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字演变史上的四种形态：文、微言文、文言文、白话文

我坚决反对以甲骨文为象形文字的观点。如果将甲骨文认定为象形文字，将产生两个严重后果。

第一个后果是割裂和严重缩短了中国文、字的历史。

文字在中国文明产生伊始就存在，因此中国管文明叫“文”明，管文化叫“文”化，只是最开始是“文”而非“字”。“文”是与语言无关的独立符号系统，包括八卦符号系统和契约符号系统，契约符号系统又包括结绳符号和书契符号。“字”的出现较晚，至商朝才有，是“文”与语言的结合，用来表达语言。因此，“字”也叫“文言”。“文明”、“文化”之“文”，都是“字”之前的“文”，是“文明”、“文化”，而非“字明”、“字化”。

宋朝著名史学家郑樵说：“六经之作，惟籍文言。文言之本，在于六书。”这里的“文言”实际就是指“字”。我们通常说的“文言文”，所指的也是“字”，这是春秋之后才有的。甲骨文、金文都不是文言文，《五经》的经文与甲骨文、金文在文字形态上一致，也不是文言文。《五经》的传的部分才是文言文。也就是说，甲骨文、金文和《五经》的经文，都不是真正的“字”，而更接近于“文”。

我把甲骨文、金文和《五经》经文的文字形态称之为“微言文”。

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说明文和字的关系和区分：字=文+言。当言的含量为零时，字=文。当言的含量很低时，字约等于文。这就是“微言文”。“微言”就是字中言的含量很微小。当言的含量足够大时，文+言=字，就是文言文。当文的含量为零时，字=言，这是白话文，汉字沦为纯粹的表达语言的工具。

也就是说，在整个的文、字演变史中，存在四个形态：文、微言文、文言文、白话文。微言文处于从文到字的中间阶段，尽管因为包含了言，而具备字的特征，但是因为言的含量太低，所以更接近文。至文言文，汉字才真正成熟，成为真正的字。至白话文，字就更是字了。

从文到白话文的演变过程中，言的含量是渐次提高的。其中，文和白话化是两个极端。在文中，言的含量为零，在白话文中，文的含量则为零。微言文和文言文，都是文言兼备。只不过，微言为中言的含量极低，文言文中言的含量已经和文的含量相当。

甲骨文对文的继承关系，直接体现在字形上。60%以上的甲骨文，其字形结构直接继承、借用了结绳符号或书契符号。核心字则全部如此。因此，我管甲骨文叫“借符文字”。所借的符号是契约符号，因此也叫其为“契约文字”。

这样，甲骨文就包含和传承着此前的历史，结绳时代的历史。通过对文的继承，通过对结绳和书契符号的继承，而传承着此前历史的思想和文化信息。这样，在文、字上，所有历史时期的中国“文明”，就是一个连续的整体。

但是，如果将甲骨文认定为象形文字，那么甲骨文的字形构造，就不再是对此前的文的继承，而是直接来自对物体的模拟，这样就切断了文、字的整体演变史，将甲骨文之前的文的历史抹杀了。导致对甲骨文字形所包含的契约符号视而不见，将其错误地解读成对某种物体的象形。最终对其中所包含的思想和历史信息视而不见。

中国文明的连续性，体现在文和字的连续性上，而非仅仅是字的连续性上，整个过程是从文到微言文，再从微言文到文言文，最后到白话文。文言文和白话文才是字，微言文则是介于文和字之间，但更接近于文。但是，这种连续性也是有变革的，这种变革使得后人对历史中的某些文、字形态产生遗忘。譬如，我们曾经对甲骨文彻底遗忘，现在对字之前的文彻底遗忘。

幸运地是，通过考古，我们重新发现了甲骨文。进一步，通过仔细研究甲骨文，则可以重新识别和发现字之前的文，重新发现契约符号。然后通过文所记录的信息，重现结绳时代的历史信息，体味更纯粹更醇厚的中国文化精神。

将甲骨文认定为象形文字，第二个严重后果是，将汉字庸俗化。

在白话文之前，汉字的根本目的并非单纯地去表达语言，是语言的表达工具，而是表达“意”。这个“意”并非个人意义上的意念，而是“义”，是道义，也是共识性的“意”。这个“意”、“义”也叫“道”、“道义”，因此叫“文以载道”。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文字是“道义文字”，承载和代表着最崇高、最神圣的道义。也正是因为如此，书法在中国后来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书画并列，而且排在画之前。书法的美并不在外在的形式，而是文字中所包含的道义。不是字体美，而是道义美。

历史地看，“文以载道”，不仅仅是“文章”以载道，而且是“字”以载道，即一个字字形结构中就包含着道义。甚至还是，字之前的文以载道，即作为主要字形结构的契约符号中就包含着道义。

因此，研究中国文化，不仅要读五经、读经典文章，而且还要读字，读甲骨文，甚至还要读甲骨文中的文、契约符号。不仅要学会看书，而且还要学会看字，看字的构型，读懂当初的造字者何以如此构型。

对于甲骨文的字，可谓是一字一哲学，一字一历史，一字一文章，一字一典籍。

我们把单纯用于表达语言的文字称之为“语言性文字”。在全部人类历史中，仅仅有两类文字，一类是中国的“道义文字”，另一类则是中国之外的“语言性文字”。唯有中国的文字是道义文字，中国之外的所有文字都是语言性文字。

而象形文字和语言性文字，两者实际上绑定在一起的，但是将甲骨文认定为象形文字，也就将甲骨文认定为语言性文字，这样其中的道义内涵便被一扫而空，完全沦落为语言的工具，而非道义的工具。

自东汉许慎起，不仅对甲骨文就完全遗忘了，而且对汉字的字形来源也遗忘了，而误将象形做为主要来源。这是《说文解字》带给后人的最大误导之一。当然，《说文解字》也同样保留的弥足珍贵的信息。

许慎在《说文解字 序》中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许慎还说：“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宋朝的郑樵则是进一步将象形看成是造字之本。他在《通志 六书略》中说：“小学之义，第一当识子母之相生，第二当识文字之有间。象形、指事，文也，会意、谐声、转注，字也。…… 象形、指事，一也。象形别出为指事”。

郑樵还说：“六书也者，象形为本”；“画与书同出”；“六书者，皆象形之变也”；“独体为文，合体为字”。

但是，在文字的目的上，许慎和郑樵都将认为是传承经义、道义，即都认为汉字是道义文字。

许慎说：“《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也夫！’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邪辞，使天下学者疑。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 ”

郑樵说：“经术之不明，由小学之不振。小学之不振，由六书之無传。圣人之道，惟籍六经。六经之作，惟籍文言。文言之本，在于六书。六书不分，何以见义。”

许慎、郑樵一方面将汉字认定为象形文字，一方面又将其认定为道义文字，这是存在矛盾的。因为，通过象形，是无法、无力承载道义的，而只能形成肤浅的，没有道义内涵的语言性符号。

同时，也与许慎对整个文字史的回顾相矛盾。许慎显然认为，汉字与易经的八卦符号，以及结绳和书契有关，但是，一旦将汉字认定为象形文字，又会切断这种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