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余秋雨口中有罪的王道士，但我想，那个时代的锅不该他一人背

在余秋雨的书籍《文化苦旅》中，第一篇文章就是说敦煌文物的流亡海外一事的。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时的我，一直在想，这位王道士究竟是谁，为何会做出如此可恶的事情。但当我选择去了解王道士的时候，我发现，这个锅不应该王道士一人背。即便他是作家眼中“有罪”的人，但我想，王道士这个人其实不应该被如此的骂的。

年轻时的王道士，也是一个穷苦人家出身的百姓，为了活命，他是辗转各处求生。也曾当过兵，进入清朝的军队当中，穿了一身带着“勇”字的衣服。但是，后来他离开军队，成为了道士，更是去到了新疆远游。他在新疆的敦煌窟中生活，却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密室，找寻之后，看到的是诸多藏经洞文物。

这些文物被发现之后，曾有过这样几个外国人到访，从王道士的手中带走了很多的经书和佛画等各种文物。这其中，有英国的斯坦因，日本的吉川小一郎，还有法国的伯希和。他们手中的文物都是经由王道士而带走的。因为这一事，王道士承担了无数人的怒骂以及不解，他们骂王道士是文化贼，但却不知道，王道士为了保护敦煌文物，究竟做过了多少的努力。

他明白这等经书的重要性，所以，他步行五十里到了县城，找到县令，上承了两卷经书。可偏偏，这县令不过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这样珍贵的东西到了他的手中，成为了废纸。后来，这个县城有来了一位懂得金石学的下令，王道士又去了。这个县令倒是去敦煌了，但是视察了一番，带走了几卷经书，就又离开了，还让王道士好好看管着。

县令一点事都不顶，王道士还是不甘心，他选择带着经书去寻找当时肃州的管事人。只身一人，单枪匹马，在那个年代，王道士是艰辛的，但他还是去了。可是，在那里的人看到经书，只有一句话的评论，那就是书法还没我好呢！就这样，从他发现敦煌文物的光绪二十五年，到1904年，王道士都没有找到可以托付文物的官府。努力了七年却没人愿意重视经书，让王道士很难过。

后来，斯坦因来了，他带走了经书，并且在世界上宣传，于是，清政府知道这个的重要性了。他们开始清点文物，并且要把它们运到北京保管。但事实上，这一场运输才是这些文物遭受到了最大的磨难。从敦煌一路往京城走去，基本上是每到一个地方，经书就要被留下一些。可以说，敦煌文物被迫流亡，罪魁祸首并非王道士。

在斯坦因的书籍中，他记录过王道士的一些言论，王道士和他谈起经书运往北京被盗窃的事情，非常难过，觉得还不如就给了斯坦因呢！王道士的话看似不中听，但我们都知道，这就是事实。所以，你还能说，敦煌文物流失，是王道士之责吗？我想，这是时代的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