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中国的文学发展上，有哪些贡献呢？
王国维走上文学道路，是从喜欢哲学起步的。
1901年秋，24岁的王国维赴日本留学，在东京物理学校学习。
好像，理工科，对王国维来说没啥吸引力。而且，沉重的课程压力，使他本就羸弱的身体扛不住了。于是，一年后，他不得不回国养病。
日本的“一年游”也不是毫无收获。日语长进不少，同时他还在学英语。最大的收获，就是通过田冈佐代治的文章，知道了德国哲学家康德、叔本华和尼采。
回国后，他在上海南洋公学当办事员。这所学校，是上海交大的前身。后来，他又到通州师范学校任实习教员。
这期间，在一个叫藤田丰八的日本人指导下，王国维边学英文，边学哲学。康德等人著作都是德语，他就又开始学习德文。
王国维似乎很有语言天分，学得很快。更关键的，是他有超人的毅力。
不过，康德的书过于艰涩，让王国维吃了不少苦头。叔本华和尼采的书，相对比较易懂。而且，他们的书里，讲文学文艺的内容，多于讲真正的哲学。美学思想，王国维受康德的影响不小；其他文学理论，很多是受到了后俩人的启发。
王国维曾在日记里写道：“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于从事于哲学。”这是一副准备要一辈子献身哲学的样子。
1904年，王国维第一个把叔本华和尼采介绍进了中国。他说，这“二大伟人”的学说，有益于“破坏旧文化而创造新文化”。
然而，理想太丰满，现实又太骨感。经过26-29岁这三年的光阴，王国维反悔了。他发现，叔本华和尼采，反倒令他陷入了更深的苦闷。他说——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而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误谬。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
于是，王国维的兴趣，迅速转向了文学。他在中国的文化界，烧了“三把火”。
“第一把火”，是《红楼梦评论》。
这个《评论》，有两个最明显的特点——第一，从中不难见到作者受到的叔本华思想影响的痕迹；第二，将前人对《红楼梦》的研究，几乎都立马抛在了身后。
18世纪中期，也就是《红楼梦》作者应该还在世的时候，其手抄本即已在坊间流传。19世纪初有一首《竹枝词》说：“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清末的外交官黄遵宪曾对外国人夸口，说“《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
脂砚斋主，被认为是第一个，也是与作者熟稔的《红楼梦》研究者和评论家。后来，有以随感评论的；有以诗词评论的；有以索引评论的，虽然出了王梦阮、沈瓶庵、蔡孑民、邓狂言、袁枚、周春等一些列著名研究者，但纵览之下，谁也没跳出对作者、主题、人物、情节的揣摩、推测、分析和争执的窠臼。
王国维则不同，他首次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对《红楼梦这部著作进行了分析。
《红楼梦评论》分为五章——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第五章，余论。
著名学者叶嘉莹有一本专著——《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书中，用了很大篇幅来评介王氏的《红楼梦评论》，对此文的积极意义和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但也客观地分析了不足之处的原因。她说——
静安（注：王国维的字）先生之治学，向以谨严著称。然而在《红楼梦)评论》一文中，他却有着许多立论不够周密的地方。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主要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数点：其一，就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而言，在光绪三十年的时代，中国既未曾有过像这样具有理论系统的著作，更未曾有人尝试过把西方哲学用之于中国的文学批评。静安先生此文是在他所拓垦的洪荒的土地上建造起来的第一个建筑物，所以既发现了叔本华哲学与《红楼梦》所表现的某些思想有一点暗合之处，便掌握住这一根可以作为栋梁的现成材料，搭盖起他的第一座建筑来，而未暇于其质地及尺寸是否完全适合作详细的考虑。这种由拓荒尝试而造成的失误，当然是使得《〈红楼梦)评论》一文立论不够周密的第一个原因。其二，由于静安先生之性格及心态，与叔本华的悲观哲学及《红楼梦》中悲剧的人生经验，都有着许多暗合之处，因此他对于叔本华的哲学和《红楼梦)这部小说，遂不免都有着过多的偏爱。
她说，“才智杰出之士，虽偶然可以突破环境之限制，在作品中表现出对人世更为深广的观察和体会,但终究也仍不会真正超过历史的限度。”
这个评价，十分的准确且中肯。况且，无论如何，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始开了“新红学”的滥觞。
“第二把火”，是《人间词话》。
自小，王国维即喜爱诗词，也填写了不少。随着年长，这个爱好反倒愈甚。
对自己的诗词水平，他颇为自负。曾说：
“近年嗜好之移于文学，亦有由焉，则填词之成功是也。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阙，然自宋以后，除一二人之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口气真的蛮大。
1906年，王氏发表了《人间词.甲稿》。翌年，又发表《人间词.乙稿》。以“人间”之谓名之，阐明了作者对诗词和人生关系的看法。
至1909年，他共发表六十四则，结集为《人间词话》。
这部著作，也有两个明显特点——第一，其中集中体现了他受到的康德美学思想，也包括叔本华观点的影响。王国维在把康德介绍进中国的同时，着重介绍了其美学思想。实际上，这样的美学观照，已经在他的著述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第二，尽管如此，王国维还是首次在中国，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美学理论体系。
概括地说，王氏的美学理论，论述了“古雅说”、“游戏说”、“天才说”和“境界说”。
这其中，“境界说”是其理论体系的核心。他提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优美”和“宏壮”、“隔”和“不隔”等几对美学范畴，构建了一个清晰、自洽的体系。所谓“境界”，按照王国维的意思，就是要逼出一个“真”字——“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境界说”，是王国维美学之根本；求“真”，则为其理论之点睛。
王氏的这一理论，对后世影响奇大。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等等现代美学大家，多少都受其影响。王氏的《人间词话》又几乎是所有大学中文院系的必修课。
几年前，清华大学的罗钢教授，写了一本《传统的幻象——跨文化语境中的王国维诗学》。一反传统对王氏“意境说”的理解，将王国维放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历史环境下予以解读，从而更具新意。
罗钢教授认为，王国维在写《人间词话》的几年间，正处于个人思想的急剧变化过程之中——一方面，接受了康德、叔本华的美学思想；一方面，又想独立建立中国的美学体系。但是，总体上，其西方哲学的烙印还是过于明显。然而在这之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认为照搬西方的思想体系，对于改变中国是无益的。
有兴趣者，不妨看看罗钢的这本书，可能会很有启发。
“第三把火”，是《宋元戏剧考》。
戏剧，在中国源远流长。但在过去，人们会把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对于戏剧，掌握文化话语权的士大夫们，一般都会选择无语，甚至蔑视，认为这是“下里巴人”一类的坊间文化。
当然，宋元明以来，也有一些学者，如钟嗣成、徐渭、王骥德、李渔、焦循等，有过关于戏剧的记述，但也没留下专门的著作。
王国维很早就喜欢戏剧，且认为很值得研究。从1908年起，他陆续发表了：《曲录》、《戏曲考源》、《录鬼簿校注》、《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曲余谈》、《古剧脚色考》、《曲调源流表》等文章。1912年，完成了《宋元戏曲考》。这是原名，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改为《宋元戏剧史》。
这部著作仍然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为后人留下了差一点儿就可能湮灭的珍贵文化史料；第二，充分证明了戏剧是中国文化当中不可或缺而且十分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分十六个部分，书后附有“元戏曲家小传”——
一，上古至五代之戏剧；二，宋之滑稽戏；三，宋之小说杂戏；四，宋之乐曲；五，宋官本杂剧段数；六，金院本名目；七，古剧之结构；八；元杂剧之渊源；九，元剧之时地；十，元剧之存亡；十一，元剧之结构；十二，元剧之文章；十三，元院本；十四，南戏之渊源及时代；十五；元南戏之文章；十六，余论。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说——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而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沈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
王国维在这方面的研究，仍然下的是笨功夫——首先，搜集史上戏曲作品目录，据此调查其作者生平。其次，考察戏剧起源和流变。究竟付出了多少劳动，已不为外人所知。但给后人留下了极珍贵的戏曲史料。作者之中的很多观点，也非常之精辟。鉴于篇幅，不多赘述。
所以，1921年，郭沫若第一次读到这本书。他马上认为，《宋元戏曲考》“是有价值的一部好书”。他说，这部书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
鲁迅给曹靖华写信，推荐有关中国文学史的读物，其中也有这本书。
王国维在上海
凭借这“三把火”，王国维这个“文学青年”，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本人，却在1912年。之后，再次转型，专心致志去研究古文字和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