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甲骨文书法

作者：王本兴

王国维博通经史、地理、考古、音律、戏曲、文学、诗词、金石、书画、美学、西方哲学等门类与学科。且治一门、通一门、精一门，多有划时代佳作，留下了60多种丰厚宝贵的、经世不朽的著述。学问盖世无与比肩，是我国近现代享有国际声望的著名国学大师。学术上耀眼的光芒，遮掩了他书法艺术上的成就，作为著名学者，不以书名誉世，是十分正常的事。实际上，王国维的一生始终以笔为伴，从弱冠开蒙习书、遍临秦汉以降名碑名帖，到伏案著述、撰写大量书稿信札、功成名就之时，毛笔是他主要的、也是唯一的书写工具。我想，王羲之作《兰亭序》，颜真卿作《祭侄文稿》，其时皆以文为文，未当书法作品创作，而现却为举世公认的天下行书之最，那么王国维堆累如山的楷书、行书等手稿墨迹，应称之谓浩瀚的书法海洋。长期来，人们对王国维的书法研究是一个阙失，也未有人能揭示一代宗师脱俗儒雅的书品高格，对当下书法创作的启示与审美价值。因而又是非常静谥、非常神秘的海洋。余在纵览王国维诸多考古、甲骨、随笔、以及与罗振玉974封往来书信的手稿墨迹后，可谓“望洋兴叹”、感慨万端。深感水平有限，笔力不济，无能深入，遂小心翼翼从中撷取有关甲骨文字的片言片叶，无以蠡测海之想，只是以此窥探国学大师在书写与用笔上的风采。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又字伯隅，号观堂、礼堂、永观。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双仁巷人，“双仁”即谓纪念唐代著名忠士仁人颜真卿、颜杲卿昆仲的双仁祠而得名。特有的人文环境与氛围，无疑给王国维幼小的心灵，是一种无形的黙化与熏陶。而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1847-1906)，字与言，号纯斋，后改号承宰、娱庐，专攻金石书画，篆刻印章，并研究诗词古文，收藏颇丰，著有《游目录》、《娱庐诗集》、《画粕》、《古钱考》等。可以说王国维的一生的国学才能与卓越的贡献，与父亲的督导、庭训是分不可的。王国维七岁即入私塾读书学习，16岁时中取秀才。1898年20岁时，他离开家乡赴上海在《时务报》任书记、校对工作。那时他的生活十分简朴，家乡的衣着打扮，头戴一顶瓜皮小帽，蓝长衫，青马褂，身后拖一小辫子，除吸烟外别无其它嗜好，面黄肌瘦，行动稍显迟慢，不善交际。后入罗振玉主办的“东文学社”，有一次王国维创作书写了一件扇面书法，上录自作诗词《咏史二十首》之一，其诗云：“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深得罗振玉激赏，1901年王国维随罗振玉赴武昌农校任教；1902年在南洋公学虹口分校任职，并研究哲学；1903年任通州师范学校心理学、伦理学教师；1906年王国维又随罗振玉赴北京，任学部总务司行走等职。1911年王国维与罗振玉一起东渡日本，专攻经学、小学、历史，并协助罗振玉整理、编辑、考订所藏大批甲骨、金石等文物。1916年王国维从日本回国，在上海为英籍犹太人哈同编《学术丛编》，并任上海圣仓明智大学教授。1922年王国维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1923年清废帝溥仪任命他为清宫南书房行走，1925年王国维被聘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随后便举家迁居清华园西院。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50年短暂的一生，他亲手批校古籍200多种，特别是流沙坠简、甲骨文、金文、敦煌学研究、魏石经考、古器物研究，开创新史学蒙古史、元史研究等方面的大量论著，成为新学科的奠基性之作。其著《曲录》、《宋元戏曲考》系具有拓荒性、权威性的成就与功劳，开创戏曲研究新风，一直影响、引领着后学。《人间词话》的问世成为文坛新作，流播海内外，至今还大受欢迎。王国维和罗振玉一样，对我国的甲骨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与罗振玉齐名的一代国学大师。他运用甲骨文材料研究商周史、研究典章制度，在甲骨考古考证方面他既重视典籍书本、又特别重视出土文物，于《古史新证》中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使考古学术史揭开了新的一页。所著《戬寿堂所藏殷虛文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周制度论》等，系研究商代历史最有贡献的著作，代表了甲骨学研究草创时期的最高水平。故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甲骨文以前的甲骨学研究，学术界称之为“罗王之学”，影响并造就了之后的几代甲骨学者。前面己说及，王国维的书法在其父王乃誉的督导下，得益而大进，高妙于小楷、行楷、行书。他的楷书起点高、路子正，取法钟繇、二王，非常重视书体的结构与布白。作品点画下笔实、入纸正、行笔稳、墨色和、线性活，富有灵动活泼、刚柔相济的想象力。王国维的时间多半被读书、著述占去，专门用来创作书法作品的时间很少，在那年代里他的工作与生活，唯毛笔是伴，唯毛笔是友，他所遗留的墨迹大多是书稿、尺牍、信札、书笺等，且尺幅一般不大，所书小楷不过半厘米、一厘米见方。挥洒之间，学术至上，结体严谨，疏密有致，笔力遒劲，精工秀丽，充满着古代传统的气息，可谓有晋人的韵、唐人的法、宋元的形、明清的意，亦充满着自己的态与情，深见功力和造诣。

我们没有见到他甲骨文书法作品，很遗憾，但不等于他没有书写过甲骨文字，图一即为王国维书写的9个甲骨文字，系笔者从其《殷礼征文》中节录放大。这些甲骨文字写得雄浑凝朴，古色古香。与甲骨原拓相比，结体与气息协调一致，保持着自然天趣，用笔则非常拙涩遒劲，气势既宽绰开张又含蓄敛紧。其中三个“尤”字、二个“协”字，各不相同，别具形态。这是王国维手稿中的甲骨文字，竟然写得如此认真与用心，可见他对治学、撰文的精到与严谨。我曾在安阳、南京、北京等地浏览观赏过诸多甲骨文书法展览，有很多作品的点画线条，都达不到这样“如虫蚀木”与“如屋漏痕”、骨力洞达的质量与效果。

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一书，当在阐述论定盘庚、小辛、小乙三帝时期的一片残阙甲骨文字时(参见图二)，据其拓片原文之意，补上了上下所阙失的卜文(参见图三)，其卜文内容为“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祖乙祖辛祖丁牛一羊一南□”。《古史新证》全用毛笔书写，行草书体，从图二可以看出，书稿写得极为潇洒流畅、朴拙俊拔，当写到这片卜辞时，显然他没有换笔，而是就势按原拓片外框之状勾画而成，其甲骨文字也是就笔而书，一气呵成。他使用的小楷毛笔似行云流水、飞龙走蛇，留痕处皆是锦绣文章。所书甲骨文字很少出尖露锋，技巧娴熟，笔随意转，具呈逆回之势，致使点画起讫自有圆起方收之状。亦因为他没有当作书法作品在刻意创作，所以这些甲骨文字的结体与线条充满天真烂漫，舒展自如，奔放流畅的特点。余以为图二所示的甲骨文字不应视为原拓临摹之作，它与明义士、唐兰等人勾描临摹许多原拓的摹本不同，王国维是借用拓片卜文的内容，来阐述书稿中所列论点，没有必要化大力气去和原拓片保持“形似”与“一致”， 完全可以用自由的、写意性的方式将这些甲骨文字书写表现出来。事实证明，王国维这样做了，而且与此同时，他更多的注重了气质、注重了内涵、注重了字义，所以这种书写近乎甲骨文书法创作的作品，在不经意、不刻意之间，愈能显示出作者的笔墨功力与意境。所谓以文书文，即系为撰稿而写字，如此则须考虑到文字内容与读者之间的勾通、呼应与共鸣，故无论是行书文字还是甲骨文字，二者的链接应是书法艺术与文字内容的链接，保持结体、行款、点画的空灵清晰，便于阅读与理解。王国维的甲骨文字在书稿中，显得纵横自如、刚柔相济、重心明确，线条富于变化，体势多有动感，与图三左侧的行书文稿相得益彰。王国维谙熟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的关系，深知流传于世的书法，少有因艺术的目的而成功诞生，包括兰亭序、祭侄文稿，皆为情感流露，以文为文，信仰与睿智的结晶。而王国维这些书稿墨迹，以及其中的甲骨文字墨迹，亦应是他强烈的生命意识、对古代传统文化艺术、书法艺术的表现与还原。我们不妨做一个小小的试验：把图二中用毛笔勾画的拓片外框除去，那么剩下的三行甲骨文字，就是一件非常精美的甲骨文书法条幅。

为了全面领略、欣赏国学大师王国维甲骨文书写艺术的特点与意趣，余从《古史新证》中另录甲骨文“恒勿恒恒恒”等五字(参见图四)。此五字亦是王国维在撰写行书书稿时就势而书。我们可以从放大后的卜辞体势中清晰地看到，结体似乎很率性随意、自由活泼；点画明显的带有行书笔意。如“恒”字的上下横画、“勿”字的斜画，均带行书笔致与形质。此外它们的转折与连接处亦象行草书体一样，表现出一种方劲、重叠的连搭关系。“王恒”乃系殷先公之名，卜文“恒”字中部的弯画可以向左书、亦可向右书。“恒”从二、从月。而卜文“月”字正是可以左右相向书写的字。“弓”字中加一“恒”字，系卜文“恒”字的另一种书写形式，《诗.小雅》云：“如月之恒，毛传：恒，弦也。”弦本弓上物，故恒又从弓。此恒字的长竖画犹似草书之垂，“弓”中之“恒”字坐落于下，文字的布白虚实相宜，点画由细至粗，很有笔意与别趣。我们说王国维书写的甲骨文字，有正确的结体、有精到的用笔、有严谨的布白，用心写好每一个字、每一行字，其中蕴含着中和的意境与儒雅的气质。

民国16年(1927)，王国维儿子去世后，一大堆家务事不顺其愿；又因为研究院的事使他极为不悦，无处诉说，心乱徘徊。时值国民革命军北伐至山东、河南，京师动摇，人人自畏，王国维非常害怕革命的冲击。这年的6月2日，他从别人那儿借了5元钱，出门坐人力车到了北京颐和园，投昆明湖自尽，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与学术生涯。无论是知分子、学者、还是国学大师，都背负着一个沉重的人生包袱，屈原投江、颜真卿绳缢、王懿荣投井、老舍投湖、乔大壮投河、罗尗子上吊，如此等等最终总有一个死因与迷团，除了扼腕叹息，其他一切皆毫无意义。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对王国维的评述很对：“王国维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的，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两个时代在他身上激起了一个剧烈的阶级斗争，结果是封建社会把他的身体夺去了。然而他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的知识产品，那好象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