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现实中，有各行各业的权威：世袭罔替的，时势造就的，人为制造的。以权利为凭借的权威，其地位与生命相伴：“人一走茶就凉”，只管得了生前，比如“威加海内”的秦始皇。长效的权威，往往是思想家，比如孔子，生前蹭蹬坎坷，身后位望隆盛，他的那些思想和主张统治人心两千多年，即使帝王也要借他收治天下的人心，诱逼人们代代顶礼膜拜。所谓"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毛泽东《讲堂录》）如果说书坛上也有一位如孔子这样盛而不衰的权威，那就是王羲之。
秦始皇
孔子
王羲之生活在公园4世纪，确切的生卒年，是303年至361年。他出身高门，一生做的事，说来也很简单，读书、做官、旅游、写字、画画。对做官，他的兴趣不大。后做官至会稽郡任内史，带右军将军军号，所以后人称他为王右军。后因得罪了想结好他的王述，受到戏弄，给他穿小鞋，一气之下，挂印而去。据说他还专门到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做官。
王羲之的人生成就，就是他的书法。古代还没有书法这个词汇，谁的字写得好，就称许他"善书"，或“善某某书”。这是对写字能力的肯定与认同他可以成名家。对于王羲之，贵族身份与生俱来，至于名士的声望，似乎得来也全不费功夫。比如他13岁时，他拜谒大名士周顗。在宴会上，周顗让他“先啖牛心炙”，表示格外赏识。从此以后，人们对他另眼相看。又比如著名的东床快婿，郗家派人到王家择婿，同族兄弟抖作矜持状，只有他，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结果选中了他，留下一段佳话。正因为是名士，所以遇事就会表现出不同寻常的举止。
东晋初年，书坛上的权威是王廙，《晋书》说他：“少能属文，多所通涉，工书画，善音乐、射御、博弈、杂伎”。按古代“六艺”的标准衡量他的本领，几乎是“全能”。晋明帝做太子时向他学过画，王羲之年轻时从他讨教书法。但是王廙称名的时间很短，东晋立国的第五年（322）就故去了。权威一死，想接班的大有人在，争来争去，最终要凭书艺定高下，结果王羲之管领风骚，王廙去世二十年之后。在群龙无首的二十年间，王羲之最初处于下风，书法不胜，庾翼，郗愔，《晋书•王羲之传》有明确的记载。
王廙
庾翼
郗愔
大概在公元344年，即晋康建元年间，王羲之的书名大盛，学王书的人，由少变多，以至于出现朝野争相效法王书的局面。这引起了镇守荆州西将军庾翼的不满，扬言要与王羲之分高下，大概想保持他的领先地位。然时势比人强，虽然庾翼官位比王羲之高，却无法扭转学王字的风气。穆帝永和元年（345）以后，王羲之终于成为了东晋书坛的第二代权威。
王羲之能主盟书坛，在于他的书法样式去质尚妍，变古趋新。王羲之并非一味弄新妍、逞奇笔，从传世的，《姨母贴》《豹奴贴》来看，我们知道他早年写字从俗，是古质的体态多。王羲之从前任那里学来古法，再作趋时的新妍发挥，到了四十多岁，才写出独具一格的“新体”。
《姨母贴》
《豹奴贴》
比如写楷书，王羲之用遒劲的“一拓直下”的笔势，化解了钟繇楷书中那种隐含隶意的翻挑之笔，写出得笔画，形直而势曲，又弱化横向得笔画，强调纵向得笔画，从而将钟繇正书惯用的宽展结构收束得紧凑俊整。王羲之的楷书与钟繇相比，笔画的长短、肥瘦及其比例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向背的呼应态势显示出向字内攒聚的整肃感，纵敛之势成了主导。于是，一种欹侧而整饬的楷书形态在王羲之笔下完成了。这是大别于钟繇楷书的新样式，无异于楷书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从而确立了正书的“新规范”、“新秩序”。
王羲之《心经》
王羲之的行书、草书、笔势“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字态“爽爽有一种风气”，更受士大夫阶层大欢迎。王书时髦以后，王羲之评说古人的口气也大了起来，似乎不那么崇古了。给友人的信里，他说：“张芝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还有一段话，，他说过很多次：“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当燕行。”《晋书•王羲之传》或许有人以为这不过是自我炫耀的比肩古人罢了。如果仔细品味，却是他集钟、张二家之长于一身的自鸣得意，称作是自比旧权威的豪迈宣言也不算夸张。
王羲之《十七帖》
王羲之《兰亭序》
王羲之“俱变古形”的书法风行之后，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是活着的权威，可以与钟、张平分书坛的秋色。这样的风光，东晋书坛第一权威的王廙就不曾享受。但是，新权威毕竟根底浅，东晋后期就有书家向王羲之的地位挑战，想取而代之。
王献之的书法比他父亲更为新妍，是以“媚趣”称尊，所谓“穷其妍妙”（虞龢《论书表》）；所谓“子敬草书，逸气过父，如丹穴凤舞，清泉龙跃，倏忽变化，莫知所成”（李嗣真《书品后》）。王献之也自信的很，人为自己的书法比起父亲“故当胜”，只恨世人不知（虞龢《论书表》）。王献之成为书坛权威，满意的实现，是在他身后。他的门生羊欣、薄绍之等都是刘宋时期的名家，因了他们的鼓荡和弘扬，在南朝宋、齐两代，形成了世人但知小王，而不复知大王的局面。王献之笼罩书坛达大半个世纪。东晋趋新的时尚也助力一臂之力。大王与小王之间，在当时的书家眼中，又有古今，质妍的区别。二王书法的区别，实际上仍然是新与更新的关系。
王献之《鄱阳书帖》
这种不断追求新妍奇巧的势头，在南朝梁时陡然中止了，起作用者，是①“梁武帝”。这位皇帝是饱学之士，有好古之癖，对于书法自然也是内行，主张返璞归真，以古质为“主旋律”。他告诉当时的书家，王献之不如王羲之古质，王羲之不如钟繇古肥。言下之意，值得提倡的是钟繇，其次是王羲之，而王献之太新，新在“今瘦”，他看不上。书家当然字帝王之是为是，所非为非了。
梁武帝
但是，钟繇的书迹在梁朝已是凤毛鳞角，内府收藏的钟书极少。梁武帝也承认，他对钟书“古肥”的认定，是以少见的钟书推测的。那么，弘扬钟书，是提倡容易实行尤为困难。当时王羲之的传世作品尚多，梁武帝令将集王羲之之字按韵编成《千字文》作识字习字的课本。梁武帝干预书坛的实绩，初衷是提倡钟繇，结果却普及了王羲之的书法。
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
陈、隋之际，王羲之的七世孙 ②“智永禅师”以弘扬右军书法为己任，借集王字的《千字文》来推广王书，据说写了八百本，浙东诸寺，各施一本。佛门味保存普及王书，也助了一臂之力。智永毕生法王羲之，名声盛大，留下“退笔成冢”、“铁门限”的佳话。世人向他讨去的书法，当然都是一纸纸王羲之风格的字，于是，王羲之书法的香火又旺盛起来。
智永禅师
到了唐朝，③“太宗李世民”又以天家之尊来推崇王羲之。他不仅尊，而且亲，专心摹学，并且告诉世人：他写字，心摹手追者，王羲之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他的书法顾问是得到智永亲传的虞世南。虞士对他的影响自然也是王羲之那一套。太宗是用摹本来推广王书，自己也写一笔王字，太宗为《王羲之传论》写了一篇《传论》，极力肯定王羲之的书法价值，为妍于钟张质于王献之的王羲之加冕。从那以后，王羲之就成了书坛的素王。
太宗李世民
唐朝以来，历朝历代都有大大小小的书法权威，都难看到与王羲之争胜的书家。各路权威，都景从王书，甘愿站到王羲之的偶像下唱诺。墨守成规的书家向他讨生活，肆意表现的书家借他正名分。王羲之在书坛技巧、体态、风格上的穷变化，集众美、兼妍质得博大精深，叶容纳得下后世书家得折腾。王羲之不断被后人取资、利用，成为主流书风的源头，他的权威地位也愈加不容置疑。即使是碑派书风盛行的今天，王羲之的真迹荡然无存，而他的“书圣”地位，依然固若金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