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有美景，有美酒，有“美眉”，还有美丽的民间传说，以及美好的前世今生的幻影流踪。
苏轼在《陌上花》（其三）序中道：“游九仙山，闻里中儿歌《陌上花》，父老云，吴越王妃每岁春必归临安，王以书遗妃曰：‘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吴人用其语为歌，含思宛转，听之凄然。而其词鄙野，为易之云。”
吴越王钱镠与其正妻戴王妃的爱情故事，在苏轼笔下婉转成了世间最甜蜜、最美妙的如初恋般的情愫，动人、醉心。听民歌，引遐思，追溯源，文人的思维和意识，总是在不经意间，心生烂漫，恣意情怀，勃发文采。
苏轼与杭州的情感，说不尽、道不完。就像苏轼行走在西湖葛岭下的寿星院中，总有一种亲近而自然、温暖且熟悉的似曾相识感，恍若前世的自己曾端坐在禅院里，轻轻诵读经文，任时光荏苒，亦生命如昨。如此令人欢喜和怀想的地方，怎么舍得离去呢？
苏轼不舍！
只是，人生哪有一帆风顺，哪有那么多心想事成！杭州安宁的生活像一只漂泊的船儿“说翻就翻”了，一纸调令，苏轼从杭州通判荣升为密州太守，他得离开这片如画山水了！
此刻，密州城里城外、天上地上，密密麻麻的“欢迎队伍”，正等待着苏轼的到来。
它们从天上扑面而来，从地面风卷而起，它们展翅，它们呼啸，它们横冲直撞，雄赳赳、气昂昂地拥着密州新一任地方领导入了城门。此时此刻，只能用“糟心”二字来形容苏轼了。
顾不上去衙门报到，苏轼便直接去了受灾最严重的地方现场办公，得知蝗灾已有三年了，心情更是糟透了，立即组织人马开始大规模的灭蝗虫运动。根据实际情况，他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措施，
一是向朝廷报告密州灾情，以争取朝廷减税减负来减轻农民负担；
二是集聚各方力量，组织抗灾“突击队”，分赴各处，包干落实。
在苏轼积极的带领和有效的布置下，官民众志成城，坚定了一举歼灭蝗虫的信心和决心。
足足有百来天，密州衙门的人都不知道新任太守是何模样，只知道这位诗词“男神”整日穿梭在灭蝗虫救灾情的第一线，将“团伙作案”的蝗虫打击成稀疏的“流窜犯”，直到十二月密州开始下起鹅毛大雪，才将这场蝗虫灾害彻底消灭了。
蝗虫大军溃败，又遇瑞雪吉兆，苏轼心中绷着的弦终于可以松下来了，但这一松懈，他反倒病倒了。此时，正值辞旧迎新的好日子，看到老百姓今年不再受蝗虫的迫害，能过上喜气洋洋的新年，苏轼病虽未愈，但内心是喜悦的、欣慰的。
来年春天，密州又久不见春雨，庄稼可怜了，老百姓急了，如果雨水不来，没有收成不说，蝗灾还可能死灰复燃，这可愁坏了苏轼，怎么办？
求雨呗！苏轼想起了凤翔的事，决定“故技重施”再演一回虔诚的求雨者。
按照经验，苏轼选了离城二十里的常山作为求雨之地。熙宁八年（1075）四月，苏轼带领求神队伍，以虔诚、恭敬之心，恭请常山山神降雨福泽百姓。并再次采取了在凤翔使用过的“软硬兼施”的办法，以“物质”晓之以理，以“精神”动之以情，许诺为其请封，彰显贡献。
不知是苏轼的文采与虔诚打动了山神，还是许诺的功名利禄合了山神的意，众人还未回城，半路便见风云雷霆，滂沱大雨如注而下，旱情暂时得到了缓解。为了保证雨水丰沛，五月，苏轼再次上常山求雨，皆是有求必应，大喜，遂派人专程修葺了常山山神庙，并为其请来了“润民侯”的封赏。
苏轼认为，从长远考虑，应该解决密州的水利问题，而不是只求神听天行事。于是，苏轼决定兴修水利。他带领民众将山中泉水引流而下，各处分支，既用于灌溉，又做饮用之水。苏轼知道，水利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这就是他超前的治水意识和治水思维，影响和福泽了世世代代的人。
在抗蝗救灾中，苏轼一直扑在第一线，顾全了大家，却冷落了小家。苏轼觉得也该让自己的家有生气、有朝气了，于是，喜欢打理庭院的他，又开始了对庭院进行修葺、整理、装饰。此时，恰逢新通判赵成伯上任，这位苏轼同乡兼“粉丝”的搭档，义不容辞地参与了翻新工作。一个月后，苏轼在园北面的一座亭子中举行了小型聚会，宴请宾客，远在济南的苏辙听闻此事，高兴之余作《超然台赋》，为哥哥的这座亭子取名“超然台”，兴之所至，苏轼遂作《超然台记》与苏辙酬和，高山流水，甚有雅趣。
苏轼有名的《望江南》，便是作于超然台上。词道：“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一句“诗酒趁年华”，不知迷醉了多少后来人的心。
苏轼在密州作《江城子·密州出猎》《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水调歌头》等，以雄浑、激昂、深情、大气、壮阔的精神气概开创了宋词新风尚，从此，词不仅仅只有柔媚、清丽、纤细、婉约之风。正是这些流传千古的绝世佳作，奠定了苏轼在宋代文坛的领袖地位，更征服了千万后来者的心。
密州经历多年灾害，遗留了许多社会问题，譬如时有婴孩被弃，这些可怜的孩子如果没有人管，就会饿死路旁。苏轼见一个捡一个，捡得多了，却没有专门的福利院以供养育，便鼓励有能力的人家收养孩子，并由衙门按月补助粮食助其将孩子抚养成人。爱民之心，爱人之心，在苏轼一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苏轼在民间的高大形象，或许就是由这些点滴之事叠加起来的吧！
饥荒久了，很多人被迫当了强盗。在密州，有一股很彪悍的盗贼，成了苏轼的心头之患，但是地方政府军力有限，无力剿贼，好在后来朝廷派军前来配合剿灭。这本该是一件极好的事，但苏轼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前来援助的正规军比匪徒还残暴，他们以抓匪徒为名，将一些老百姓强制监禁起来，向其家人索要赎金。老百姓气不过，与他们打起来，却被他们驱散，无奈之下告到衙门。苏轼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他们说这事不可能，朝廷派来的军队只会保护百姓。眼见苏轼偏袒“自家人”，告状的人只能捶胸跺脚地骂骂咧咧而去。
几天后，苏轼将这些兵卒集拢，好酒好肉招待着，待所有人聚齐，他一声令下，将作奸犯科之人全部拿下，再请来老百姓递交状纸，人证、物证一应俱全，那些人怎么也跑不脱了。此时，密州的老百姓才明白苏轼的拳拳爱民之心、保护之意。
苏轼在密州的生活虽十分艰苦，却苦中有乐。苏轼在《后杞菊赋》（并叙）中道：
天随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叶老硬，气味苦涩，犹食不已。因作赋以自广。始余尝疑之，以为士不遇，穷约可也。至于饥饿嚼啮草木，则过矣。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庭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然后知天随生之言可信不谬。作《后杞菊赋》以自嘲，且解之云。
“吁嗟，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前宾客之造请，后掾属之趋走。朝衙达午，夕坐过酉。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对案颦蹙，举箸噎呕。昔阴将军设麦饭与葱叶，井丹推去而不嗅。怪先生之眷眷，岂故山之无有？”
先生听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核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较丰约于梦寐，卒同归于一朽。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
在这样的一生中，不论是粗茶淡饭，还是困顿艰辛，抑或是贬谪放逐，苏轼总能活蹦乱跳地过，兴趣盎然地说，云淡风轻地“作”。这会儿做密州太守，苏轼又开始调侃自己的穷酸样，说做了十九年官，却越发贫困潦倒，到如今，穷得只能与通守刘庭式去城墙边的荒废菜园子里寻杞菊果腹。两人嚼着野菜，调笑着彼此，倒将草木吃出了美味与喜悦，一派怡然自得的逍遥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