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敦煌的人都知道上世纪初莫高窟那场浩劫，知道那场浩劫的人都知道斯坦因和王道士。因为前者是进行大规模盗宝的第一人，后者则是贯穿这场国际性大劫掠的主角。王道士作古已久，对他的骂声却从未间断过，人们大多将他视作贪财、愚昧、卖国之徒，甚至斥之“遗臭万年”。王道士生前一直担心会遭世人唾骂，如今还是应验了。
对王道士不公的是：怨恨他，责骂他的人们未必尽知他曾对藏经和莫高窟作过的努力，未必尽知斯坦因和他的助手蒋师爷（蒋孝琬）是怎样用尽学者的智慧与王道士周旋，也未必会联想到动荡的清政府已无暇顾及前人留下的珍贵的文化遗产。
大约在1898年，王道士只身从陕西来到荒废已久的莫高窟，作为一个虔诚的信徒，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对业已倾颓的庙宇（即藏经洞）的修复工作中，力图使它恢复昔日的辉煌。当时坍塌的物什堵塞了通向洞窟的通道，洞窟也被流沙覆盖了相当一部分，清除流沙和修缮庙宇是艰辛的工作，王道士和两个助手干了两年才把流沙清除干净，而庙宇修缮的费用则全靠王道士四处化缘募集。他曾向蒋师爷展示过募捐的账本，一笔笔记得非常仔细，他将全部募捐所得都用于修缮庙宇，个人从未得到里面的一分一银。尽管王道士修复的壁画、塑像粗糙而拙劣，然而就他所作的努力而言，他至少是仔细而虔诚的，并非贪财之徒。
诚然，王道士对中国传统文化一无所知，他仅仅知道经卷是极珍贵的东西，却无从取舍它们各自价值的大小，更谈不上阅读和加以整理分类。但王道士又是个极执着于信仰的人，尤其崇拜玄奘。这两点都被同是玄奘崇拜者的斯坦因很好地利用了。斯坦因在交谈中多次以玄奘来吸引王道士，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是如何沿着玄奘的足迹去翻山越岭地追寻当年的圣迹，加上蒋师爷不失时机的补充，起初警觉而固执的王道士逐渐放松了对斯坦因的戒备，终于取出了小部分经卷供斯坦因翻阅。斯坦因最终的目的是将经卷运至英国，在翻阅了一定数量的藏经后，他再次与王道士进行了长谈。他声称这些经卷可能与玄奘到印度朝圣的活动有关，是玄奘的在天之灵让他来取这批藏经和其他圣物，而这些藏品又是由另一个玄奘的崇拜者王道士保存着。蒋师爷则劝王道士说，玄奘让他发现这批藏经的目的正是将它们运至佛教古老的故乡（指印度）进行研究，而非继续封存于此。再加上斯坦因前后多次提供在当时数量相对可观的捐赠作修缮庙宇之用，王道士终于不可避免地动摇了。尽管斯坦因等人在我们眼里是疯狂的掠夺者，但与当时腐败蛮横的清政府相比，王道士自然对他们生出几分好感，也最终促成了伯希和、鄂登堡、华尔纳等人的满载而归。
王道士有罪，但不至于“千古”，至少他对藏经始终怀有虔诚之心，相比之下清末的那些腐败官吏更令人着恼。藏经洞刚发现时，王道士曾向兰州府衙送去一批佛经，但官府毫无兴趣，既没有对经卷的安置作出任何安排，也没有褒奖王道士修缮庙宇的功劳，只是令他就地保管。直到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展出了从莫高窟掠夺的部分经卷，此举引起了朝中饱学之士的注意，清政府方下令藏经全部运抵北京，但此时经卷已经所剩无几了。在运输过程中，由于保护工作的疏忽和各级官员的层层扣押，大量藏经失散各地，它们的去向也只有天晓得了。更荒诞的是，不少官吏在扣押经卷后为了交账，竟将经卷一割为二甚至撕作十几段以充数，这种损失比斯坦因等人的掠夺更让人痛惜，因为前者毕竟善待了藏经，而这些贪官污吏的野蛮之举却第一次亵渎了藏经的尊严。
在斯坦因眼里，王道士是个“虔诚、无知又很执着的复杂的人”。乱世成就英雄也制造罪人，也许我们应该这样看待莫高窟的浩劫：没落的清王朝造就了一片文化沙漠；信仰的衰落导致了莫高窟的荒芜；王道士的无知加速了斯坦因等人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