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经历了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崛起，他以自身经验作为基础，先后对照了明朝以及明朝之前的诸代王朝更迭历史。经过一番思量，黄宗羲发现，历朝历代出现天下大乱的原因，可以从各种角度归结到代表封建专制主义之君权至上这个理论上来。无论是农民起义推翻暴政也好，还是大臣谋朝篡位也罢，朝堂动乱，百姓暴乱，大抵都与高高在上的封建统治者手中之君权有关。

大臣谋朝篡位无非是觊觎君权至高无上的优越性，农民起义则无非是一些官僚和贵族借着手中权力压榨百姓，以至百姓忍无可忍发起暴动。

追根溯源，黄宗羲觉得，问题的源头可能就是那至高无上的君权。自汉武帝以来，儒家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几近成了不可撼动的主流思想。当然，儒家思想中有许多各具特色的思想，但是汉武帝时期经过董仲舒整理后的儒家思想大抵是为巩固君权稳定而设置的，其中，思想中传达的鲜明君臣之分便是比较好的例子。于是，自秦汉时期以来，几乎没有人去质疑“臣子与百姓对君主而言是隶属于君主”这个说法合理不合理，人们默认君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凭一己好恶随意使唤他们。

但是，对于“臣子和百姓必须服从于君主”这一说法，黄宗羲是持反对意见的。为了让自己的反对显得更加有理有据，黄宗羲对君与民的关系以及君与臣的关系分别进行了说明。针对君与民的关系，黄宗羲提出“民为主，君为客”的思想，认为百姓才是天下的主人。针对君与臣的关系，黄宗羲认为君臣实质是一样的，都是为百姓服务的，只是称呼不一样，即“君臣实同而名不同”。黄宗羲此举对于封建社会进步意义重大，他的思想被当前许多学者看成是民主思想的初步形态。

一、黄宗羲提出“民主君客”、“君臣实同名不同”理论的时代渊源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时期的人，他在大好年华之时经历了灭国之痛，他眼睁睁地看着明朝灭亡而无计可施。

明朝末年时期，奸臣弄权，鱼肉百姓，不堪忍受的贫苦农民揭竿而起反对暴政。这让当时中国东北区域的满族统治者有了吞并明朝的机会，趁着明朝末年农民军起义的混乱局面，满族士兵从山海关进入明朝内部，在已经爆发农民起义战争的明朝境内很快攻破了一个又一个城池，满军一路势如破竹，没用多长时间就推翻了明朝，建立了清朝。

作为明朝旧人的黄宗羲也曾为挽救明朝做出过一些努力，他在清军南下的时候组织义军进行过武装战斗，但是这支武装力量组织起来没多久就解散了。那时的黄宗羲便知道，此时大局已定，恢复明朝已经是个不可能的愿望了。于是一身才学的他毅然没入草庐潜心研究学问，即便求贤若渴的清朝掌权者向他多次发出征召令，他也无动于衷，毅然选择隐居不仕。

在隐居期间，满汉民族冲突以及亡国之痛让他不断追问自己为何明朝会灭亡？为何数量如此众多的汉人会被人数远不如汉族人民的满人降服？他左思右想，终于初步得到了一个答案。

明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明朝朝廷内部出现了问题，明朝的官僚以及一些皇室贵族利用自己高高在上的权势压榨百姓，让百姓没有活路，百姓因此发起动乱，这才让东北区域的满族人有机可乘。于是以汉人为统治者的明朝灭亡，满人建立大清朝。

黄宗羲基于此开始反思明朝时期以及明朝以前发生王朝更迭的原因，他得出了一个答案，不管是明朝还是明朝之前的王朝，导致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君为主，民为客”的封建思想与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主义。

黄宗羲基于此进一步反思了民与君、民与臣的关系，继而提出了“民主君客”、“君臣实同名不同”的思想，并以此对封建社会专制主义的君权论发起了严厉的批判。

二、黄宗羲对君主民客的批判：君主应服务于民

黄宗羲指出，人类最初之所以拥立君主，不是要君主来奴役他们，而是为了让君主带领人们克服困难，拥立君主的根本目的从一开始就是为人民谋福祉。同时，也正是因为君主造福于民，才引得百姓仰慕尊敬君主，继而心甘情愿为君主做事，人民服侍君主的原因不过是为了表示自己的报答。

黄宗羲认为，君主本来的样子，应该是这样的：

“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

也就是说，黄宗羲心里的君主重天下之利而轻己利，以释天下之害为己任。黄宗羲指出，正是因为君主有这样的德行，才得以受到万民朝拜的礼遇。但是不知道是有心还是无意，君主受万民朝拜的现象被传承下来，而君主为何应当受万民朝拜的最初原因似乎无人记起。在黄宗羲心里，现在民与君的关系反了，现在的君主高高在上，认为百姓侍奉自己是理所应当，君主以一己利害为先，让天下人为自己服务，而百姓对于无条件臣服在君主脚下这件事情，似乎并没有什么异议。这样的君民关系，黄宗羲是不认可的。

基于此，黄宗羲以一种颇为深刻的方式揭露封建君主利己的私心。他说汉高祖刘邦成为君王以后，对自己的父亲说：“你看我的财产和二哥相比，谁多呢”。明面上这句话也没有什么不妥，但是挖掘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时，我们可能就能发现一些让人感觉怪异的苗头了，刘邦这不是将自己打下的天下看成是自己的财产吗，也就是说天下万民都是他的“产业”。

黄宗羲抓住了这个苗头，并且借此批判秦汉时期之后的历代君主将百姓看成是自己“产业”的行为，在黄宗羲眼里，这种做法十分自私，不符合最初推举出君主的初衷。

黄宗羲指出，这种举动透露着君主的一种想法，即君主将自己摆在高高在上的位置，百姓则是任他们摆布的“产业”。

而且君主的这种想法往往表现得比较隐蔽，一般百姓如果不深思便难以发现。可能黄宗羲的想法是这样的：君主用时间淡化百姓推举君主之初衷，又用时间强化君主当受万民朝拜之现象，在淡化与强化这一来一去之间，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封建专制主义便成了合理的存在了，“君为主民为客”，“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等这些维护封建君主王权的思想便根深蒂固了。

按照黄宗羲的思路，我们可以类推一下，如果君主想要修建堤坝防治洪水，君主在表面上比较直观的动机可能是为了百姓不被洪水伤害，其实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为了让自己的“产业”不被伤害。这样的行为就将百姓看成是任自己摆布的客体了，这个时候，君主把自己看成主体。

主体与客体存在对立关系，君主把自己看成主体，于是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会不自觉去维护自己这个主体，在对待客体的时候，君主往往难以做到全心全意。

于是许多君主在利益权衡之时，很有可能置百姓安危于不顾，他们会首先保全自己的利益，其次才会想到百姓之利，有的君主甚至根本就不在乎百姓之利。渐渐的，君主与百姓之间的矛盾就开始激化，等到矛盾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王朝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因此，黄宗羲认为，君主与百姓真正的关系应该如远古时期的君主与百姓之间的关系一样，君主是为百姓服务的，君主应当以天下之利为己利。在关系层面上看，百姓应该是主体，君主应该是客体。

黄宗羲从分别主客的高度来看待民与君的关系，这样的论证颇为深刻。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在受封建制度下的儒家思想教化了千年以后，黄宗羲能够意识到君主民客关系的不合理之处，实属难得。

三、黄宗羲心中君与臣的关系：君与臣除了称呼不同外，并无二异

在黄宗羲心里，君主与臣子都是为天下百姓谋福祉的人，因此，君主和大臣之间在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只是各自的职能不一样，继而称呼不一样而已。

为了证明这一点，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臣》中这样说：

“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黄宗羲意思是说，这个天下很大，不是一个人就可以治理的，于是就有一些人承担大臣、君主这样的“名”去分担治理天下的工作。所以，一位官员之所以能当官，根本原因不在于为君主以及君主一脉效劳，而在于为天下万民服务。

黄宗羲这句话从侧面来看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种现象，即人们争相为官的主要目的是“报效君主”，而非“为百姓造福”，并且当时的人几乎都觉得将“报效君主”当成为官目的是合情合理的，并没有什么毛病。但“为报效君主而当官”这种行为在黄宗羲眼里便是本末倒置，因为黄宗羲觉得，官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民需要。

同时，黄宗羲对当时身居高位且无利于民的皇室贵族成员也进行了不留情面的讽刺，他认为皇室贵族成员对百姓并没有什么贡献，反而因为与君主同姓便高高在上，让百姓去伺候他，这种现象是不合理的，同时也展现了君主保全优待自己姓氏血脉的私心。

黄宗羲这种思想颇有超前性，与我们现代社会的公平意识，以及“为人民服务”的根本主张有那么几分相似，可见黄宗羲确实洞见了古代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制度弊端之所在，这在清朝初年是十分难得的。

在黄宗羲的言辞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封建社会的君权至上制度十分反感，他曾经直言不讳地指出：

“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他这是在告诉天下百姓，天下的兴亡，与君主一脉的兴亡没有关系，只与百姓的忧乐有关。百姓忧，则天下乱；百姓乐，不论君主姓甚名谁，依旧国泰民安。

黄宗羲这套说法颇有些大胆，他直接切断天下兴亡与君主一脉兴亡的联系，认为百姓的乐与忧才是判断天下兴亡的标尺。那么，进一步来说，大臣的作用是为百姓谋福祉继而安定天下，那么大臣的行事就应该根据百姓之忧乐来，而不是根据君主一姓之兴衰来。

因此，黄宗羲得出结论，大臣的服务对象本来就不是君主，所以不必以君主马首是瞻。换句话讲，黄宗羲认为，大臣本就不是为君主而设，那么大臣就不必为君主而死。君主与大臣同是为百姓而设，所以君主和大臣当为百姓而死。

于是，黄宗羲在君臣关系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君主与大臣除了称呼有区别，在本质上并无区别，都是为百姓服务的，即“君臣实同而名不同”。

四、总结：黄宗羲认为，君不是天下之“主”，百姓与臣亦不必为君而死

黄宗羲因为经历了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建立，目睹了血腥的战场与动荡的人间，亡国之痛与民族冲突让他对王朝更替现象进行了深刻反省，他得出天下兴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谁是君主，而在于百姓的哀乐。百姓的哀乐常常与封建社会中王权至上的专制制度息息相关，总有心术不正之人利用权力去压榨百姓，以至于百姓无法生活，继而引发动乱。所以，黄宗羲将矛头指向了封建专制主义君权论。

为了瓦解君权至高无上的权威，黄宗羲便分别阐述了君与民以及君与臣之间应有的关系，继而力图以此打破君权的权威性。

首先，黄宗羲指出，最初之所以设立君王之位，不是为了让君主去享受万民朝拜，而是为了让君主服务于民，造福于民。但秦汉以来，君主把自己放在高高在上的地位，把百姓看成自己手中的产业，许多君主打着维护百姓的旗号巩固自己的权威。有时候，君主所谓为了天下而不得已推行的类似征税、征兵等举措，其实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维护自己的产业罢了。

因此，黄宗羲指出，“君主民客”观念是本末倒置，“民为主，君为客”才是正常的君民关系。在黄宗羲思想里面，一开始设置君主的原因，本来就是为了让君主造福百姓服务百姓。

同时，黄宗羲想披露的是，在长期的时代更迭中，君主偷换了最初的“民主君客”的概念，渐渐将“民主君客”倒转过来，这是君主满足自己“私心”的“把戏”。君与民的关系应当是民为上，而君主之所以受到人民的敬仰与朝拜的原因绝不是因为他血脉珍贵，或者说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而是因为他为百姓尽心尽力，鞠躬尽瘁继的行为。

其次，黄宗羲指明，大臣与君主之间的关系不应当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样的主仆关系，大臣和君主最初之所以被设立，皆是为了造福百姓。所以大臣和君主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能说职能不一样罢了。所以，很明显，臣不是为君而设，那么臣就不必为君而死。在黄宗羲心中，君臣之间的正确关系，应当是“君臣同质而不同名”，即“君臣实同名不同”。

无论是黄宗羲指出的“民主君客”思想，还是他指出的“君臣实同名不同”理论，其实都是黄宗羲从理论上瓦解君权至上思想合理性的理论武器。黄宗羲意在将君主从高高在上的位置拉下来，告诉天下百姓，百姓自己才是天下的主人。同时黄宗羲也在告诫天下官员，他们效忠的对象应当是百姓而不是君主，他们应该为了百姓的利益而行动，而不是为了君主之私利去掏空心思。从这个层面上看，黄宗羲提出的“民主君客”、“君臣实同名不同”的思想也可谓是用心良苦了。

当然，黄宗羲对古代封建专制的批判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他思想中散发的民主气息也还不够浓烈，但是他的重民思想无疑对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进步寓有重大意义，毕竟，许多学者皆认为，他的思想是民主思想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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