗为词"的路径，如王国维就在《人间词话》中说温庭筠词作无甚命意，批评张惠言的"深文罗织"。双方各有道理，那么温词究竟是否有寄托呢？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讲求知人论世，了解人物生平，有助于研究者做出基本判断。史料记载，温庭筠屡试不第，长期被贬抑，终生不得志。这为他在词中"言志"提供了可能性。毕竟不得志而转于在文学作品中表达情志，是自《离骚》以来的比兴寄托传统，若温庭筠仕途顺遂，是不必于词中以寄托来寻求慰藉的，自然也不存在温词的比兴寄托说。而温庭筠仕途不顺，终身潦倒，其欲仕不得的心思有意无意地渗透进词中，是很能说得通的。
其次，温词寄托说自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与他的词作内容相联系的。如其代表作《菩萨蛮》：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
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
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此词描写了一个容貌秀丽的闺中女子起床梳洗的一系列动作，描摹了女子倦懒娇柔的形态，含蓄细腻地刻画了她寂寞孤独的的内心。读来分明是单纯的描摹女性，并不见何处比兴，何处寄托。但具体看来，"娥眉"不免让人想起《离骚》：屈原在《离骚》中建立起一个系统的比兴寄托体系，以美人喻忠臣和品性高洁之人，以香草喻品性之高洁，"众女嫉余之蛾眉兮"中的"娥眉"，作为美人的突出特征，自然也是含了高洁品性的意思。因此，随着《离骚》传统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确立，《菩萨蛮》中的娥眉，不免也让读者自然联想到比兴寄托上去。这样一想，"懒起"表面上看是无情郎欣赏，实则很可能暗含了作者于政治上未得赏识的心态。尾句的"双双金鹧鸪"，也很可能是含蓄表达了作者仕途不得志的孤独苦闷。《离骚》有"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之句，以志不得施转而专注自身外貌着装的修饰，《菩萨蛮》中对女子懒起梳洗的描写也暗合了这个意思，因此张惠言称："'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整首词像是作者的含蓄自白，以寂寞的闺中女子暗喻无人赏识的自己，将自己的情志寄托于此中。温词的寄托说便是由此而来。
再者，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此问题又有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新角度。以上前两条是必须结合在一起看的，若没仕途不顺，自无将不得志之意寄托于词中的道理；而这第三条却可以独自成立——读者从"娥眉"、"懒起"和"双双金鹧鸪"中读出了"士不遇"和"《离骚》'初服'之意"，那这首词就有了这样的阐释路径，不必管原作者是否真有此意。中华诗词流传几千年，本就有误读的存在，但并不有损经典的价值，甚至有的还重建了某些作品的价值。从这个角度说温词存在比兴寄托，亦是有其合理性的。清人谭献在《复堂词录序》中说："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实际上即提到了中国古典诗歌中"误读"的合理性。这样说来，说温庭筠部分词作有寄托，自然是可以成立的。
综上，温词很可能存在寄托。但读者也应当明白，即便温词存在寄托，也并非他的所有词作都属寄托之作，词在当时毕竟与专注"言志"的诗不同，温词中存在寄托的词也只是少数，因此不可牵强附会，把一些读来明显没有寄托之意的词作硬归为寄托之词，犯了"深文罗织"之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