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里的时空——以“海外四经”为中心的历史地理及考古实证综合研究
第１期
一． 《山海经》一书的创作编写及流传过程
今本《山海经》按照顺序为“五臧山经”五卷，“海外四经”四卷，“海内四经”四卷，“大荒四经”四卷，“海内经”一卷，共五个部分，18卷。因为有相互连贯的方位交待，因而显得内容最为准确、最为可信是《海外四经》的最大特征。其反映的时代为羿杀凿齿即龙山文化吞灭大汶口文化的公元前2500年，部分内容甚或更早至公元前2900年龙山文化的兴起，下至亦即其初创时间为夏代中期帝泄时期的殷族上甲微崛起，约为公元前1800年。可以通俗地理解为，“海外四经”是距今四五千年前“沿海地区”的历史地理。
袁珂校注版
“海外南经”末尾“狄山”一节有一句“吁咽、文王皆葬其所”的可疑之语，历来注释家认为此“文王”即指周文王进而认为荒诞不经。笔者认同袁珂等人吁咽当为“大荒南经”南方神名“因（乎）”的说法；并且认为文王当为曾经统治过该地的商代人方、周代郯、徐、越、楚等古国某一国君，或为后来汉代校书时混入此一句。似不应因为仅此一句含混可疑之语，怀疑整个体例较为严整的“海外四经”。
因而可以认为，夏代帝泄时期，以带有地名甚至大事标注的“山海图”形式出现。鉴于考古发现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即有陶文、骨刻文字大量出现，所以龙山文化时期以及夏朝有文字甚至不止一种文字，是可以肯定的。而刘歆《上<山海经>表》说其书为大禹治水之后益等所著，也不是没有道理。“海外四经”之根据“海外经图”在公元前1800年前后出现，在此之前有没有益等人绘制最原始的“山海图”尚不能断然否定。
至于今本《海外四经》的大部分正文，就词汇语法特点看，仍然属于战国时代，应是战国作者在原图及标注即原有国名、地名、人名的基础上，看图说话、想象演绎的结果，我们不能照单全收。
《大荒四经》的内容基本上是对《海外四经》的补充和交待，但是没有相互关联的方位描述，与《海外四经》常出现“同地异名”的冲突。正如袁珂总结历代研究的结论说，《大荒四经》与全书前文的《山经》、《海外四经》、《海内四经》所采用的“南西北东”的编排顺序不同，而采用与后代习惯一致的“东南西北”这个顺序。而且篇末也不像《海外四经》、《海内四经》末尾有“建平四年”的校书款识，充分说明《大荒四经》确实属于未经刘向刘歆父子校理而被郭璞称为“进在外”的一部分，因而时空顺序错乱。笔者认为其实今本《海外四经》“南西北东”的顺序也是刘歆编排错误的结果，根据原文只能是“东北西南”这个顺序，详见本书《海外南经》开头部分的论述。即便如此，笔者认为以《海外四经》为主干，《大荒四经》仍为必不可少的补充与参照。
《大荒西经》称夏启为“夏后开”历来注家包括袁珂先生皆认为是避汉景帝刘启之讳，看似合理，实则错误。因为他们都忽视了一点，即其根据都是《竹书》称“夏后开”。我们知道，《竹书纪年》公元前295年随葬魏襄王，至公元281年出土，中间历时576年，恰好避开秦汉三国时代，晋人如郭璞即看到其书“夏后开”之语，可见是春秋晋人或战国魏人避“启”之讳，与汉人无关。而经过汉朝官方校理的“海外四经”、“海内四经”均直呼“夏后启”，并未避讳，充分说明“荒经”不在校理范围内。
而《大荒四经》也有不同于《海外四经》之处，其反映的时代又分别向前向后都有所扩展。向前最早到了炎黄时代即公元前2900年左右，倒与现代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结束之后龙山文化开始兴起的年份相合。如果不算上述可疑的“吁咽、文王皆葬其所”一句，最晚则到了《大荒西经》的“成汤伐夏桀”的夏商之际，即公元前1600年前后。
从大的概念上讲，仰韶文化（公元前4933—2923年）时代在先范围偏西，而龙山文化（公元前2900-1900年）时代在后范围偏东。单纯从考古测年时间看，似乎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还有23年的缺环。实际上考古测年数据都有数十年的误差，所以在历史事实当中，这个缺环是不存在的。必然有一代人及其所用之物先在仰韶时期，后在龙山时期。不是说仰韶文化的人与物全都消失殆尽，龙山文化的人与物从天而降。中间必然经历了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重大变革与继承的过渡期。
仰韶文化的彩陶
庙底沟二期就是仰韶文化发展转变为龙山文化的直接证据。因而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前后相承又各具特色的事实是可以理解的，结合考古发现与文献传说综合分析，可以认为炎帝是仰韶文化式微的末任部落联盟领导人，黄帝是龙山文化兴起的首任部落联盟领导人。所以可以理解为，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当在公元前2900年之际，就是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过渡到龙山文化这个历史关键时期。因而可以建立这样一个观念——炎帝代表了仰韶文化的结束，黄帝代表了龙山文化的兴起，中华民族称为“炎黄子孙”在考古学上就是仰韶文化发展为龙山文化这个事实。再具体一点，庙底沟二期可以视为黄帝文化。河北张家口蔚县三关遗址也发现了庙底沟二期文化，既能证明三关遗址一带就是文献中的“涿鹿之阿”，也反过来能证明庙底沟二期就代表了黄帝文化。三门峡庙底沟遗址一带就是传说中的炎黄权力交接之地。这一带原为炎帝的统治中心，通过《山海经》里炎帝九世孙夸父从山东淄博一带被迫西迁到此被杀的内容，可以得到上述结论。
庙底沟二期陶器余仰韶彩陶之韵，开龙山黑陶之先
文献方面的证据也是有的，比如《山海经》关于夸父的内容。夸父为炎帝九世孙，其国在山东淄博一带，为众多黄帝后裔所封古国夹缝之中硕果仅存者，终被迫西迁至河南三门峡灵宝一带而遭应龙杀害，其遇害真相又被“夸父逐日”的传说所掩盖。夸父为什么不远千里要迁往三门峡，原因就是这一带是其九世祖炎帝所居之地。《礼记 乐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周武王将上古诸帝王之后分封于这些地方一定事出有因，很可能说明这些地方是这些帝王的故乡、葬地或者发迹之地，总之与其关系最大。比如尧后被封于祝其即今连云港一带，正与《山海经》记录尧葬地在这一带相合。
当然记载与之有出入的情况也是有的，比如《史记 周本纪》：“武王追思先哲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司马迁没有说明具体依据了哪些材料，历代注家也没有说明其出处。相比司马迁这里的陈述，笔者更倾向于上面《礼记》的说法，并且认为司马迁将黄帝和帝尧之后封地恰好混淆，应是——黄帝之后于蓟、帝尧之后于祝。这样就与《礼记》的说法一致了。炎帝神农氏之后封地在焦，应即《汉书 地理志》说的弘农焦城，亦即夸父死所，附近至今仍有夸父山，即《山海经 中次六经》的“夸父之山”。这里考古发现了庙底沟遗址，而庙底沟二期文化恰好是仰韶文化发展为龙山文化的证据。可见，该遗址就是传说中的炎帝与黄帝实现权力交接之地，考古学上就是两个文化的过渡时代、三叠层的地层分布。而黄帝曾经活动在华北平原北端的永定河、潮白河冲积平原，即今北京到河北张家口一带，也与涿鹿之阿的传说，也与“海外西经”的“穷山”以及周武王分封的蓟国，属于同一个区域，用现代地理概念描述就是都在永定河、潮白河流域即北京与冀北一带。
此前学者多认为《山经》既有方向又有里程应该最为可信，事实上，其方向和里程与实际情况出入颇大，无法与现实进行全面严格的对照。而《海经》里其它部分的那些神话色彩浓厚的内容，大多是战国人看图说话造成的误解误传，价值有限，读者不深究易受误导。
初学者往往会被怪兽等神话内容吸引，其实这些是全书最无意义的部分
尤为重要的一点是，“海内四经”的范围竟然比“海外四经”大很多，比如“海外四经”东南角在今江苏连云港市，而“海内四经”的东南角则在“瓯”即今浙江温州及“闽”即今福建福州一带。这显然符合早小晚大的认知过程。就是时代越早，认知范围越小；时代越晚，认知范围就越大，这完全符合人们认识世界的客观规律。
而且“海内四经”的瓯、闽、钜燕、大楚等名称，显然是战国七雄纷争之时代特色的反映。尤其是《海内东经》“会稽山在大楚南”一句，并非前人认为“楚”为“越”之误，笔者认为这恰好暴露了其创作时间。整本《山海经》并无作为国家以及地名的“越”，甚至连“越”这个字都没有，在有瓯、闽甚至番禺、桂林等“百越”地名的反衬之下，说明“海内四经”作于公元前306年楚灭越之后。既然称“大楚”、“钜燕”，可见又在秦灭楚、燕之前。根据当时楚国高官也是大诗人的屈原“天问”长诗的内容推测，屈原生前熟悉《山海经》的内容，故而又可以将其书写作时代推至公元前278年即屈原去世当年，该年秦白起拔楚郢都，楚国被迫亡迁至陈。此后楚国元气大伤、江河日下，人心惶惶已成惊弓之鸟，何能以“大楚”自诩？所以最终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今本《山海经》绝大部分内容，应作于公元前306年至前278年这28年之间。
《海内经》开篇即言及朝鲜、天毒，加之提及贝加尔湖一带的“钉灵”，地理范围空前之大。除了解释“海内四经”相关内容之外，也与“大荒四经”、“山经”多有关联，偶尔也与“海外四经”相涉。对于远方异族的世系皆归于中原古代帝王显得荒诞不经，因而可知其创作时代最晚。
《五藏山经》言及范围亦极大，南到岭南，北至贝加尔湖一带，西到中亚的西天山西端，加之“银、铁、槖駞”等后起概念普遍出现，因而判断其创作时代也与《海内四经》相近。
“古山海图”及《山海经》的流传过程大致如下，
据《吕氏春秋 先识》言“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出奔于商；殷内史向挚……载其图法，出亡之周”。这些所谓夏、商之“图法”，当包括“山海图”，均经由当时官学以个人之力转移至新兴势力得以保存流传。商代继承流传，已经被近现代知名学者证实的殷墟卜辞中的四方风名及一些神祇，即来自“山海图”。又传至周，当在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乃至“周典”之列。据《国语 鲁语》及《史记 孔子世家》，孔子能辨防风氏之骨、肃慎之矢，可能与其适周问礼学习抄录“周典”中的“山海图”有关。孔子自周归鲁后不久，就发生了“王子朝携典奔楚”之大事，而子朝旋被周人弑于楚，在“周典”之列的《山海图》散落楚地。
战国时楚人根据其图及标注看图说话，编写出大量文字描述内容，也掺入一些传说神话甚至臆想成分。秦统一六国，楚国典籍尽入秦宫。秦始皇焚书不烧地图地理类书籍，秦末项羽入关中焚秦宫及其典藏，所幸刘邦军队先入咸阳秦宫，《山海图》及《山海经》当如《史记》所言在萧何从秦咸阳宫抢救出的“秦图书”之列，因而得以保留至汉。
根据《史记》、《汉书》及刘歆《上<山海经>表》的说法，汉代第一个熟悉《山海经》的人是汉景帝、武帝时期的齐人东方朔，其图其书当为民间流传者。司马迁有机会接触汉室所有典藏文献，然而对《山海经》并不重视。西汉末年的刘向熟读《山海经》并引发士大夫研究其书的风气。刘向、刘歆父子相承奉命整理简册散乱的古本竹书《山海经》，其校注文字在后代刊本中逐渐与原书内容相混，因而多见秦代郡县名称以及突兀内容等等秦汉痕迹。晋代郭璞曾作注，至东晋陶渊明仍然“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后经历代辗转流传，其图遗失，仅存其书，内容亦有亡佚亦有新增。今本配图多为后人又根据文字来想象绘制，纯粹是画蛇添足。
将来或许可以在战国、秦汉魏晋时期的古墓里发掘出完整的《山海图》乃至当时版本的《山海经》，相信那个时候很多情况都会大白于天下，然而这种事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今本以蜀中袁珂先生所作之《山海经校注》为善。历来研究者不乏其人，真正有突破、有价值的发现并不多见。此前学界仍然多以神话看待其书，希望本文能够引起相关地区政府以及先秦历史考古学界的重视与关注，将以《山海经》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深入研究下去并发扬光大。
字耕农研究还原的海外四经地图大致范围
二． “凿齿”的确认与“海外四经”反映的时代
大汶口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遗址而得名。分布地区东至黄海之滨，西至鲁西平原东部，北达渤海南岸，南到江苏淮北一带，基本处于古籍中记载的少昊氏文化地区。另外该文化类型的遗址在河南和皖北亦有发现。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校正后得出数据，大汶口文化年代为公元前4500—前2500年，延续时间约2000年左右。
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的居民盛行枕骨人工变形和青春期拔牙的习俗。是流行于古代中国东方、南方的拔牙习俗的发源地。在王因、大墩子墓中的骨骸上，还发现颌骨异常变形的现象，某些个体臼齿外侧严重磨损甚至内缩，有数例在变形处置有小石球或陶球，变形当是由于长期口含小球所致。……当时居民中盛行枕骨人工变形和青春期拔除一对侧上门齿，有的长期口含小石球或陶球，造成颌骨内缩变形。还流行在死者腰部放穿孔龟甲，死者手握獐牙或獐牙钩形器。这些习俗为中国其他史前文化所罕见。
【按，笔者认为所谓獐牙即《康熙字典 角部》：觹、觿，《说文》：佩角锐耑可以解结。《诗经 卫风 芄兰》童子佩觿。朱传：以象骨为之，所以解结。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饰也。《礼内则》：左佩小觿，右佩大觿。可见，这种器物即后代称为的觿、玉觹。其最初的作用就是锥凿。最初用麂麞的獠牙、象牙、角、玉等制成，《山海经》里有麋（即卜辞里的麇）、麋石、麋玉。后代也有用金属制成的。】……普遍存在对成年男女拔除门齿和对头骨进行人工变形等现象。拔牙的年龄都在15—20岁之间。
《考古学读本》北大出版社2006年第209页，原载《考古》杂志1996年第4期。陈星灿“中国新石器时代拔牙风俗新探”一文曰：“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拔牙之风，遍及山东江苏上海福建广东湖北河南南部及台湾等省区，是东南沿海一种明显的文化特征”。“普遍流行的是左右对称地拔除一对上颌侧门齿，这种形态占全部明确拔牙形态的92.8%”。
【按，考古学界“拔牙”的说法显然是主观臆断。除非亲见，如何能确认就是拔牙以及如何拔牙，用什么工具拔牙的？所以建议客观地描述为“去齿”，是人为去掉了两侧上门齿。或是以锤斧敲击锥凿来去齿，所以“凿齿”之凿无论作为动词还是名词来理解，即或指“凿掉一对侧门齿”，或指去侧齿之后显得“其门齿如凿”，都是讲得通的。至于有些古籍将凿齿神化为怪兽，是荒诞不经的胡乱想象而已。
大汶口文化 曾凿齿的女战士颅骨
根据上述大汶口文化特有的去齿风俗，去掉的并非一对上门齿，而是一对上门齿左右两边各一个牙齿，这样就显得一对上门齿更长，像凶猛的野兽。这也是这个文化当时的成人礼，这样就可以上阵杀敌了。由此笔者联想到了古代文献里多见“凿齿”这个概念，可能因为去掉侧门齿，才显得门齿如凿，故被中原人形象地称为“凿齿”。 未成年人没有去掉侧门齿，老年人掉牙齿在哪里都是很正常的，无法区分其齿是自己掉的还是人为凿的，故而“凿齿”是大汶口文化青壮年联军的代称。所以笔者认为“凿齿”即当时正值青壮年的大汶口文化的联军，是多个东夷部族的联军，并非《淮南子 坠形训》“海外三十六国”理解表述成为一个邦国部族的“凿齿民”。】
《海外南经》：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虚东，羿持弓矢，凿齿持盾，一曰戈。
《大荒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天，海水南入焉。有人曰凿齿，羿杀之。
《海内经》：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
【按，非《西山经》、《海内西经》所称“海内昆仑之虚”，即广义上的祁连山地、中义上的疏勒南山、狭义上的岗则吾结。此昆仑虚不是西北的昆仑，是山东昆仑（即泰沂山地）南端独缺一块即今临沂以南一带的古海湾。其东的寿华之野的位置当在今临沭县城西北，沭河以东，北沟头龙山文化遗址（即“海外南经”的三首国）以西一带。】
《淮南子 本经训》："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
羿杀凿齿的时间应该是公元前2500年。当时的帝王也许不是尧也不是喾，或许此羿本人即帝王。《海内经》说羿为帝俊之将领，则帝俊并非帝喾。如果认定帝俊即帝喾，则帝喾并非文献所称为尧之生父。后来帝喾时代也有善射之羿为大将，征伐四方，后人混淆了这些同名同职务的人而已。
显然，此亲手结束大汶口文化之羿，活动时间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据《古本竹书纪年》可知从黄帝到大禹经历三十个世代，约为900-1000年。便是《五帝本纪》等文献所称的五帝时代，其间帝王的数量也应在30个左右，而不可能是仅仅五个。当然，尧时代也自有其羿，夏太康时期也有代夏之夷羿。
再者就是，司马迁自己也说《史记 五帝本纪》并不是绝对可靠的历史，而是传说汇编。因为五帝时代不可能那么短，个人的执政时间不可能那么长，动辄就百年、七八十年。比如《山海经》里的帝俊、帝夋、帝江、帝鸿、羿等人，可能是五帝之外的帝王，并非之前人们认为是五帝的别号。所以，五帝之间的血缘关系也许并没有那么严密，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也许并不连续，中间很可能还穿插着另外的帝王。五帝只是因为功勋卓著，成为一代“盛王”，得以流芳千古，并非说当时历史上只有他们几个帝王。
羿这个名字，指的肯定不止一个人，甚至也不止两个人。更可能是卜辞里“射”这样的官职，就是《说文解字》说的“射师”，就是弓箭兵的负责人，当然很善射。古代重名的问题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卜辞里常用汉字也不过三五千个，当时的人口少说也大于500万，简单的概率计算，平均一个字对应1000人。而王畿聚集的人口也在50万以上，比如纣王当时仓促之间也能集结70万人与周对抗，就是说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一些当时被用来作名的常用字也往往一名百人。因为当时的人名多为一字，二三字的人名极少。说明当时的重名率是很高的，所以到了西周，姓氏被作为制度，人名普遍由一字变为两字甚至三字，重名率才大幅下降。所以不能因为文献中的一个人名，尤其是单字人名，就以为绝对是同一个人。
根据现有资料综合分析，从帝喾经过尧舜禹大概经历了200年左右，到公元前2070年启建立夏朝，可见帝喾时代大概在公元前2300—2200年之间，在考古上的龙山文化后期，作为部落邦国联盟首领，其时代特征较为鲜明——《史记 五帝本纪》说帝喾“执中而遍天下，……莫不服从”，而《大戴礼记 五帝德》则说他“执中而获天下”，就是说因为当时已经统一了军权，中就是最高军权的象征，就是号令部落联盟军事集结的旗帜，因而对其他文化拥有了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了。中是天下部落联盟最高军权的象征军旗，执中是拥有集合天下武力的权力，说明帝喾时代中原已经拥有统一的武力，所以才可以遍征四方。如果说最早的“中国”的出现与形成，当以帝喾执中为标志，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因为此前并无“中”即部落联盟统一军权这种文化与制度。再者就是“国”，就商周甲骨金文字形看，当指有两圈城墙的居邑。一圈城墙的居邑就是“或”，后来“或”被借用为虚词表示或然，带有城墙的居邑被统称为“国”。国的大量出现，考古学上是龙山文化时期，始于公元前2900年。可见“国”的出现比“中”要早。“中国”这一概念的形成或者说雏形，当在帝喾时代。
中 军旗 统一军权的象征
《清华简 保训》等文献资料也说夏代帝泄时期上甲微曾“假中于河、归中于河”，而且殷商卜辞给予河等同高祖的地位，就是因为上甲微曾经向河伯假中借兵报了杀父之仇，上甲微尊其为“义父”，殷商后世视其等同“高祖”是在情理之中的。可见，雄踞河套地区的河伯也曾拥有重兵，此中当是河宗之中。因为当时天下的王是夏帝泄，帝泄不处理有易杀王亥事件，上甲微只好向远在河套的河伯“假北兵”来兴兵报仇。此河伯应不是冯夷，而是其继承人。因为帝泄之父帝芒登基元年首开祭河之端，推测此时河伯冯夷已然作古。殷商武丁时期卜辞有“王勿立中”、“立中无风”之语，可见“中”这一制度商代中期仍然存在。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铭文有“宅兹中国”的内容，是说营造洛邑王城驻守八师。当然，洛邑号称居当时天下之中，所以此“中国”或为“中央之城”的意思，并非一定指军旗这个本义。但是方位上的“中央、中间”是引申义，其本义则是“军旗”无疑。传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似乎已无“立中聚众”的制度。“中”这种制度大概在西周结束，具体时间与相关事件仍需再研究。《尚书》等文献说的“允执厥中”，就是“抓牢军权”的意思，是这种制度的真实反映。后代调兵多用兵符。
小结一下，因为考古发现了公元前2500年华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被龙山文化取代，而笔者根据大汶口文化特殊的去齿风俗，认定这就是古代文献所说的“凿齿”，因而推测公元前2500年，就是羿杀凿齿的时间点。另外如上文《淮南子 本经训》说的羿杀了很多怪物害虫，其实这些所谓的害民之物根本不是怪物害虫，而是四方部族或代表他们的图腾旗帜。其中以大汶口文化遗址为主，也不乏龙山文化遗址。
其中猰貐为东营广饶傅家大汶口文化遗址，“猰貐”《山海经》作“窫窳”，应即考古发现的傅家遗址有当时被成功实施开颅手术者。窫窳，就文字学的角度，可知有凿洞、可见脑瓜之涵义，卜辞中有神祇，其字形近“兄”，头顶并未闭合，或即指窫窳。
窫窳：东营广饶傅家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当时成功的开颅手术
凿齿为大汶口文化之联军，有凿掉侧门齿作为成人礼的习俗。
九婴即拘缨，即今潍坊坊子姚官庄文化遗址。
大风即此大逢、大蠭，在拘缨国即潍坊坊子姚官庄东北，今潍坊寒亭前埠下发现有大汶口文化遗址，或即此大风所在。汉代临朐有逢山祠，此临朐具体范围与今临朐县的差别未详，有待实地考察。
封豨即“海外西经”之“并封”、“大荒西经”之“屏蓬”，在《左传 定公四年》等文献也作“封豕”，在今河南安阳、濮阳一带，其图腾为雌雄交接的双头野猪。
修蛇为多个部族图腾，其中“海外南经”之“三苗”的可能性最大。在今豫西南、鄂西北丹水流域一带，发现有多处龙山文化遗址及石家河文化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