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梦想：全民通用口语文》摘录

黄遵宪故乡

谈白话文，几乎都把黄遵宪（1848—1905）的“我手写吾口”和“言文合一”主张用来作为白话文最早的理论认识，黄遵宪也因此被当作白话文理论先驱。

黄遵宪塑像

“我手写吾口”出自黄遵宪的随感诗，写于1868年。

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烂斑。

黄遵宪塑像

我手写吾口、流俗语烂斑，这种话在当时确实振聋发聩。在文坛上属于大逆不道，非主流。但它们并非一种白话文理论，只能算一种作文理想。当时，黄遵宪只是个20岁的小伙子，从古至今，20岁的小伙子都喜欢抒发豪情壮语，很常见。黄遵宪因父亲在朝廷户部做官才生计不愁，有闲情逸致把玩诗文也不足怪。而且，他当时的诗文只在师友之间相互切磋，没有公开发表，极少人得知，作为白话文的认识不仅单薄，也有点牵强，他当时压根就不知道白话文为何物。何况，“我手写吾口”也可以看成一种写作方法，用来表示文言文、八股文的写作理念也未尝不可。

黄遵宪故居

孔子有“辞，达而已矣”，又有“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张衡有“集以俗言”、“杂以俗言”。历史上这种写作主张非常多，黄遵宪并非第一个。

到处都是风景

近来有学者通过大量资料考证为“我手写吾口”不一定是原文，原文应当是“我手写我口” ，如果真是这样，离白话文确实更近了一程。但2016年秋天，到黄遵宪纪念馆内见到陈列的一个黄遵宪的墨盒，盖子上有“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遵宪用”字样，可见这种考证也是一厢情愿。

真实才是风景

“言文合一”出自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于1887年完稿，是他出任日本外交官的学术成果。完稿后，他先将书稿呈交李鸿章和张之洞，希望通过官方刊行，但遭到了李鸿章的驳斥，张之洞也兴趣索然。8年后，才由广州富文斋刊印发行。

黄遵宪在书中说：“文字者，语言之所从出也。……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几乎复合矣。余又乌知乎它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嗟乎！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

《日本国志》曾作为湖南长沙时务学堂（1897—1898年）的教材， 时务学堂虽然只存在短短一年时间，分两批招收的学员加起来才95名。要知道，那是陈宝箴（陈寅恪的祖父）、黄遵宪、熊希龄（出任过总理）、梁启超、唐才常创办的学校，不仅老师一个个赫赫大名，学员中有谭嗣同（戊戌六君子之一）、蔡锷（护国将军），由此可见其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有多么巨大了。

不过，黄遵宪的“言文合一”主张传播开来的时候，也是白话文公开兴起的时候。也是这年的11月，上海、浙江等地创刊了5分白话报纸，与时务学堂基本出现在同一时间。而10年前，就已经出现过第一份白话报纸。

所以，黄遵宪的“我手写吾口”和“言文合一”主张，作为白话文的理论先驱则不能说是事实。它们的影响不是发生在当时，只是影响了后来研究白话文的人们，是白话文成为热门话题之后，人们在认识白话文的时候才发现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法。

更为遗憾的是，后来研究白话文的人们少见研究我手怎样写吾口的问题，使用什么文字写？是使用古文还是今文？古文和今文如何划分？“吾口”究竟是方言还是通用语言？这种语言同文字如何统一？等等，始终没有得到明确解答，大家商量好似的就停留在“我手写吾口”、“言文合一”的主张上做文章，做来做去，还是“我手写吾口”、“言文合一”，没见超越或者深入黄遵宪主张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