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4-18 12:14 | 浙江新闻客户端 | 通讯员 王春 记者 吕玥
今天，我们邀请到省人大代表、台州广电总台电视公共频道副总监、民建青年会员王庆为我们朗读民建先辈黄炎培在日记中记录的《窑洞对》片段。王庆表示，能朗读这段历史上著名的对话，深感光荣，这是青年会员对民建先贤表达的崇高敬意，也是青年会员对民建先辈们坚定信仰的传承。
王庆
《窑洞对》
（1945年7月1日，选自《延安归来》）
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机场。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延安之行，为何改变黄炎培一生？
生于19世纪后期的黄炎培是民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出身于书香之家的他目睹祖国山河破碎、民生凋敝，矢志探求强国兴邦之道，于1917年创办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职业教育机构——中华职业教育社，同时将一批文教界和工商界人士团结起来，积极奔走。1945年，他发起组织民建，后来担任民建第一、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
黄炎培看望“七君子”。（注：史良在女狱）
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陷于停顿状态，战后中国向何处去令国人担忧。这年春夏之交，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主张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黄炎培认真阅读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后，很有感触。
1945年7月1日，毛泽东等到延安机场迎接来访的6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前排右起：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 、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
1945年7月1日，为了推动国共谈判，黄炎培与冷遹等6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之邀，以个人名义飞赴延安开始访问。在延安期间，黄炎培亲眼目睹了中国共产党的施政政策和解放区的成就，接触和认识了大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高级将领，与毛泽东等人进行了3次共10多个小时的会谈。
毛泽东、朱德在延安与民主人士考察团成员亲切聚谈。左起：傅斯年、毛泽东、章伯钧、冷遹、黄炎培、褚辅成、左舜生、 朱德。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次谈话是在7月4日下午，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里，他与毛泽东彼此推心置腹，谈古论今，留下了一段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著名对话，人称“窑洞对”。
返回重庆后，黄炎培把延安所见所闻以日记形式写了《延安归来》一书，盛赞中共的政策和解放区的形势，其中提到“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延安之行，成为黄炎培一生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为日后新政党的发起和筹组奠定了思想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这段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并指出这番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2016年上映的8集大型电视专题片《永远在路上》第一集里，也提到了1945年黄炎培和毛泽东之间这一知名的“窑洞对”，指出唯有民主和监督，才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
黄炎培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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