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写植物的古诗词不少，但描写对象最常见的也就那么几种，其中就属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出现的频率最高。古代文人士大夫们不仅亲手栽植，还写诗赞美它们，画画品鉴它们。

林逋曾为梅花钟情一生

比如清代著名文学家郑板桥就非常喜欢画竹子，苏轼更是爱得如痴如醉，甚至还说过这样的话——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陶渊明则非常喜欢菊花，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这样的佳句；

屈原则是对兰花情有独钟，“余既滋兰之九畹兮......,纫秋兰以为佩”,屈原大概是历史文文献中记载的最早的大规模种植兰花的人。

但是这些都比不上另外一位仁兄，这个人就是宋代的林逋，他对于梅花的热爱已经到了几乎病态的地步。林逋在隐居西湖孤山时，痴迷于梅花和养鹤，甚至终生未娶，成语“梅妻鹤子”就是这么来的。

王安石也对梅花青睐有加，在他罢相退隐后，曾经专门为梅花赋诗两首，其中一首就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梅花》：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看那墙角的数枝梅花，在这严寒中百花凋尽，唯有它独自开放，远远看过去就知道它不是落雪，因为它的清香已经扑鼻而来。

王安石也自喻梅花

这首诗是写在宋神宗熙宁九年，王安石再次下野，变法已经在改革派和守旧派的共同破坏下全面崩溃，他在心灰意冷中回到钟山隐居，这首《梅花》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写就的。

从诗中很明显能够看到诗人的不甘与孤独，梅花本来就代表着高洁与孤傲，在天地一片肃杀之中，唯有它独自开放，诗人运用拟人的写作手法赋予了梅花生命力。

王安石的梅花是充满了张力的梅花，因为他不仅写梅花的形，还写了梅花的香，远远地就知道它不是雪，因为早就有香气扑鼻而来了。

这是一枝孤独的梅花，就如同王安石在变法中的处境一般，亲友散尽，连昔日的好友司马光苏轼都站到了对立面。

自己寄予厚望的青壮改革派也在变法中趁火打劫，大肆盘剥搜刮。百姓不但没有受惠，日子反而过的更加挣扎，终于在饥荒后，连最后一个他的支持者宋神宗也没有了耐心，他再次被罢相。

王安石就是那枝梅花，在逼仄墙角中，在酷烈的寒风里独自开放。

选梅花还是选牡丹？

古代的文人士大夫经常用这些植物寄托自己的志趣，赞扬他们的品格，抒发自己的情怀。

久而久之，人们对于它们的喜爱变成为了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梅花曾经还是我们的国花。

新中国建立以来，并没有一次明文规定牡丹是我们的国花，牡丹是国花的概念只是我们的思维惯性所致。早在一百年前，当时的慈禧太后为了迎合当时的风潮，曾经钦定牡丹为大清国的国花。

梅花曾经也被选为国花过，当时是在1929年，民国政府将梅花选作国花，因为民国政府是在南方建立的，梅花又大多分布在南方，又兼高洁，坚强，谦虚的品格，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梅花是以国花的身份存在的。

但是一直以来，关于梅花和牡丹谁更能代表作为国花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有些人认为牡丹雍容华贵，富丽堂皇，气度非凡，自然更能够代表作为国花；

但是有些人认为梅花品格高洁，不畏风雪，坚韧亮节，最适合不过。其实梅花和牡丹风韵不一，各有千秋，非要在二者中选其一实在有些可惜。

始于汉兴于宋

梅花在我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三千年前的古代文献中就有记载梅花的种植情况，在汉代，梅花就已经开始作为观赏花卉在皇家园林中大量栽植，《西京杂记》中记载：汉初修上林苑......有朱梅，胭脂梅。

可以看出在汉代不仅把梅花作为皇家观赏花卉来栽植，甚至种类多样。但这也只是在皇家园林才能见到的情景，民间还并未形成风气，一直到了到了宋代，梅花才开始在民间兴起。

因为在宋代关于梅花的栽植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大量的花卉学的书籍问世，例如周叙《洛阳花木记》、张磁的《梅品》、宋伯仁的《榜花喜神谱》等，有记载的梅花变种就达到十二种之多。

关于梅花的赏析也进一步得到了发展，此后文人士大夫对于梅花则更是推崇之致，最后人们直接将它与兰、竹、菊并列为“花中四君子”。

从它身上衍生出精神也成为了那些在困境中挣扎的人们的依托，它一直在激励着人们，即使墙角天地小，也要凌寒独自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