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83年前的今天，鲁迅先生逝世于上海的寓所中，这是中国文化界乃至全世界的巨大损失。鲁迅临终前曾在被后人视为遗书的《死》中这样写道：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他们”指的是曾正面交锋及躲在暗处的论敌们，而“他们”也果然没有宽恕鲁迅。在鲁迅逝世后，以苏雪林为首的反对者开始了激烈地“批鲁”，从而引发了关于确立“鲁迅身份”的危机。

鲁迅先生

胡适先生也是鲁迅先生的论敌之一，当时苏雪林企图将胡适拉到自己的阵营，胡适先生当时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些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里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什么。

胡适不仅展现了温和的处事态度，亦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可谓是为我们认识鲁迅指明了一条道路。鲁迅一生致力于“国民性”、“反封建”和“立人”等问题，这些问题当然是鲁迅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的，但它们并非横空出世的。

胡适先生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指出“吃人”问题，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这与儒家内部自王阳明之后的分化力量是有某种呼应关系的，只是鲁迅更为彻底。鲁迅在留日期间首提“国民性”问题，这个词本身来源于日语，而当时鲁迅可说是半个章太炎弟子，章太炎的“民族”思想对鲁迅“国民性”问题的提出当有重要影响。下文笔者从反理教到反礼教和章太炎民族思想到鲁迅国民性问题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从“以理杀人”到“以礼吃人”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这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在《狂人日记》中，鲁迅通过狂人揭露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同时还揭露了被迫害者反过来维护封建礼教的可悲现象。

“吃人”二字其实是鲁迅对儒家标榜的“仁义道德”的一种历史概括：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在1918年8月写给许寿裳的信中，鲁迅曾谈到《狂人日记》生成的缘由：偶阅《通鉴》，乃悟中国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由此可见，历史上真实的“吃人”事件确实对鲁迅有所刺激。但我们还需注意到，真实“吃人”事件其实只是少数，而精神残害却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狂人日记》中的“吃人”指向的主要是精神层面和象征层面。

事实上，鲁迅并不是第一个猛烈批判儒家的思想家。在明朝嘉靖时期，我国思想史上出现了第一启蒙学派泰州学派，它是最为激进的阳明后学，而李贽则是其最为激进的代表。王阳明曾经提出“满街皆是圣人”，但凡人和圣人之间尚隔着“致良知”的过程，李贽的“童心说”则消除了这个中间过程，首次确立了人的主体性。此外，李贽还对朱熹和孔子等儒家代表人物发起了猛烈进攻。

朱熹曾经感叹“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李贽即对此提出了辛辣讽刺：怪得义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程朱理学尊孔子为大圣人，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对此李贽提出了反问，如果只能用孔子的是非观来评判是非，那么孔子死后的千百年间，世界上不就没有是非了？

李贽

到了清朝，大学士纪晓岚和思想家戴震更是进一步指出了礼教“以理杀人”的残酷一面。纪晓岚是《四库全书》的总编纂官，戴震是《四库全书》的编纂官，两人不仅是同事，还是一对在思想上有诸多共同之处的好朋友。本文不对编纂《四库全书》的历史功过进行论述，仅探讨纪晓岚和戴震对礼教杀人现象的揭露。

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纪晓岚记载了一个这样的寓言故事：

吴惠叔言，医者某生，素谨厚，一夜，有老媪持金钏一双就买堕胎药，医者大骇，峻拒之……忽梦为冥司所拘，言有诉其杀人者。至则一披发女子，项勒红巾，泣陈乞药不与状。医者曰：药医活人，岂敢杀人以渔利。汝自以奸败，于我何有……冥官喟然曰：汝所言，酌乎时势；彼所执者，则理也。宋以来固执一理，而不揆事势之利害，独此人也哉。汝且休矣。拊几有声，医者悚然而悟。

纪晓岚

说的是一个女子未婚先孕的女子被迫害致死后到阴司告状，状告先前不肯卖堕胎药给她的儒医犯了“杀人罪”。儒医据理认为“药医活人，岂敢杀人以渔利”，也就是药不是杀人而是救人的。女子认为，当初买药的时候孩子还未成形只不过是一个血块，如果能堕胎自己就不至于最终惨死。最后冥官判处儒医无罪，因为自宋朝以来理都远比审时度势重要。

纪晓岚通过这则简短的寓言故事，揭露了儒家程朱理学其实已经成为了一种“残杀”工具，更可悲的是受害者根本无处申冤，这种官司不仅在阳间打不赢，即使到了阴间也打不赢。在《与某书》中，戴震更是直陈后儒“以理杀人”之害：

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以论理死者，更无可救矣！

在戴震将后儒与酷吏相类比，甚至认为后儒之害甚于酷吏，后儒指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这种思想导致理与情、义、事等分离，使得理成为唯一标准，最终导致“以理杀人”。

戴震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早在明朝之时李贽就对儒家的是非评判标准提出过诘问。而到了清朝，纪晓岚与戴震等人更是指出了程朱理学“以理杀人”的残酷性。当然，儒家内部的批评者大多指向的是程朱之“理”，而非孔子之“礼”。

李贽可以说是个例外，但是晚明三大儒都对李贽及泰州学派提出了激烈批判，他们的启蒙方案可以说是对泰州学派的一种折中修正。戴正所说的“以理杀人”其实是有有多保留的，他说的是“后儒”，也就是说他对孔子之“礼”其实是心存幻想的。鲁迅的进步之处在于，他把“理”扩展到了“礼”，“理”所指向的往往只是程朱理学一脉，而“礼”指向的则是包括孔子在内的所有封建卫道士。

二、从章太炎的“民族”思想到鲁迅的“国民性”问题

鲁迅最早是在留日期间提出国民性问题的，主要依据资料是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许寿裳回忆在弘文学院时鲁迅经常与他讨论三个问题：

1.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2.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3.它的病根何在？

许寿裳认为，鲁迅弃医从文、译小说办杂志、孜孜不倦地进行创作就是为了解决这三大问题。“理想的人性”这个问题是针对封建礼教对人性的要求而提出的，这点很好理解。但“国民性”及“国民性病根”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似乎找不到相对应的概念，许寿裳在书中也并未做进一步的解释。

许寿裳

事实上，国民性一词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它在日语中的意思为“一国或一民族的全体所共同具有的性质、感情”。当然，鲁迅在留日期间思考国民性这一问题，并不仅仅是受日本文化影响，还跟章太炎先生有关。章太炎是有着视死如归精神的晚清豪杰，在“《苏报》案”时明明可以逃逸但却就是不逃，这点远非梁启超和康有为可比。流亡日本期间，章太炎办了《民报》，上面的文字充满斗士之气，响彻民族之音。如《訄书》细数满族的种种罪行，虽失之于偏激刻薄，但其民族精神却令人动容。

鲁迅早期创作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及《人之历史》都受到了章太炎的影响，其一是所用的艰深上古文言，其二是昂扬的斗志。对于章太炎身上的革命激情，鲁迅是无比佩服的，鲁迅曾这样写道：

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党的梁启超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

章太炎

当然，鲁迅并未沿着章太炎民族主义的道路前行，章太炎“以皇祖轩辕之灵，洋溢八表”的口号虽斗志昂扬，但最终指向的却是一个复古的世界。摆在鲁迅面前的问题是“中国既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善诋諆者，或谓之顽固；且将抱守残阙，以底于灭亡”，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明显不会是解救之道。中国知识分子一直都喜欢说“人心不古”，庄子就喜欢追忆上古之事，但如果传统文化真的如此完美，拥有数千年文明的中国何以沦落至被列强瓜分的地步？

于是鲁迅的思想最终与章太炎分道扬镳，讲求“相度神思”、“别立新宗”。而要别立新宗，除了引入异域思想之外，还需扫除封建旧思想。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提出了“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的立人思想，其所立的并非某一个阶层之人，而是全体中国国民。可见国民性问题是一个超越阶级性的概念，甚至超越民族性。

鲁迅全集

分析鲁迅的作品，可将国民性问题归纳为以下几点：

1. 麻木，容易做奴隶。在《灯下漫笔》中，鲁迅曾这样写道：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了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

2. 喜欢自我欺骗，不敢正视现实。在《论睁了眼看》中，鲁迅曾这样写道：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是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

3. 封建保守，调和折中。在《这个与那个》中，鲁迅曾这样感叹道：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比较新的机运旧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4. 不敢为天下先，万事怕出头。在《这个与那个》中，鲁迅曾这样写道：

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岂真能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轻取，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以此，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所以虽是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

不难看出，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批判。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并非是想要借此否定我们中华民族。相反，鲁迅在比较日本和中国的国民性时曾指出中华民族的伟大。他说：我们生于大陆，早营产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

鲁迅之所以批判道家，是因为“老子书五千，要在不撄人心”；鲁迅批判儒家，是因为“设范以囚之、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也就是说，老子提倡人心古朴与世无争，孔子提倡用礼教约束人心，这使得中华民族失去进取之心。当然，鲁迅这种说法在今天看来失之于偏激，但在他所处的年代，却是一种振聋发聩的救世良音。

结语：

叶圣陶曾这样回忆群众自发为先生送行的情景：一个个自发组织起来的队伍，举着写有标语的旗子，歌唱着抗敌的激情曲目，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了鲁迅墓地，并且把盖有“民族魂”旗子的棺材掩埋，这种事情，在上海从来没有过，甚至全中国也没有过！

令人痛心的是，当今亦有许多批判、反对的声音，他们往往断章取义截取容易引起误会的只言片语来混淆视听，往鲁迅先生身上泼脏水。对此只想说一句，鲁迅绝不是神，绝非没有缺点，如“吃人”和“国民性”其实都有偏激之处。但是，如果把鲁迅放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来看，他的伟大是不容否认的。

先生虽长逝，思想永流传。纪念先生逝世83周年，永怀鲁迅先生。

参考文献：

• 李贽 《藏书》
• 戴震 《与某书》
• 鲁迅 《鲁迅全集》
• 孙郁 《鲁迅忧思录》
• 纪晓岚 《阅微草堂笔记》
• 章太炎 《訄书》
• 许寿裳 《亡友鲁迅印象记》
• 陈鸣树 《鲁迅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