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43年2月11日魏徵病死,李世民非常伤心,并为此废朝五天。追赠魏徵为司空、相州都督,谥号“文贞”。
根据古代谥法,文臣去世后的谥号等级分别是文正、文贞、文成、文忠等等。
在宋朝之前,文官最高的谥号就是文贞。所以魏征获得了一个文臣所能得到的最高等级。
“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论夏竦谥状》宋·司马光)
同年二月,李世民命阎立本画二十四功臣像置入凌烟阁,魏徵位列第四。这个排名超过房玄龄、高士廉、公尉迟敬德等人,也是相当靠前的。
同时,李世民追思魏征所说的一席话,“用铜镜可以端正自己的衣冠,以古史作为镜子,可以知晓兴衰更替,以人作为镜子,可以看清得失。我经常用这样的方式防止自己犯错,但现在魏徵去世,我少了一面镜子。”更是把他抬到不可或缺的重要地步。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旧唐书·魏徵传》)
魏征在九泉之下,应该心满意足了吧。但是这种清净没有保持多久,在九泉之下的魏征无法清净了,为何?
原来,李世民突然下令,将魏征的墓碑砸掉!
并且还是李世民亲自动手砸的。这还不算完,把已经答应魏征长子魏叔玉,和衡山公主之间的婚约,也给随即取消了。
时间不长,为何李世民的态度简直是判若两人?是李世民发神经?看看也不像。那么,到底是什么事,引起皇帝竟发了雷霆之怒?
原来魏征在病危之际,将这些年来给李世民提过的意见,重新梳理了一遍,郑重地交给史官褚遂良,以备参考。
褚遂良一看,这些东西条理清晰、内容翔实。如某年某月某日,魏征提了某条意见,李世民不愿意,被魏征强制采纳;又如某年某月某日,李世民想出去放松放松,受到魏征的一顿严厉批评,方才醒悟,不再玩物丧志。
这简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遂用心的保管起来。
此事后来传到李世民的耳中,正是魏征泄露宫事,戳了李世民的肺管子,才引起死后受辱的直接原因。
对魏征在任职期间的许多谏言、谏书、谏条,李世民并非发自内心的喜欢和接受,这其实就是李世民的一种政治姿态和做秀手段。他要以对魏征的容纳,来衬托自己是开明君主的政治形象罢了。
魏征这边呢?他的定位也出现偏差,忘记了自己与李世民之间并非好友、战友和有着正常感情基础的君臣关系,而曾经都想置对方于死地的政敌。
尽管他的许多君臣理论和治国理念十分的高明,但主子就是主子,奴才就是奴才,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使李世民积怨旷久,而最后导致死后受辱,这是一个深层原因。
我们再反观唐朝的另一位宰相,看看他的做法。
马周在临死前,让家人把他十几年来给皇帝的奏折都翻出来,拿着蜡烛,亲自将奏折一把火通通烧光。
家人不解其意,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春秋时的管仲、晏婴经常数落国君的过错,显得自己很伟大,还让史官都记录下来,让自己千古留名。这样的事我不做。”
这就是马周的高明之处。
这么一比较,在外人看来,魏征明显有沽名钓誉之嫌。
这恰恰是李世民所不能容忍的地方。
但是为何过了不久,又亲自下令,将魏征的墓碑,给恢复成原状了呢?
这里头的道道多了。此举更显示出李世民的帝王术已经炉火纯青,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是出类拔萃的。
公元644年七月,李世民东征高句丽。大军攻下高句丽十余城,死伤五万以上,被俘七万以上,缴获高句丽的马匹、铠甲、兵器不计其数,已严重削弱了高句丽的国力。
所以,这次远征,虽然没有取得预想中的完胜,但至少应该说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不过作为“天可汗”的李世民来说,东征时候信誓旦旦,结果却灰溜溜的回来了。他对自我的要求比较高,所以还是觉得有些颜面扫地。
回来后和就李靖探讨最后失败的原因,李靖仔细分析了当时的战况,指出最重大的失误是没有采纳江夏王李道宗的建议。
当时李道宗给李世民建议,自己带5000精兵,绕过这些城市,直接奔袭平壤。但这一奇袭计划被李世民当即否定了。
这些手下人都惧怕皇帝的威严,一旦建议被拒,便不敢再坚持己见。
所以,总结经验后,李世民若有所思的说出:“如果魏征在,决不会让我有今天”这句深刻反省的话。
他一边承认错误,一边又下令,重修魏征的墓碑,并且让魏征的儿子承袭了国公的爵位。李世民的真正用意是重塑了自己纳谏惜臣的形象。
当年发生的玄武门事件,让李世民在道德上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他逼父让位、杀死兄弟、侄子、纳室弟媳的种种污名,日后都要通过恰当的方式来漂白。
魏征,是当年太子李建成集团中的重要人物,李建成死后才被李世民所重用。
李世民这种做法,就是用行动在向世人证明,连魏征这种想置我于死地的人,我李世民都能容忍重用,又怎么能忍心杀死自己的同胞兄弟呢,实在是我的这二位兄弟做事太绝,天殊当死。
这样,李世民就从心理上摆脱了道德的谴责。
那魏征也不是白给的,他通过对李世民貌似死谏的做法,在向世人证明,不是我魏征反复无常侍奉多主,实在是我以前的主子昏聩玩愚,非我魏征不循臣道。
俩人是一个明君,一个是诤臣,但根本上都是高明的政治家。所以这种双簧的方式,俩人都得到自己想要的名声,口碑。
魏征的建言的确弥足珍贵。正因为他的以死相谏,才让李世民减少了许多的失误。
李世民是个十分珍惜自己羽毛的帝王。玄武门事件发生后,他怕史官的记载和自己的想法相违背,公元640年,在李世民一再要求下,“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
也就是说,在李世民授意下,史官们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时,费尽笔墨地描写李世民在武德年间的功劳,竭力抹杀太子李建成的成绩,降低高祖李渊的作用。
进一步把太原起兵的密谋,描绘成李世民精心策划,而高祖则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
这样,李世民便是开创李唐王业的首功之人。皇位本来就应该是他的,李渊退位后也就理应由他继承皇位,因此,李世民登上皇位便显得水到渠成了。
最后把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之变”,给描写成了“安社稷,利万民”的大义行为,从而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
所以,看到这里大家都应该明白了,李世民之所以最后权衡利弊,又给魏征修碑,更有了一层深意。
魏征既然把这些谏言都整理清楚,已经交给了史官,那史官肯定会如实记录的。
自己一生气砸了他的墓碑,是当时的冲动之举。如果这个砸碑事件被史官忠实的记录在史书上,自己可真的就遗臭万年了。
不光如此,此前关于玄武门事件的所有行为,也会让后人产生猜疑,这显然是得不偿失的买卖。
一个帝王连这些肚量都没有,岂不显得自己小肚鸡肠?罢,罢,小不忍则乱大谋。还是给魏征把墓碑修好吧,这样既成全了他,更重要的是完美了自己的形象。
于是魏征的墓穴,又恢复到以前的原貌;于是又恢复了以前的待遇;于是李世民依然如故的还是一个伟大的明君。
参考资料:
《旧唐书·刘仁轨传》后晋·刘昫
《新唐书》)宋·宋祁
《资治通鉴》宋·司马光
老衲侃春秋严正声明:原创作品,禁止非法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