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刘安子》），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写的一部哲学著作，道家作品。
序中指出此书的思想内容：“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其义著，其文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入“杂家”，《四库全书总目》亦归入“杂家”，属于子部。
该书在继承先秦道家思想的基础上，糅合了阴阳、墨、法和一部分儒家思想，但主要的宗旨属于道家。「鸿」是广大的意思，「烈」是光明的意思（东汉高诱《淮南鸿烈解序》）。作者认为此书如道一样包括了广大而光明的通理。
刘安的父亲刘长是汉高祖的庶子，封为淮南王，刘安作为长子，承袭父爵，故亦称淮南王。刘安撰作《淮南子》的目的，是针对初登基帝位的汉武帝刘彻，反对他所推行的政治改革。
《淮南子》原书内篇二十一卷，中篇八卷，外篇三十三卷，至今存世的只有内篇，现今出版版本，大多对内篇进行删减后再出版。“说林、说山、人闲诸篇多纪古事”。这部书的思想内容以道家思想为主，同时夹杂着先秦各家的学说，故《汉书·艺文志》将之列为杂家类。梁启超说：“《淮南鸿烈》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其书博大而和有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胡适说：“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书又集道家的大成。”刘文典写有《淮南鸿烈集解》。
作者
关于《淮南子》的作者，有比较含混和比较明确的不同说法。
比较含混的说法是，《淮南子》是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共同撰著的。但是史称淮南王“招致宾客方术之人数千人”，这些人不可能都是《淮南子》的作者。淮南王的门人宾客中究竟有哪些人参与了《淮南子》的撰著，于是又有一种比较明确的说法，认为是淮南王刘安“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高诱《淮南鸿烈解序》）指出了淮南王以外的另一些作者的名字。再后来，这里出现的八个名字又被统称为“八公”，于是《淮南子》的作者就成为淮南王刘安和八公了。梁启超说：“《淮南子》匠心经营，极有伦脊，非漫然獭祭而已。”
《淮南子》书中有较多的《庄子》的影响，已与晚周至汉初南方黄老道家的正宗有所区别。 道家由以黄老为主转移到以老庄甚至以庄列为主，这一转变在《淮南子》书中已可见其端倪。作为楚文化重要内容的黄老道家兼阴阳数术的思想传统，到《淮南子》的成书，已经是殿军之作了。
此书撰著于景帝一朝的后期，而于汉武帝刘彻即位之初的建元二年进献于朝廷。
淮南王刘安是当时皇室贵族中学术修养较为深厚的人，他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著书立说，“作《内篇》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为《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汉书·淮南厉王刘长传》）。然而这部涉及范围十分广泛的文化巨著，留传下来的只有《内书》二十一篇，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淮南子》。
刘安有心在天下一旦发生变乱时取得政治主动，积极制作战争装备，积聚金钱，贿赂汉王朝的地方实力派。又日夜研究军事地图，暗中进行作战部署。淮南国贵族违法的事件逐渐有所败露，在朝廷予以追查时，刘安最终发起叛乱。然而叛乱迅速被汉王朝成功平定。刘安被判定“大逆不道，谋反”罪，自杀。淮南国被废除。汉武帝在这里设立了九江郡。
内容
《淮南子》著录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今存内二十一篇。以道家思想为主，糅合了儒法阴阳等家，一般列《淮南子》为杂家。实际上，该书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融会贯通而成，是战国至汉初黄老之学理论体系的代表作。《淮南子》在阐明哲理时，旁涉奇物异类、鬼神灵怪，保存了一部分神话材料，像“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共工怒触不周山”、“嫦娥奔月”、“大禹治水”“塞翁失马”等古代神话，主要靠本书得以流传。
淮南子版本
通行本为二十一卷。
明正统《道藏》本将《原道》、《俶真》、《天文》、《地形》、《时则》、《主术》、《氾论》分为上下卷而成二十八卷本。
淮南子研究著作
清王念孙《读书杂志》中《淮南子》部分，俞樾《诸子平议》，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刘家立《淮南子集证》，吴承仕《淮南子旧注校理》，杨树达《淮南子证闻》。
建国后有张双棣《淮南子校释》，何宁《淮南子集释》，陈广忠《淮南子斠诠》。
淮南子道家典籍
《淮南子》引用过的道家著作，见于《汉书·艺文志》的有《管子》、《老子》、《文子》、《庄子》、《列子》、《黄帝四经》等。此外，郭店楚简中《太一生水》篇对《淮南子》也有明显影响，也可归入此类。
《淮南子》分析了《管子》产生的原因：“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要略》)显然把它作为富国强民的政治著作看待，刘向也认为：“凡《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淮南子》在《道应训》引述了《管子》的话，《管子》一书，以道家为主包举百家，《淮南子》的“气”论及“法治”等方面的思想，都能在稷下黄老著作《管子》那里找到它的源头。
《老子》是《淮南子》直接引用最多的典籍，《道应训》实际就是以历史故事、寓言传说等阐释《老子》的旨义，仅此一篇，涉及《老子》41章中的56处文字，它与《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一样，都是关于《老子》的较早的注释，足见《淮南子》作者对《老子》的重视。《淮南子》所受《老子》的影响，最明显的是以道作为全书的指导宗旨，并对“道”做了更加详尽的描述和规定，其中《原道训》，杨树达认为：“此篇全衍老子之旨，故以《原道》名篇。”
《淮南子》引用《庄子》直接说明的只有一处，见于《道应训》：故《庄子》日：“小年不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这句出自《逍遥游》，只是次序略有不同。但是，“其暗用《庄子》者触篇皆是。今本《庄子》三十三篇，惟《说剑篇》之文，不见于淮南。其余三十二篇，则均有称引”。刘安对《庄子》是熟悉并深有研究的，他还做过《庄子》的注释工作。《文选》谢灵运《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陶渊明《归去来辞注》、任彦升《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李善注并引淮南王《庄子要略》云：“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轻天下，细万物，而独往者也。”张景阳《七命》注引淮南王《庄子后解》云：“庚市子，圣人无欲者也。人有争财相斗者，庚市子毁玉于间，而斗者止。”据此可知，淮南王刘安曾有《庄子要略》和《庄子后解》，惜已失传。
《淮南子》与《文子》关系殊难判断，《文子》的内容有十分之五六与《淮南子》相同，两者孰先孰后的官司打了上千年。《汉志》载：“《文子》九篇。”班固自注日：“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然而，1973年，河北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出土的竹简中就有《文子》，这为认识《文子》提供了新的机遇。竹简《文子》与今本《文子》内容既有相同者，也有不见于今本的佚文，说明《文子》是有渊源的，为西汉就已经存在的先秦古籍，它与《淮南子》的关系，绝非简单的谁抄谁的问题。
《列子》的“共工怒触不周山”的神话和列子“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则万物之有叶者寡矣”的感叹，在两书中都出现过，显然有某种继承关系。《汉志》所著录的“《列子》八篇”，是刘向整理过的，它在流传的过程可能有后人掺入的成分，但绝非“伪书”，其内容大部分可信。《尸子》说：“列子贵虚。”(《广泽篇》)刘向以为：“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日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孝景皇帝时贵黄老术，此书颇行于世。”(《列子书录》)在景帝时十分流行的《列子》，想必刘安也能见到，《淮南子》也有贵“虚”的一面，不能说没有《列子》的影响。
至于《黄帝四经》(唐兰认为，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就是《汉志》所说的《黄帝四经》)有《道原》，《淮南子》有《原道训》，《淮南子》文字明显出于前者的有近三十处，唐兰已作过梳理。
《太一生水》，抄于郭店竹简《老子》丙组之后，是讲宇宙生成的。许抗生认为：“《太一生水》篇，从宇宙演化学说史上说，是老子到《淮南子》之间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它发挥了老子的思想，又具有不同于老子思想的独创性。它与《管子·内业》等篇和《淮南子》有着不同的思想发展路向，同时又对《淮南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天为气的思想和‘天不足于西北，地不满于东南’的思想皆对《淮南子·天文训》产生了影响)。”
相关历史
1.建元初年的意识形态辩论
汉初意识形态论争的焦点是主张尊王攘夷的儒法家（宗荀子及今文公羊学派），与主张因循旧制、“萧规曹随”无为而治的黄老道家之争。从现代的观点看，前者主张国家主义，后者主张自然放任，即自由主义。
2.汉武帝一度危在旦夕
建元元年（B.C140年）刘彻登基，时年仅16岁。他一登基即重用主张加强王权的儒士出任将相。准备采纳文景时期大为失意的贾谊、晁错一派的政治主张，即对内削弱诸侯、加强中央，对外则抗御匈奴。刘安撰作《淮南子》，其所针对的，就是初登基的汉武帝刘彻。刘彻志在尊王攘夷，削诸藩，破匈奴，实施“大有为”之政。刘安则主张因循旧范，无为而治。由此引申为政策，也就是要坚持汉初旧制，从而保护刘氏诸王集团裂土称王的既得利益。《淮南子》中有“主术训”一篇，专讲帝王之术。
而建元初年主导政治大势的，并不是已作了皇帝的年轻人汉武帝，而是素好黄老之道的太皇太后窦氏以及诸窦、诸刘列王贵威。窦氏于建元二年临朝干政罢免刘彻所任命的儒学将相，否定刘彻加强王权削弱诸侯的政策方向。这实际是一场未动干戈的宫廷政变。
在这场政治争论中，甚至汉武帝的舅舅、王太后之弟武安侯田蚡暗中也站到了刘安一边。《汉书》淮南王传记：刘安友善太尉武安侯田蚡。（田蚡）与私语曰：“方今上无太子，宫车一日晏驾，非王而谁可立者？”淮南王大喜，厚赂武安侯。要知道此时之刘彻，年方十七、八岁，正值盛年。除非遭遇突然之变，发生非正常死亡，怎么谈得上“宫车一日晏驾”？而身居高位（汉太尉领有兵权相当于国防部长）的国舅田蚡，竟然与刘安私下计议安排关于刘彻的后事问题，并属望于刘彻这位老叔父作年轻皇帝的继承人。由此可见当时刘彻政治地位之孤弱及危险也。
建元六年（B.C135年）太皇太后病危，死前天上出现彗星。刘安认为这种天象预兆着“兵当大起”，天下将要大乱。于是“治军械，积金钱”，准备武装起事。于此而又见当时政局之险恶矣！
3.人文学术难以完全超离政治?
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窦氏驾崩，刘彻终于主持了大政。元光元年（BC134年）间，他召见名儒董仲舒。董氏向他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汉武帝决心由此而推行全面改革。此即西汉史中值得大书一笔的“元光决策”。新政的首要方针是改革国家意识形态，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所罢黜的百家言中，重点一为主张搞阴谋政治的纵横家言，一为黄老之道也。直到田蚡死后，刘彻才知道了他与刘安的那次密谋。刘彻说：如果田氏仍在，当灭族矣！元狩元年（B.C122年）刘安积蓄已久的反谋终于被揭露，被追究而自杀身死。汉武帝取得了最终胜利，此后对外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在军事上取得不世之功；对内骄奢淫逸，挥霍无度。至其末年，文景之治四十年之基业消耗殆尽，国家凋敝，户籍减半，西汉由此走向衰亡。
这一段史事表明，历史中的人文学术难以完全超离于政治。但是，后人已超越了这场历史斗争。今人谈论汉初黄老之道，无为而治，常称叹称羡。然而，若不参照汉初及建元年间之大形势，汉初儒道两个学派这场大论争就不能真正被理解。今人读《淮南子》无不以为其仅是一部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