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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实甫,大都人。“天一阁”本《录鬼簿》在王实甫下注“德名信”,或为“名德信”之误。孙楷第考之元代名臣王结之父王德信,是定兴人。当然定兴县也属“腹里”也可以说是“大都人”。苏天爵在《元故资政大夫中书左丞知经筵事王公行状》中说:“父德信,治县有声。擢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与台臣议不合;年四十余即弃官不复仕。累封中奉大夫,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护军,太原郡公。母张氏,封太原郡夫人。”
孙楷第疑其为曲家王实甫。但苏氏此文撰于重纪至元三年(1337)王结逝世的第二年,终年62岁。但其父母均有封无赠,应尚在世,年当在80岁以上了。但《行状》与《元史·王结传》都没有其父的具体事迹,也没有提到名噪数世的大作《西厢记》和其他作品。《录鬼簿》按钟嗣成《自序》完成于至顺元年(1330),当然后来又做了一些增补,邵元长所作《序》称“丁丑孟秋”(1337)曾见过钟嗣成,“示余以新编,《录鬼簿》”。可见1337年时又“新编”了一次。而此时王实甫夫妇若还健在,《录鬼簿》则不当列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项下(曹楝亭本)。因此,王实甫为王结之父的说法,还大有可疑之处。当然,从他的散套〔商调·集贤宾〕《退隐》来看,中有“想着那红尘黄阁昔年羞”等句,他可能青壮年间曾热衷于功名,或者做过一段官,后来才隐退的。这倒与王结之父的经历相似。
他的杂剧有《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五本二十折,时代较早的如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北京岳氏刊本则将第二本分作五折,故为二十一折。现存杂剧还有《四丞相歌舞丽春堂》《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共三种七本。《信安王断没贩茶船》和《韩彩云丝竹芙蓉亭》二种还留有遗曲。其他全存目杂剧还有《赵光普进梅谏》《贤孝士明达卖子》、《厚阴德于公高门》《曹子建七步成章》《才子佳人多月亭》、《作宾客陆绩怀橘》、《诗酒丽春园》、《双蕖怨》《娇红记》等九种。共撰杂剧14种。散曲则仅存小令一首,套数二篇,残套一则。
王实甫善于描写男女爱情故事,曲辞大都婉丽优美,是“文采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关于王实甫生活的年代,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是元代人,与关汉卿相仿佛。实际上,从他的作品来看,他生活年代要晚于关汉卿。他的代表作《西厢记》,写成五本二十折(或二十一折)的规模,显然不是杂剧初期甚至前期可能做到的。而是元蒙统一了全国之后,北杂剧迅速流布南方,北杂剧与南戏得以在艺术上交流。北杂剧影响南戏是很显然的,从题材的广泛性和现实性到曲调的融为“南北合套”等,都很清楚。南戏对北杂剧也有重大影响。如突破四折一楔子的体制,出现了五折、六折,以至像《西厢记》的二十折,杨景贤的《西游记》六本二十四出,都是好例。尤其是《西厢记》产生于大德(1300年左右)到《中原音韵》完稿前的1324年之间,它在元杂剧体制上的突破、革新,是了不起的。
《西厢记》不仅在戏剧的规模上,实现了长篇化,结构上保持了杂剧固有的长处—严谨,而且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正末、正旦主唱到底的模式。如第一本“楔子”中,就有并非正旦的老夫人和莺莺并唱仙吕·赏花时〕;第二本第二折(他本作“楔子”)由并非正末的惠明主唱;第三折由红娘主唱;第三本由红娘主唱;第四本第二折红娘主唱,第四折张生、莺莺并唱;第五本第三折红娘主唱,第四折红娘、莺莺、张生并唱等等,都大大突破了原有的清规戒律,使杂剧向更完美、更有表现力的方向勇敢地推动了一大步。而并不是如戴不凡、赵景深先生认为的在元杂剧之前还有个所谓“活曲子的时代”《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的名句“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出自马致远散曲〔寿阳曲〕的“四围山一竿残照里”,说明王实甫年辈并不长于马致远;
另外他在《丽春堂》第三折,完颜乐善唱的“想天公也有安排我处”以及“驾一叶扁舟睡足,抖擞着绿蓑归去”,是蹈袭白无咎(主要活动于元贞到至治时期)的〔鹦鹉曲〕(即〔黑漆弩〕),这再清楚不过了,而戴不凡先生还不以为然,说“比起白无咎来,王实甫显然是伟大的。安能由于两篇作品中有三句相同的句子,就此断定王实甫是抄袭第四流作家白无咎的散曲,而不是这位缺乏才华的白无咎在抄袭舞台上久已风行的王实甫的名句?”固然,王实甫比白无咎确实伟大得多,但白无咎在元代绝非“第四流作家”。曲学大师吴梅说:“白无咎以词坛名宿,主盟风雅,所作〔鹦鹉曲〕,尤脍炙人口。此词歌遍旗亭。”与白氏同时的著名曲家冯海粟当时曾专门和〔鹦鹉曲〕若干首,小序曾说:“白无咎有〔鹦鹉曲〕云:‘侬家鹦鹉洲边住,是个不识字渔父。
浪花中一叶扁舟,睡煞江南烟雨。觉来时满眼青山,抖擞着绿蓑归去。算从前错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处余壬寅岁留上京,有北京伶妇御园秀之属相从风雪中,恨此曲无续之者。且谓前后多亲炙士大夫,拘于韵度。如第一个父字,便难下语。又‘甚也有安排我处’,甚’字必须去声字,‘我’字必须上声字,音律始谐。不然,不可歌,此一节又难下语。诸公举酒,索余和之。”他和了上百首,为一时之盛事。如果白无咎仅仅八句的小令就有三句是抄袭尽人皆知的王实甫的名句,怎么会轰动全国、大部分文士都不敢唱和呢?连赵景深也不认为是白无咎抄袭了王实温良,有志气,好文章”的人。结果打中了一介寒儒吕蒙正。刘仲实嫌他太穷,想“与他些钱钞打发回去。刘月娥则不计较贫富,认为“心顺处便是天堂”,坚持要嫁吕蒙正刘仲实大怒之下,将他们赶出了家门。他们居住到破窑之中讨乞为生吕蒙正每天去白马寺去领一分斋饭。
刘仲实为了激发吕蒙正上进之心,特到白马寺,要求长老斋后再鸣钟,让吕蒙正赶不上斋饭,又带了女儿的衣食去看望女儿,月娥一概不受,刘仲实愤而打碎她的锅碗,表示“你至死也休上我门来,我也无你这等女孩儿”吕蒙正夫妇始终不屈服。正好此时,有友人赠寇准两锭银子,二人就一起进京应试。十年后,二人都做了官。吕蒙正试探刘月娥,证明月娥十分坚贞。二人开始不肯认刘仲实夫妇,后经寇准说明斋后钟、暗赠银两都是刘仲实激励他们发愤图强的,于是翁婿两家重归于好。这本戏,歌颂了刘月娥婚姻不论穷富,而追求有恩有义“知敬重的画眉郎”。招了个穷丈夫,她甘愿受苦,“待时守分”,珍惜坚贞不二的爱情。吕蒙正经过十年奋斗,终于得官回来了。原有的矛盾全部化解。但这两本戏都远不如《西厢记》的风韵美艳,辞藻华丽,更不如《西厢记》人物典型,主题深刻。
所以贾仲明在吊词中赞誉为“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太和正音谱》则称道王实甫的艺术风格如“花间美人”。这本著名的杂剧,仅明代就有30余种刻本。清代初年,金圣叹居然要把《离骚》、《庄子》、《史记》、《杜工部诗》、《水浒传》、《西厢记》并列为“六才子书”,并首先评点了后两种。可见在他心目中,《西厢记》有着何等地位!苏雪林在《辽金元文学》中说:“但观《西厢记》规模之宏大(合五本杂剧之量为之,共二十折),命意之高超,结构之严密,点缀之有趣,描写人物之富于个性,均非关马白乔等所能望其项背。”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谈到王实甫时说:“他以他过人的天才,特宜于描写男女恋爱的心理的技巧,美丽又而婉转的笔调,把那时苦于恋爱困于环境的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的浪漫故事,写得哀楚动人。”
700年,在中国读书阶级的青年男女的心理,张生莺莺,成为一对最普遍的爱神。书中除了最美丽的曲辞以外,还有最合戏剧原理的完整的结构。在那五本中,一二三本叙述男女主角的结合与种种波折,一步紧一步地到了第四本达到最高点,造成最哀惨的《长亭送别》与《草桥惊梦》的场面。全剧最紧张之处,在这一本,曲辞最真实动人,最哀怨的也在这一本。最后一本,以郑恒之死,与崔张结婚的团圆作结。虽说把悲剧写成了喜剧,但这种悲剧的喜剧,在观众的心理上,最无缺陷,在舞台的表演上,极有效果,在戏剧的结构上,也极为合理。《会真记》的故事,到了王实甫写得最戏剧化,首尾也组织得最完密了。《西厢记》的曲词,真是美不胜收。写初见,写相思,写矛盾心理,写色情的苦网,写幽会的情境,写别离的哀怨,无不美艳绝伦,哀怨欲绝。在用韵文写成的中国恋爱文学中,《西厢记》的成就是无比的。”
参考资料
- 《戴不凡戏曲研究论文集》
- 《太平乐府》
- 《四部丛刊》
- 《滋溪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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