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甄士隐解好了歌云：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用此来评如今《金瓶梅》作者的考证，煞是确当。几年间，活像闹肚子，呼啦啦一下子考出了六七十位。可数百年来几近确认的王世贞说反被弃之如蔽屐，否定论的旗手乃是时为清华大学的吴晗，还有鲁迅、郑振铎。“王世贞说”便信奉者寥寥。可是，历史往往向相反的方向发展。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1979年，朱星连发三文，其中一文为《〈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重新肯定“王世贞说”， 与鲁迅、郑振铎、吴晗叫板，可谓石破天惊。1987年至1991年，笔者前仆后继，连发三篇专为“王世贞说”翻案的论文：《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的再思考》、《金瓶梅是王世贞及其门人的联合创作》、《一论吴晗先生金瓶梅研究的失误—-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被否定了吗？》（载拙著《金瓶梅新探》、《金瓶梅探谜与艺术赏析》），竭力否定鲁迅、郑振铎、吴晗、赵景深等否定论者的否定，在重申“王世贞说”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1999年，许建平在其著《金学考论》中用四个外证七个内证进一步申述“王世贞说”。此后，霍现俊、李保雄以及江苏太仑的多位研究者，更乘风破浪，发扬光大此说。时至今日，可以说《金瓶梅》作者六七十个候选人中，没有哪一个能取代王世贞的地位。20多年过去了，我的“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得到部分学者的肯定，当然反对者亦大有人在。现今我的原作已难寻觅。为利于“王世贞说”的深入研究计，笔者用周钧韬“《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系列论文之一、之二、之三，在网络上重新发表，以求教于诸家。。
在《金瓶梅》作者的二十三种说法中，大多数系传闻或猜测。只有王世贞说、李开先说、贾三近说、屠隆说，或提出者或后人，曾作过或详或略的考证。而在这四说中，又以王世贞说提出最早，影响最大，似乎在晚明及有清一代，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但到了现代，吴晗先生经过详尽的考证，竭力否定王世贞说，影响很大。在今天国内外的《金瓶梅》研究者中，信从王世贞说者已经寥寥无几。王世贞说果然已被彻底否定了吗?笔者认为并非如此。只要在《金瓶梅》的作者还未彻底弄清以前，王世贞说作为一家之言，必将存在下去。而且此说的价值是毫不亚于其他诸说的。王世贞及其门人有极大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这是笔者当前的新认识。为此笔者想对王世贞说的来龙去脉及学术界在考证中的肯定否定，是是非非作些检讨，以期得到学术界的重视。
王世贞作《金瓶梅》的故事演变
《金瓶梅》的作者“王世贞说”在明末清初出现以后，清人群相应和，且在王世贞作《金瓶梅》的动因、目的上附会出了种种离奇的故事。例如，《寒花盦随笔》云：
世传《金瓶梅》一书为王弇州先生手笔，用以讥严世蕃者。书中西门庆即世蕃之化身，世蕃亦名庆，西门亦名庆，世蕃号东楼，此书即以西门庆对之。或又谓此书为一孝子所作，用以复其父仇者。盖孝子所识一巨公，实杀孝子父。图报累累皆不济。后忽侦知巨公观书时，必以指染沫其书叶，孝子乃以三年之力，经营此书。书成粘毒药于纸角，觊巨公出时，使人持书叫卖于市曰：“天下第一奇书”。巨公于车中闻之，即索观。车行及其第，书已观讫，啧啧叹赏，呼卖者问其值，卖者竟不见。巨公顿悟为人所算，急自营救，已不及，毒发遂死。今按：二说皆是。孝子即凤洲也。巨公为唐荆川。凤洲之父忬，死于严氏，实荆川谮之也。姚平仲《纲鉴挈要》载杀巡抚王忬事，注谓：“忬有古画，严嵩索之。忬不与，易以摹本。有识画者为辨其赝。嵩怒，诬以失误军机杀之。”但未记识画人姓名。有知其事者，谓识画人即荆川。古画者，《清明上河图》也。凤洲既抱终天之恨，誓有以报荆川，数遣人往刺之，荆川防护甚严……，凤洲大失望。后遇于朝房，荆川曰：“不见凤洲久，必有所著。”答以《金瓶梅》。实凤洲无所撰，姑以诳应耳。荆川索之急，凤洲归，广召梓工，旋撰旋刊，以毒水濡墨刷印，奉之荆川。荆川阅书甚急，墨浓纸粘，卒不可揭，乃屡以纸润口津揭书，书尽毒发而死。或传此书为毒死东楼者。不知东楼自正法，毒死者实荆川也。彼谓以三年之力成书，及巨公索观于车中云云，又传闻异词耳。
《寒花盦随笔》记载的，王世贞之所以作《金瓶梅》的目的是为报父仇。王世贞父王忬藏有古画《清明上河图》，严嵩索之，王忬易以赝本献严氏，为唐荆川所识破。严嵩大怒，遂以失误军机诬以杀之。王世贞为报父仇，遣人行刺唐荆川不遂，后就著《金瓶梅》一书，以毒水濡墨刷印。荆川阅书，屡以纸润口津揭书，书尽毒发而死。清人刘廷玑在《在园杂志》中也提到此事，但情节有所不同。刘说，王忬家藏，严氏索之的是古画《辋川真迹》。王以赝本献嵩，为裱工汤裱褙识破。王忬与唐荆川有宿怨。时王忬总督蓟辽军务。荆川参劾王忬“军政废弛，虚縻国帑，累累数千言。”先以稿呈严世蕃。世蕃从中主持，逮王忬以杀。在清人《缺名笔记》中，故事又有些变化。《缺名笔记》指出：“《金瓶梅》为旧说部中四大奇书之一，相传出王世贞手，为报复严氏之《督亢图》。或谓系唐荆川事。”荆川诬陷王忬，王忬遭大辟。王世贞为报父仇，著《金瓶梅》，“渍砒于纸以进”荆川，遂毒死荆川。
追本溯源，上述的传说故事，似乎源出于明沈德符的《野获编补遗》卷二《伪画致祸》条。该条记载如下：
严分宜（嵩）势炽时，以诸珍宝盈溢，遂及书画古董雅事。……时传闻有《清明上河图》手卷，宋张择端画，在故相王文恪（鏊）胄君家，其家巨万，难以阿堵动。乃托苏人汤臣者往图之，汤以善装潢知名，客严氏门下，亦与娄江王思质（忬）中丞往还，乃说王购之。王时镇蓟门，即命汤善价求市，即不可得，遂嘱苏人黄彪摹真本赝命，黄亦画家高手也。严氏既得此卷，珍为异宝，用以为诸画压卷，置酒会诸贵人赏玩之。有妒王中丞者知其事，直发为赝本。严世蕃大惭怒，顿恨中丞，谓有意绐之。祸本自此成。或云即汤姓怨弇州伯仲（王世贞、王世懋兄弟），自露始末，不知善否?
沈德符的记载是说，《清明上河图》并非王忬家藏，因严氏求索，汤裱褙说王忬购求。王忬未得手，遂嘱黄彪造赝本以献世蕃。后来又是汤裱褙揭其为伪，世蕃大怒，遂结仇并杀王忬。在此，沈德符并没有谈到《金瓶梅》，但后来的传说者以此为据，将其与王世贞作《金瓶梅》联系起来，从而衍演出种种王世贞作《金瓶梅》以报父仇的故事。这些故事归纳起来，其意如下：
一、 王忬以赝作《清明上河图》（或《辋川真迹》）献严氏父子，后为唐荆州（或汤裱褙）识破，直指为伪。严氏遂与王忬结仇并杀之。
二、 王世贞为报杀父之仇，作《金瓶梅》以讥刺严氏，并敷毒于纸，遂毒死唐荆州（或严世蕃）。
这些故事是真是伪，清人未加考证，一直到现代学者才作了认真的考证。
否定论者的是与非
在清代，王世贞说十分盛行，但否定此说者亦早已存在。清礼亲王昭梿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啸亭续录》卷二中指出：
《金瓶梅》其淫亵不待言。至叙宋代事，除《水浒》所有外，俱不能得其要领。以宋明二代官名羼杂其间，最属可笑。是人尚未见商辂《宋元通鉴》者，无论宋元正史。弇州山人何至谫陋若是，必为赝作无疑也。
昭梿所谓王世贞不可能作《金瓶梅》的原因是：一、 其书“淫亵”；二、 书中“宋明二代官名羼杂其间”。故王世贞不可能“谫陋若是”。王世贞虽系大名士，然身处那个“淫风日炽”的时代，自己也不是个独善其身的人物，写些“淫亵”文字乃时代使然，有何不可。至于“官名羼杂”，不足为怪。《金瓶梅》乃是小说，非史事直录。显然，昭梿对王世贞说的否定并无铁证，当然不足为据。另外，清人还提出《金瓶梅》作者或为卢楠，或为薛应旗，或为赵南星、李贽等等，这当然不言而喻是对王世贞说的否定。但以上诸说均仅为片言只语，且为传闻、猜测，并无考证，当然亦不足为据。
到了现代，否定论者有鲁迅、郑振铎、吴晗等先生。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中说：“《金瓶梅词话》被发见于北平，为通行至今的同书的祖本，文章虽比现行本粗率，对话却全用山东的方言所写，确切的证明了这决非江苏人王世贞所作的书。”（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郑振铎也说；“只要读《金瓶梅》一过，便知其必出于山东人之手。那末许多的山东土白，决不是江南人所得措手于其间的。”（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鲁迅和郑振铎对王世贞说的否定，其言词十分坚决，但证据仅为，“山东方言”、“土白”一例，显然是不足的。而且《金瓶梅》中不仅有山东方言，还有大量的北京官话和吴语方言，这又如何解释?否定论者中最有实力的是吴晗先生。他的否定是建筑在考证的基础上的。但是他的考证和结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其理由我在下文专述。
继吴晗先生之后，否定论者的阵营日益壮大，其中最坚定者可能是赵景深先生。他说：“我敢断言，《金瓶梅》绝对不是王世贞写的。”（赵景深：《评朱星同志〈金瓶梅〉三考》，载《上海师院学报》1980年第4期）又说：“《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无论如何是无法成立的。”（赵景深：《〈金瓶梅考证与研究〉序》此书为蔡国梁著）。赵先生的话讲得非常绝对，根据呢?他在《评朱星同志〈金瓶梅〉三考》一文中，专门写了一段“王世贞没有写过《金瓶梅》”的文字。在这段文字中有两处明显的错误：一、 他认为“朱星同志推测鲁迅所说的庚戌年版本是合情合理的”。这就错了。鲁迅所推测的万历庚戌年（1610）吴中始有《金瓶梅》初刻本的说法已被事实所推翻（参见本书《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考辨》篇）。二、 他引录的孙楷第先生对朱星讲的话：“我只知最早的版本是万历乙巳年本。”“乙巳”乃为“丁巳”之误。由此，赵先生认为：“乙巳版本就是万历三十三年即1605年版本。这版本就比朱星同志所假设的庚戌年（1610）还要早五年。”这就错得更离奇了。即使我们不计这两处错误，赵先生认为，《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在万历庚戌年或丁巳年，而王世贞死在万历庚寅年（1590），两者在时间上相差二三十年之久，因此，王世贞不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成书与付刻不是一回事。古人的有些著作，在成书后或作者死后的几十年才得以初刻，这是常有的事。《金瓶梅》的成书必在万历二十三年之前，而初刻却在万历四十五年以后，两者相距约二十多年。赵先生以《金瓶梅》初刻的时间来代替《金瓶梅》成书的时间，由此断定王世贞不可能在死后写作《金瓶梅》，这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赵先生否定王世贞说的另一个理由，就是《金瓶梅》中的语言问题，其观点与鲁迅、郑振铎的说法相同。
综上所述，从现代到当代，否定论者显然不乏其人。但除吴晗先生之外，他们均没有拿出多少有价值的证据，因此根本不足以推翻王世贞说。
吴晗的考证与结论之间的矛盾
在否定论者中，吴晗先生的考证是很有威力的。因此不少学者认为，王世贞说已被吴晗的考证彻底推翻。事实果然如此吗?吴晗在1931年发表了《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变》，翌年又作《补记》，1934年又发表了《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吴晗的考证与结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由于几十年来，一直到今天，不少研究者没有看到这个问题，而对吴晗先生的考证不加分析地推崇，所以有必要作些具体的分析研究。
首先必须肯定，吴晗的考证是有贡献的。其贡献就在于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推倒了王世贞作《金瓶梅》的种种传说故事。
第一、 王忬的被杀与《清明上河图》无关。
吴晗查了《明史》卷二四《王忬传》，搞清楚了王忬确死于严氏父子之手。但原因是什么呢?该《传》载：“嘉靖三十八年（1559）部臣言蓟镇额兵多缺宜察补。乃遣郎中唐顺之往覆。还奏额兵九万有奇，今惟五万七千，又皆羸老，忬与……等俱宜按治。……三十八年二月，把都儿辛爱数部屯会州挟朵颜为乡导……由潘家口入渡滦河，……京师大震，御史王渐、方辂遂劾忬及……罪，帝大怒……切责忬令停俸自效。至五月辂复劾忬失策者三，可罪者四，遂命逮忬及……下诏狱……明年冬竟死西市。”这就是说，王忬之论死，主因是滦河失事，与唐荆川确有关系，而直接弹劾者为王渐、方辂。那么与严嵩有没有关系呢?《传》又云：“嵩雅不悦忬。而忬子世贞复用口语积失欢于嵩子世蕃，严氏客又数以世贞家琐事构于嵩父子，杨继盛之死，世贞又经纪其丧，嵩父子大恨，滦河变闻，遂得行其计。”可见王忬父子积怨于严嵩父子甚久，滦河失事乃是嵩构忬论死的一个机会。这里与《清明上河图》“伪画致祸”说似乎毫无关系。吴晗又查了王世贞的《弇州山人四部稿》。在该书卷一二三《上太傅李公书》中，王世贞自己讲：“严氏所以切齿于先人者有三”，其一是关于杨继盛，其二是关于沈炼，其三是关于徐阶。这里也没有“伪画致祸”的问题。吴晗又查了《明史·王世贞传》、丁元荐《西山日记》等，都与上述之原因大同小异，与《清明上河图》毫不相涉。
第二、 《清明上河图》与王家无关。
吴晗查阅多种文集、笔记，以弄清《清明上河图》的沿革。此图为宋张择端作，为李东阳家藏，后流传吴中，归“苏州（陈湖）陆氏”。其人“以千二百金购之，才得其赝本，卒破数十家。其祸皆成于王彪、汤九、 张四辈，可谓尤物害民。”（田艺蘅：《留青日札》）王彪、张四为严氏鹰犬。后来“陆氏子负官缗，质于昆山顾氏”。此顾氏者为顾梦圭、顾懋宏父子。顾懋宏正处严氏当国时期，因其“才高气豪，以口过被祸下狱，事白而家壁立”（《昆新两县合志》卷二《顾梦炎传》），《清明上河图》就“卒为袁州（严氏）所钩致”。从此图沿革中看不出与王家的联系。那么沈德符所记的“伪画致祸”说从何而来呢?吴晗又查了王世贞的《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在该书卷一六八有《清明上河图别本跋》云：“《清明上河图》有真赝本。余均获寓目。……赝本乃吴人黄彪造，……今在家弟（世懋）所。”在第二跋中，王世贞又说：“《清明上河》一图，历四百年而大显，至劳权相出死构，再损千金之值而后得，嘻！亦已甚矣。”由此可见，王世贞家确藏有《清明上河图》赝本。但严嵩“出死构”的，非王世贞家藏的赝本，而是昆山顾懋宏家藏的赝本。构祸者是汤九或汤裱褙。由此吴晗提出了自己的考证结论：“一切关于王家和《清明上河图》的记载，都是任意捏造、牵强附会。”那么沈德符等人为什么会“捕风捉影，因讹承讹”呢?吴晗认为，沈氏等人“是看不清《四部稿》两跋的原意，误会所谓‘权相出死构’是指的他的家事，因此而附会成一串故事”。而后人又“信任《野获编》作者的时代和他（沈德符）与王家的世交关系，以为他所说的话一定可靠，而靡然风从，群相应和”。吴晗的这段考证详实，证据十分充足，足以证明王世贞作《金瓶梅》的起因在于“伪画致祸”的种种传说故事之无根。这是他的很大的贡献。但是他由此得出：“《金瓶梅》非王世贞作”的结论，就未必妥当。
为了证明吴晗的考证与结论之间的矛盾，笔者有必要说个简单的比喻。比如：有一落水的小孩传说是A救起的。因为这是件好事，故在许多人中广为传颂。众多传说者又编出了关于A某如何救落水小孩的种种离奇的故事。于是新闻记者B某对此事作了调查。B某通过详细的查证，证明所有的关于A某救小孩的种种离奇故事，纯属“捕风捉影，因讹承讹”。于是B某得出了“A某根本没有救过小孩”的结论。这个结论正确码?恐怕一般人都能看出其中的问题。显然这里有两种可能性：第一、 A某根本就没有救过落水小孩，因此，不仅A某救小孩的种种离奇故事是假的，而且A某救小孩这件事的本身亦是假的；第二、 A某救小孩的种种离奇故事是假的，但A某救小孩这件事的本身却是真的，就是情节没有那么离奇而已。显然B某的调查是有贡献的，但也是有片面性的。他只搞清楚了种种离奇故事的真伪问题，却没有搞清楚A某救小孩这件事本身的真伪问题，因此也就不可能彻底排除第二种可能性。这种建立在片面的调查的基础上所得出的绝对否定的结论，怎么可能完全正确呢?这个简单的比喻当然不能与吴晗先生的复杂的学术考证相提并论，但其基本的道理是相通的。
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否定王世贞说，必须完成三个方面的考证：一、 彻底否定王世贞作《金瓶梅》的种种传说故事；二、 彻底否定王世贞有作《金瓶梅》的种种可能性；三、 考出《金瓶梅》的真正作者。在这三条中，第三条是最重要的，因为考出了《金瓶梅》的真正作者不是王世贞，前面两条亦就不攻自破；如果就前面两条而言，那么第二条远比第一条为重要。因为彻底否定了王世贞有作《金瓶梅》的种种可能性，第一条亦就不攻自破。但十分遗憾的是，吴晗先生只完成了第一个方面的考证。如前所述，吴晗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亦为学术界所公认。对第二个方面的考证的重要性，吴晗先生有没有认识到呢?有的。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继推翻了王世贞作《金瓶梅》的种种传说故事之后，吴晗又专门写了一段文字，小标题就叫：“《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可见，吴晗专设此段，意在解决第二个方面的考证问题。照常例说，这方面的考证是推倒王世贞说的决定性部分，吴晗必须花大力气。但他没有这样做，或者说没有能够这样做。以致使他在这决定性的考证上失之平庸，没有说出多少有价值的根据。为了不失之于武断，我们有必要作些具体分析。
吴晗在“《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这段文字中，主要讲了三点。第一、 严世蕃是正法死的，而并非为王世贞所著《金瓶梅》毒死。这是事实。唐荆川亦非被毒死，而且比王忬早死半年，“王世贞又安能遣人行刺于顺之死后”，这也是事实。但是吴晗所指出的这两个事实，仍然只能证明王世贞作《金瓶梅》以毒杀严世蕃或唐荆川的传说故事的荒唐，而不能证明《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第二、 吴晗说，沈德符的《金瓶梅》作者为“嘉靖间大名士”的说法“是一句空洞的话”。假使可以把它牵就为王世贞，那么为什么又不能归之于同样是“嘉靖间大名士”的汪道昆、屠隆、王百谷、张凤翼等人。这也是对的。但这样的推论能成为“《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的根据吗?第三、 吴晗是这样说的：“再退一步承认王世贞有作《金瓶梅》的可能（自然，他不是不能做），但是问题是他是江苏太仓人，并且是土著，有什么保证可以断定他不‘时作吴语’?《金瓶梅》用的是山东的方言，王世贞虽曾在山东做过三年官，但是能有证据说在这三年中，曾学会了甚至和土著一样地使用当地的方言呢?假使不能，又有什么根据使他变成《金瓶梅》的作者呢！”（以上所引吴晗先生的论述，均见其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文）这可以看作是吴晗提出的《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的重要证据，但其中存在两个问题。首先，《金瓶梅》中不是如吴晗所说：“不‘时作吴语’”，而恰恰是“时作吴语”。吴语在书中常常出现，这反而证明其作者必为南方人。其次，吴晗设问：“能有证据说在这三年（王世贞在山东为官的三年）中，曾学会了甚至和土著一样地使用当地的方言呢?”这个设问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反过来我们也能设问，吴晗先生有什么根据说王世贞在这三年中，为写作的需要，就不可能学会山东方言呢?显然，吴晗的这条“再退一步”说的根据，是不过硬的。由此可见，吴晗在作出“《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的结论时，证据是十分软弱的。
对于第三个方面的考证，即考出《金瓶梅》的真正作者的问题，吴晗也有所考虑。在《〈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演变》及《补记》中，他曾说过，下一步要下工夫考出《金瓶梅》的真正作者。可惜的是，他的这个打算并没有实现。
通过上面的分析，笔者认为，吴晗的第一方面的考证贡献很大，第二方面的考证收效甚微，第三方面的考证仅有设想而已。而就整体而言，要否定王世贞说，后两个方面的考证是决定性的，远比第一个方面的考证重要得多。吴晗却只完成了第一个方面的考证，就得出了《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的结论，这就形成了他的考证与结论之间的根本性矛盾。吴晗先生曾经指责清人对王世贞说不加分析地“靡然风从，群相应和”。没有想到，在吴晗先生之后，不少研究者，包括郑振铎、赵景深等先生在内，对吴晗的：“《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之说，也来一个不加分析的“靡然风从，群相应和”。真不知为什么，历史会如此相似地重演。但是不管是靡然风从，还是群相应和，王世贞说却并没有推倒，这是事实。作为一家之言，王世贞说依然有它存在的价值。
《金瓶梅》为王世贞及其门人所作的可能性
王世贞说虽然没有被吴晗的考证所推倒，但也没有确证，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铁证。近年来，在《金瓶梅》的作者考证中，徐朔方先生提出了李开先及其崇信者说，张远芬同志提出了贾三近说。虽然他们都为其说作了较详细的考证，但均没有找到铁证。在笔者看来，与上述诸说相比较，还是王世贞及其门人说的可能性较大。参考前人与今人的考证加之笔者的研究分析，对王世贞及其门人作《金瓶梅》的可能性，提出以下几点看法以就正于诸家。
一、 前人已确指《金瓶梅》为王世贞的“中年笔”。
过去我们已知道，谢颐在《第一奇书金瓶梅序》中，第一次将《金瓶梅》的作者坐实为王世贞。从前面所引文字可见，谢颐所云，一出于传闻，二出于他自己的分析推断，而非真实的史料的记载。其后的《寒花盦随笔》、《缺名笔记》等都信从王世贞说，但他们也明确指出，其根据乃属传闻。那么在以往的史料中，到底有没有确指的记载呢?一则重要的史料被发现了。1985年6月在徐州召开的“首届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上，王汝梅同志披露，清康熙十二年（1673），宋起凤在《稗说》卷三中确指《金瓶梅》为王世贞的“中年笔”。其文如下：
世知四部稿为弇洲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书，亦先生中年笔也。即有知之，又惑于传闻，谓其门客所为书，门客讵能才力若是耶。弇洲痛父为严相嵩父子所排陷、中间锦衣卫陆炳阴谋孽之，置于法。弇洲愤懑怼废，乃成此书。陆居云间郡之西门，所谓西门庆者，指陆也。以蔡京父子比相嵩父子，诸狎昵比相嵩羽翼。陆当日蓄群妾，多不检，故书中借诸妇一一刺之。所事与人皆寄托山左，其声容举止、饮食服用，以至杂俳戏媟之细，无一非京师人语。书虽极意通俗，而其才开合排荡，变化神奇，于平常日用机巧百出，晚代第一种文字也。……若夫金瓶梅全出一手，始终无懈气浪笔与牵强补凑之迹，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奇巧幻变，媸妍、善恶、邪正，炎凉情态，至矣!尽矣!殆四部稿中最化最神文字，前乎此与后乎此谁耶?谓之一代才子，洵然。世但目为秽书，岂秽书比乎?亦楚梼杌类欤。闻弇洲尚有玉丽一书，与金瓶梅埒，系抄本，书之多寡亦同。王氏后人鬻于松江某氏。今某氏家存其半不全。友人为余道其一二，大略与金瓶梅相颉顽（颃），惜无厚力致以公世，然亦焉知后日之不传哉。（转引自《明史资料丛刊》第2期，第10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王汝梅同志发现的这一条史料，对于《金瓶梅》的作者研究来说，具有重大价值，也可以说是我国几十年来《金瓶梅》研究的重大收获。
这段史料的重大价值在于：1、它明确告诉我们《金瓶梅》为王世贞所作。这是确指，它和明末到清代一些学者所记载的传闻与衍说相比，具有质的区别。2、它明确告诉我们，早在康熙十二年前，《金瓶梅》为王世贞所作已有人“知之”。可见这一信息早在明代末年或清代初年就已经出现，这个时间比其他的《金瓶梅》作者说（如薛应旗说、赵南星说、李贽说等等）的出现时间要早得多。3． 从这条史料我们大体可以推知，早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袁中郎与沈德符都已知道《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沈德符的“嘉靖间大名士”说即指王世贞。对这个问题需要作些说明。宋起凤指出：“闻弇州尚有玉丽一书，与《金梅瓶》埒，系抄本，书之多寡亦同”。查沈德符《野获编》云：“中郎又云：‘尚有名玉娇李者，亦出此名士之手，与前书各设报应因果’。”（沈德符所言《玉娇李》，与宋起凤所言《玉丽》，实为同一书《玉娇丽》，此书明季尚存。参见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第133页）沈德符所记载的袁中郎之说在万历三十四年，比宋起凤的记载早六十七年。两者记载时间相距甚久，但内容基本一致，足见两者均以事实为依据。宋氏明确指出《金瓶梅》与《玉娇丽》同出王世贞之手，而袁氏也说两书同出一大名士手。可见袁氏所谓的“大名士”实指王世贞，沈德符的“嘉靖间大名士”说本来之于袁氏，故其指王世贞则无疑矣。4． 宋起凤，字来仪，号弇山，直隶广平人，曾侨居沧州，后随父至京师，清顺治六年，任山西灵丘县令。十六年升广东罗定知州，晚年弃官，寓居富春江上。宋氏所处的时代，与《金瓶梅》的成书年代较近。他所侨寓的山东、京师与《金瓶梅》著作的地点有直接关系。且从宋氏的记载来看，他对王世贞的生活经历、事迹，及其文学事业、文学风格的演变等有较深的了解和研究。宋氏之号为弇山，王世贞亦有号为弇州山人，似可见宋氏是王世贞的崇信者。由此以观，宋氏的王世贞“中年笔”说，似非出于虚构。因此在没有新的史料足以推翻宋说之前，笔者以为此说的可靠性是较大的，我们似不应轻易将它否定。
二、 从《金瓶梅》“指斥时事”来看，王世贞及其门人所作的可能性亦较大。
沈德符《野获编》指出：“（《金瓶梅》）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屠本畯《山林经济籍》说：“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庭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廿公《跋》云：“《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这些记载都说明，《金瓶梅》是指斥时事之作，“人物每有所指，盖借文字以报夙仇”（鲁迅语）。那么是谁与严嵩父子及陆炳诸人有深仇，而需作《金瓶梅》以讥刺呢?明人已有暗指王世贞之意。宋起凤的记载则明白地揭示了这个问题。他在《稗说》中说：“弇州痛父为严相嵩父子所排陷，中间锦衣卫陆炳阴谋孽之，置于法，弇州愤懑怼废，乃成此书。陆居云间郡之西门，所谓西门庆者，指陆也，以蔡京父子比相嵩父子，诸狎昵比相嵩羽翼。陆当日蓄群妾，多不检。故书中借诸妇一一刺之。”宋起凤的这段记载，到底可靠否?我们可以用正史及名人的记载加以验证。
本来王世贞之父王忬与严嵩乃为同僚，往来不疏。当时严嵩为宰相，王忬为蓟辽总督，一文一武权势相当。王世贞还经常到严世蕃所饮酒。后来才渐渐生隙。据《明史·王世贞传》载：
奸人阎姓者犯法，匿锦衣都督陆炳家，世贞搜得之。炳介严嵩以请，不许。
严嵩亲自出面为陆炳说情，却遭到王世贞的拒绝，这可能是结怨的开始。
万历三十二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上疏论严嵩十大罪、五奸。帝怒，“狱具，杖百，送刑部”。王世贞鸣不平，“杨继盛下狱，时进汤药。其妻讼夫冤，（世贞）代为草。既死，复棺殓之。嵩大恨”（《明史》卷二八七《王世贞传》）。此事王世贞自己亦有所述：
“乙卯冬仲芳兄（杨继盛）且论报，世贞不自揣，托所知向严氏解救不遂，已见其嫂代死疏辞戆，少为笔削。就义之后，躬视含殓，经纪其丧。为奸人某某文饰以媚严氏”，“先人闻报，弹指唾骂，亦为所诇。”（《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二三《上太傅李公书》）
杨继盛为劾严氏而招祸，世贞为其讼冤，为其“经纪其丧”，这如何能不使严嵩恨之入骨。王世贞指出：“严氏所以切齿于先人者有三”。其一就是杨继盛事。其二、 其三如次：
其二杨某为严氏报仇曲杀沈炼，奸罪万状，先人以比壤之故，心不能平，间有指斥。渠误谓青琐之抨，先人预力，必欲报之而后已。
其三严氏与今元老相公（指徐阶）方水火，时先人偶辱见收葭莩之末。渠复大疑有所弃就，奸人从中构牢不可解。以故练兵一事，于拟票内一则曰大不如前，一则曰一卒不练，所以阴夺先帝（指嘉靖帝）之心而中伤先人者深矣。预报贼耗则曰王某恐惊朝廷，多费军饷。虏贼既退，则曰将士欲战，王某不肯。（同上书）
这第三条原因，直接关系到王忬的被杀。《明史·王忬传》是这样说的：嘉靖三十六年，部臣言蓟镇额兵多缺宜察补。乃遣郎中唐顺之往覆。还奏额兵九万有奇。今惟五万七千，又皆羸老。忬……等俱宜按治。……忬才本通敏，其骤拜都御史及屡更督抚也，皆帝特简，所建请无不从。为总督数以败闻，由是渐失宠。既有言不练主兵者帝益大恚，谓忬怠事负我。
从表面上看，王忬在蓟河总督任上失宠于嘉靖帝，与严嵩并无干涉。但联系王世贞所说的，先人切齿于严嵩的第三条原因可见，严嵩已插手其间，成为陷害王忬的罪魁。嘉靖三十八年，王忬因滦河失事。帝大怒。“嵩构之，论死系狱”，第二年即被杀害。
王世贞不肯趋奉严氏，并谑毒严世蕃，这也是结怨的原因。据丁元荐《西山日记》载：
王元美先生善谑，一日与分宜胄子饮，客不任酒，胄子即举杯虐之，至淋漓巾帻。先生以巨觥代客报世蕃。世蕃辞以伤风不胜杯杓。先生杂以诙谐曰：“爹居相位，怎说出伤风?”旁观者快之。
沈德符也说：“（王世贞）每与严世蕃饮，辄出恶谑侮之，已不能堪。”（《野获编》卷八《严相处王弇州》）这些恐怕是初期结怨的原因吧。
王忬被劾论死系狱后，王世贞乃解官赴京，与其弟世懋每天匍伏在严嵩门前，涕泣以求宽免。严嵩假意宽慰，背底里则加紧动作。世贞兄弟又常身穿囚服跪于道旁，向贵人们乞救。诸贵人因惧怕严嵩而不敢相救。王忬被杀害后，世贞兄弟哀号欲绝，持丧归，蔬食三年，不入内寝。三年丧满仍不着冠带，葛衣布头，不赴宴会。如此杀父之深仇大恨，王世贞如何能与严氏父子善罢甘休，作《金瓶梅》以讥刺严氏，就成了他报仇的重要手段。
根据上述史料，我认为宋起凤所说的，王世贞为报杀父之仇，“乃成此书”，“以蔡京父子比相嵩父子”，是基本可信的。另外，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到，在宋氏的记载中，没有出现如《寒花盦随笔》中出现的：“伪画致祸”及王世贞作《金瓶梅》以毒杀唐荆川（或严世蕃）等编造出来的荒唐故事。这更能证明宋氏所记乃为实据而非传闻。再退一步讲，即使《寒花盦随笔》、《缺名笔记》等记载中，那些“伪画致祸”、及王世贞著《金瓶梅》以毒杀仇人的荒唐故事，已为吴晗先生的详实考证所否定，但是这些记载的最核心部分，即王世贞与严嵩父子有杀父之仇，则完全是事实，吴晗先生也没有加以否定。对这些记载，我们应取去伪存真的态度，而不是统统加以抛弃。事实亦正是如此，在严氏父子败北之后，王世贞及其门人即著传奇《鸣凤记》以讥刺严氏，在社会上造成极大影响。为什么他不可能继而再著《金瓶梅》，作进一步的讥刺呢?
三、 从《金瓶梅》的早期流传来看，抄本之源盖出于王世贞。
前篇已经谈到，袁中郎于万历二十三年见到的《金瓶梅》的半部抄本，来源于董思白。董氏之书则可能来源于徐阶家藏。这是《金瓶梅》抄本早期流传的一条线索。另一条线索则是：徐阶——刘承禧——袁小修——沈德符。万历三十四年，沈德符遇袁中郎于京邸。中郎告诉沈德符：“今惟麻城刘延伯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沈德符又说：“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这个“又三年”，是万历三十八年（1610），此年袁小修曾赴京会试。而在前一年（万历三十七年），袁小修与刘承禧在当阳见过面（小修《游居柿录》云：“舟中晤刘延伯”）。由此可见，袁小修在万历三十八年携有的《金瓶梅》全抄本似来源于麻城刘承禧（袁小修在《游居柿录》卷三，关于《金瓶梅》条中，未谈此事。这里面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刘承禧的书又来源于徐阶家藏。刘是徐阶的曾孙婿。这就是说《金瓶梅》早期流传的两条线索均与徐阶有关。那么徐阶的全抄本又来源于何处呢?我认为来源于王世贞。万历三十五年前后，屠本畯在《山林经济籍·金瓶梅跋》中说：“（《金瓶梅》）王大司寇凤州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万历四十五年前后，谢肇浙在《小草斋文集·金瓶梅跋》中又说：“唯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可见王世贞家确藏有《金瓶梅》全抄本。而徐阶与王世贞是同乡人，两家相处友善，又同结仇于严嵩父子。而徐阶当然不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因此徐阶之书只可能来之于王世贞。根据《金瓶梅》早期流传的多种史料分析，《金瓶梅》抄本的源头似乎只能追到王世贞，加之当时社会上又盛传《金瓶梅》为王世贞或其门人所作，此中两者的内在联系，不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吗?
四、 从《金瓶梅》的语言来看，作者必为南方人而非山东人，这又为王世贞说提供了一个重要旁证。
如前所述，鲁迅、郑振铎先生否定王世贞说的唯一根据，就是《金瓶梅》中大量使用了山东地区的方言土白，认为作为南方人的王世贞是决不可能措手于其间的。吴晗提出的根据中，也似以这一条最为有力。其实只要仔细分析一下《金瓶梅》中的语言现象，我们反而会得出《金瓶梅》必为南方人作而非北方人作的结论。
《金瓶梅》中的语言十分庞杂。就其主体而言乃是北方语言，其中多用于叙述语言的是北京官话。西门庆的谈吐亦以北京官话为主。另外多用于人物对话，特别是潘金莲等妇人的对话、口角的语言则是山东土白。除了北京官话、山东土白以外，全书的字里行间，还夹杂着大量的南方吴语。除笔者在前篇《袁小修与〈金瓶梅〉的早期面貌》中列举的例子之外，《金瓶梅》中的吴语可谓不胜枚举。笔者还可以随便从书中拈出若干处。请看：
第十回：“明日我往后边坐，一面腾个空儿”。
第十回：“秋菊为人浊蠢，不任事体……”
第十三回：“这西门庆掇过一张桌凳来踏着”。
第十五回：“就不往西街去看大灯，只到卖纱灯的根前就回了。”
第十九回：“不提防鲁华又是一拳，仰八叉跌了一交，险不倒栽入洋沟里，……”
第二十四回：“且拉着经济，问姑夫要炮放。”
第二十四回：“于是取了苕帚来替他扫了瓜子皮儿。”
第六十七回：“你这狗材，忒不相模样!”
第七十七回：“门外客人有五百包无锡米”。
第七十七回：“分付后生王显仔细火烛。”
第七十八回：“落后潘姥姥来了，金莲打发他……”
第八十一回：“出落得好长大身材”。
以上十二例中加重点号者，恐怕均属吴语，而非北方话吧。《金瓶梅》故事发生地在北方，人物多为北人，如果作者是北方人的话，吴语在书中毫无立足之地，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出现。现在书中居然出现了大量的吴语方言，这只能说明作者是南方人，他在有意识地使用北方语言描述北人、北事时，无意识地将自己习惯使用的南方语言夹杂于其间。
从《金瓶梅》中的语言现象来推测作者，他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 他是南方人，更准确地说是吴语地区人。他的习惯用语是吴语，所以在不必要出现吴语的《金瓶梅》中会出现大量的吴语；二、他在北京生活过，熟悉北京官话，所以能熟练地将这种语言，作为《金瓶梅》的叙述用语；三、 他在山东地区生活过，熟悉山东地区的多种方言土白，所以他能将当地人的语言写得准确、生动、传神。而王世贞正具备上述三个条件。王世贞是江苏太仓人，太仓属吴郡，正是吴语流行地区；他的祖籍是山东琅琊，他本人曾做过山东青州兵备副使三年；他从小又随父寓居北京。看来在当时的大名士中，符合这三个条件者，非王世贞莫属。
五、 王世贞的学识，也足以写出《金瓶梅》这样的文学巨著。
王世贞是个大文学家，与李攀龙同为“后七子”首领，其著甚富，且能写小说、传奇剧本。他的一百七十四卷的《弇州山人四部稿》，其中一部稿就是说部。王世贞的好友陈文烛在《弇山堂别集》序中指出：“余习元美，尝窃窥其青箱，则尚有：《弇园识小录》、《三朝首辅录》、《觚不觚录》、《权幸录》、《朝野异闻》，此枕中之秘，尚不以示人也”。可见王世贞还有秘书深藏之，《金瓶梅》不知是否在其中。
王世贞19岁就中进士（嘉靖二十六年），官至南京刑部尚书。时严嵩为相，王忬为蓟辽总督，两家往来密切。后生嫌怨。“嵩雅不悦忬，而忬子世贞复用口语积失欢于嵩子世蕃。”（《明史·王忬传》）“王弇州为曹郎，故与分宜父子善。……每与严世蕃宴饮，辄出恶谑侮之，已不能堪。”（沈德符：《野获编》卷八《严相处王弇州》）可见王世贞十分熟悉严嵩父子，因此能在《金瓶梅》中，将恶贯满盈的蔡京父子（实指严嵩父子）的形象塑造得有血有肉。也正因为王世贞是大官僚。所以在《金瓶梅》中能将西门庆朝见皇帝，接待六黄太尉，蔡太师做寿等等官场的大场面写得生动逼真。《金瓶梅》中不仅写了北京、山东清河、临清，还写到了南京、扬州、苏州、杭州、湖州、严州，这些地方王世贞均曾到过，均有其亲身经历。
王世贞知识渊博，在前后七子中，学问渊博者，以其为最。所以能在《金瓶梅》中，反映出非常广阔的社会生活面。他在其著《宛委余编》中就记述了大量的社会生活知识。例如，在《宛委余编二》中多有古今冠服演变，妇女画眉式样、梳髻式样等知识的记述和考证；《宛委余编五》中有医药知识，推命星相知识；《宛委余编十三》中有文字音韵知识；《宛委余编十五》中有书画知识；《宛委余编十六》中有弈棋和饮食知识；《宛委余编十七》则专论道释。可以说《宛委余编》是王世贞创作《金瓶梅》的知识库。正因为王世贞有丰厚的知识积累，因此他能在《金瓶梅》中将繁多的各式各样的生活场面写得细致入微，多姿多彩。关于王世贞著作《金瓶梅》的生活基础、知识结构问题，朱星先生在其著《金瓶梅考证》中已详加研究、分析，所论是能够服人的，笔者在此不再加以引述了。
纵观“王世贞说”的历史命运，很能发人深思。从明末到清末的三百年间，不少文人对它来了个大肯定。虽然他们没有提出强有力的证据，但并不都是无知妄说。但是真理前进半步就会变成谬误。有些人过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出于传闻和“创造”，为王世贞写作《金瓶梅》编造了种种动人的故事，这就为全面否定王世贞说创造了条件。吴晗先生正是从否定这些编造的故事着手，彻底否定了王世贞说的。通过这样一个肯定与否定，王世贞说便大倒其霉，崇信者虽还有蒋瑞藻、朱星等先生，但已成了强弩之末，无法挽回败局。前个时期，笔者亦置此说于不屑一顾。但历史是无情的，是丝毫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宋起凤的王世贞“中年笔”说的被发现，使我震惊，亦使我不得不对王世贞说的来龙去脉作一番再检讨、再思考，从而发现了吴晗先生考证中的问题，得出吴晗并未能彻底推倒王世贞说的新认识。王世贞说大有重新研究的必要。显然，笔者在这里并没有为王世贞说找到铁证，因而还不能作出肯定性的结论。这不奇怪，三百年来没有能彻底肯定的东西，企图在一朝一夕之间就得以肯定，笔者无此奢望。笔者之意仅仅在于说明，王世贞说作为一家之说，自有它存在的价值，我们应该重视它，进一步研究它，而不是在没有充分证据的基础上，草率地加以“彻底”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