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者在某展厅观看油画作品《经世致用-明末大儒黄宗羲》。（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7月27日《南方周末》）
黄宗羲提出要消灭佛道教，将其寺观改为书院，民间婚丧也要在学官指导下按照古板的朱子家礼进行，“时人文集，古文非有师法，语录非有心得，奏议无裨实用，序事无补史学者，不许传刻。其时文、小说、词曲、应酬代笔，已刻者皆追板烧之。”
近日读到李洁非先生的《黑洞·弘光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很是喜欢。作者以深厚的学养和对古人的同情细述明清之际的若干史事与思想，许多论述都不落窠臼而启人深思，值得一再品味。不过本书像许多论著一样，对明末的社会和思想变革寄予厚望，特别是说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等著作蕴含初步的民主启蒙，只是被满清入侵所打断。否则“稍假以时日，比如再经过半个世纪，这种苗头从思想幼株长为大树，乃至从社会实践以及制度层面有所尝试，绝非毫无可能”。
对黄宗羲和《明夷待访录》的溢美，自梁启超以来一直盛行不衰。比如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中称其“前于卢梭《民约论》一个世纪”又说“此书类似《人权宣言》”，按此说来，东西方的民主启蒙相差不远，甚至中国曾经领先过一段时间。虽然最终落后，但也差足安慰了。
果真如此吗？《明夷待访录·原君》中批判君主的几句名言常被引用，被认为是旷古未有的达论：“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敢说君王是天下大害，在当时自然是很了不起的，但是说到领先，可倒未必。试和下面这段话比较一下：“当一个人愿意怎样做便怎样做，而自己对所做的事又可以毫不负责的时候，那么这种独裁的统治有什么好处呢？把这种权力给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他也会脱离他的正常心情的。他具有的特权产生了骄傲，而人们的嫉妒心又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这双重的原因便是在他身上产生一切恶事的根源……他把父祖相传的大法任意改变，他强奸妇女，他可以把人民不加审判而任意诛杀。相反，人民统治的优点首先在于它那美好的名声，那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段同样出彩的论述并非出自近代思想家，而是黄宗羲之前两千多年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托名几个波斯贵族对政体的讨论！在西方古希腊即有民主制的实践，相关思考研究自古典时期以来已汗牛充栋，如柏拉图《理想国》《法篇》、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等，哪怕力挺君主制的哲学家也要面对民主派的强大对手。
单比谁早谁晚，还没有抓到实质问题。实际上古希腊的民主制不久就告衰亡，后世西方人亦是君臣等级，王朝迭兴，直到近代才走上代议制民主之路。中间两千年曲折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基础，但就思想层面来说，也可见民主并非有一点点萌芽就足长成大树，另外后世的代议制民主与古希腊民主究竟有多少关系也是值得探讨的。
限于篇幅，这里只能提到其中一个关键环节：近代欧洲发展出了古代没有的“消极自由”，亦即个人自身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的概念。如贡斯当在《古代人与现代人的自由》中所说的：“个人独立是现代人的第一需要。”《明夷待访录》中几乎没有这方面的考虑。黄宗羲的关注仅在于去限制君权，譬如说重设宰相分享君权：“凡章奏进呈……宰相以白天子，同议可否。”（《置相》）同时也提出：“（太学）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学校》）也就是通过老师的权威去约束皇帝。如果皇帝不听，黄宗羲暗示，可以将其当成独夫民贼推翻。
这当然是很了不起的，但也不得不说，这个理想国里几乎没有个人自由可言。比如黄宗羲提出要消灭佛道教，将其寺观改为书院，民间婚丧也要在学官指导下按照古板的朱子家礼进行，更可怕的是“时人文集，古文非有师法，语录非有心得，奏议无裨实用，序事无补史学者，不许传刻。其时文、小说、词曲、应酬代笔，已刻者皆追板烧之。”（《学校》）换言之，凡是没用的“坏书”都该禁毁。这个理想国对民众的束缚，甚至大于现实中的明清社会。
进一步来说，对个人自由的漠视最终会危害限制君权的初衷。最终掌握真理、控制社会的权力攥在谁的手上，谁就相当于拥有了皇权，不论叫宰相还是祭酒。当然以传统文化的强大惯性，这个统治者多半进一步攫取皇帝的名号，王莽不就是先例吗？
笔者无意吹毛求疵，以思想乌托邦中隐含的问题去否定思想本身的意义，在皇权至高无上的时代，任何一点新的探索都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但如果认为这种最多算是古代贵族共和雏形的政治设计就算初步的民主启蒙，大概是过度解释了，对先贤多几分自信倒是不要紧，但是如果错解了现代社会诞生的机理脉络，却可能是更大的问题。
（作者系学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