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亡日休息……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赋敛不时……当具有者半价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晁错说农民

大宋朝最出彩的人物之一——王安石

大宋君臣知道王安石干了些什么，更加知道大宋朝只有变法才可能会改变当时的局面，但大宋的百姓不知道，甚至连百姓的支持也得不到，这就又要归于他的“青苗法”。后被皇帝抛弃，大臣们反对，原因是他推行了令皇族、后族和权贵们利益集团损失最大的“免行法”。

如果说王安石不推行“免行法”，那么就算得不到天下百姓的支持，那么在大宋朝廷上也不会被所有君臣抛弃，就算被百姓抛弃了，但此次的变法也不会这样草草收场，甚至留下骂名，因为文人相隐。

一、“免行法”为什么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管哪个朝代官府衙门所需要的一切物资（采办），均由京师诸行供应，这些供应基本上所有的行业只能保本，甚至有的会亏损，但这样一来，官吏们就有机会上下其手，索取财物，各行所费钱财往往在官府所需物资的十倍以上，多出来的供应就被各个皇族、后族、勋贵瓜分，历朝历代这些人都是既得利益者。

王安石推行“免行法”之前，大宋皇宫和权贵们的一切采购，尤其是在开封城的采购都是不花钱的，各商行必须为官府和权贵们无条件地奉上他们所需要的商品，不仅如此，官府和权贵们还肆意勒索这些商行提供远超采购需要的商品，倘不如意，即恃权惩治，小商贩多因此失业。

王安石主持的“免行条贯”在开封商行中实行之后，各行按照收利多少交纳免行钱，免除行户对官府的供应。也就是说，商户们缴纳免行税之后不再向官府和权贵免费供应任何商品，官府那怕是皇宫之中买商品，都要由当时的市易司估定物价高低，按价购买。

“免行法”确实为朝廷增加一批收入，同时对商人也较为有利，但是皇族，后族，以及其余勋贵们不这样看，因为他们这一群人是被打击的对象。从恣意勒索和从中渔利局面变成要花钱了，“免行法”实行，这些人群必定反对，所以王安石被抛弃也就在情理之中。

“免行法”是于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七月开始实施，这是王安石变法内容中的最后一条，也是王安石所受反对最多的一条，此法一出，也就说明王安石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彻底要失败了。

第二、“青苗法”又为什么得不到百姓的支持？

“青苗法”是由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九月施行，其主要内容是：诸路以见存常平、广惠仓的一千五百万石钱各为本，如是粮谷，即与转运司兑换成现钱，以现钱贷给广大乡村民户，有剩余也可以贷给城市坊郭户。民户贷请时，须五户或十户结为一保，由上三等户作保，每年正月三十日以前贷请夏料，五月三十日以前贷请秋料，夏料和秋料分别于五月和十月随二税偿还，各收息二分。

1、利息会吃人

简单一点就是，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但实际操作起来就不是这样了，就会变成春季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就收回，取利二分，秋季官府又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又收回，再取利二分。这样一算，如果贷款一万贯的话，那一年的利息就是四千贯，年息40%。

北宋看起来很小，但那个时期靠腿能走多远

如果真正能按照这个来操作，那么“青苗法”还不算是害民之法，毕竟还能接受，特别是在农民特别需要的时候，但真正的问题所在是古代不像现在这样发达，了解各地情况也很方便，古代去一个地方动不动就几个月，巡查一州一府一年就会过去，因为只靠畜力，“父母在，不远游”就是这个理啊。

上有政策下就有对策，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特别是在古代交通极度不便的时候，中央政策是收两分利，州府就敢收三分利，县衙就敢收四分利，五分利，到了最后和高利贷有什么区别，天下这么大，你靠双腿监管的过来吗？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

2、农民的需求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国家，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普通百姓，都喜欢种东西，不管是良田也好，荒山也罢，只要有地方，就会去种一点什么，这个习惯直到现在都还一样，对土地有着出乎意料的热情，这是一个民族的特性。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种特性，封建社会都会出现土地兼并的事情，封建时期的农民起义都是由土地兼并已经达到了临界点，整个当时的百姓百分之八九十已经没有了土地，这个时候就会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改朝换代的时候也就到来了，这是一个循环，封建时期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一循环的，主要原因就是生产力低下。

生产力低下其结果就是农民当然没有贮蓄，而当时的普通百姓只能在土地上刨食，不断地反复着，然而地力是有限的，收获是递减的，年年在同一的土地，作同一样的耕种，收获哪能不年年减少。

在西汉在汉文帝时代，“百亩之收不过百石”，东汉时代生产力似已提高，“亩收三斛”，由三国而至晋代，一亩之收“或不足以偿种”，降至唐代，“一顷出米五十馀斛”，最后到了宋太宗时，“亩约收三斛”，宋神宗时，“大约中岁亩一石”，更有，“田岁首来四五六斗”，生产力如此之低，加上水旱之灾、赋税之重，百姓只有“弃田流徙为闲民”，宋朝“三冗”中的“冗兵”就是这样来的。

三冗最根本就是地盘不够大

其他各朝各代都严格控制土地兼并事情，但唯独宋朝对土地兼并不再抑制。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下诏：“所在长吏，告谕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田者，并只纳旧租，永不通检。”宋人王明清解释：“不抑兼并，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到嘉祐六年（1061年）统计数字的平均计算，这个期间全国平均总户数为1051.5万户，其中主户平均为656.27万户，客户平均为395.2万户，即大约有37.6%的农户失去了土地。从此就能看出，宋朝的土地集中度极高，主户中的前三等在总户数中所占比例低于10%，占有的土地资源却超过三分之二，有30%～40%的农民没有任何土地，从这里也能发现，州府之中，失去土地的百姓已经十分之四了。

失去的土地的百姓已经占了四成，剩下的百姓所有的土地各户也没多少，因为历朝历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平民百姓的土地只会慢慢的变少，绝对不会增加，从宋仁宗赵祯到宋神宗赵顼之间差不多有十年时间，完全失去土地及逐步失去土地的百姓会更多，那么”青苗法“真正能够惠及的百姓能有多少，恐怕十不存四了，这个时候的百姓要的不是”青苗法“，而是实实在在的的土地，属于自己的土地，一个根都没有的百姓，就算王安石的变法多么完善，多么美好，一样是得不到百姓支持的，何况还是利息如此之高。

封建社会，土地才是百姓最迫切需要的

PS：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之下，世家豪门土地越来越多，那么“青苗法”实施起来，这些钱都会落入这些世家豪门手里，因为田地都在他们这群人手里，他们有着各种政治资源，这些人群可以真正的获得二分的利息，众所周知，宋朝商业发达，这群人就会拿这笔钱做生意，或者再次放贷出去，贫富差距只会越来越大，明面上国家收入是增加了，但世家豪门收入更多。

第三、结语

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九月，实施的“青苗法”是整个变法主要内容的第二条，第一条是同年二月颁布的“均输法”，那么既然作为第二条变法，就没有得到支持，这个问题不大，毕竟当时的朝廷上下还是支持王安石，从熙宁六年（1073年）九月颁布“免行法“就能看出。虽然当时的保守派、反对派一直阻止变法，但宋神宗依然支持，王安石的变法大业还是有可能成功的，虽然宋神宗压力巨大，但是还能顶得住。

熙宁六年（1073年）九月颁布“免行法“之后，宋神宗也顶不住整个大宋臣民的压力了，此时的王安石已经众叛亲离，没有丝毫支持了，那么变法的失败也就是倒计时了。

王安石这是一个坐起立行的人，且不论他坚持的事情对不对，光是他这份做事情的决心就让人钦佩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