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丁立福赐稿！
论中国典籍译介之“门槛”
摘 要
2010年，美国学者约翰·梅杰领衔翻译出版了国外第一个英语全译本The Huainanzi；同年，中国学者翟江月携手牟爱鹏也合译出版了国内第一个英语全译本Huai Nan Zi。两译本之差距在于各自副文本层面的诸多不同。由此推之，国内策划出版典籍译本确需采他者所长，尽可能地提供种类较为齐全、内容较为适当、篇幅较为适度的副文本，从而为预期读者构建阅读中国典籍所缺少但也是必需具备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以有效提升译介效果，进一步弘扬中国文化。
一、引言
《淮南子》问世不久即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其国内传承和国外译介较之于大多数先秦诸子典籍还要更为艰难、更为滞后。就英语世界而言，直至19世纪后20年才出现一些“零星篇章的节译”，至于全译本更要迟至2010年。是年，美国学者约翰·梅杰（John S. Major）领衔的翻译团队历经15年精诚合作之后终于出版了国外第一个英语全译本The Huainanzi；巧合的是同年中国学者翟江月携手牟爱鹏也合译出版了国内第一个英语全译本Huai Nan Zi――由此结束了《淮南子》没有英语全译本的历史，也因此掀开了《淮南子》翻译研究的新篇章。根据笔者前期研究，梅译本在海外发行、读者接受及影响方面均要强于翟译本，而两译本的最大差距则在于副文本层面的诸多不同。因之，以《淮南子》英译为例从副文本视角深入探讨中国典籍有效译介出去的应对之策，不失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通路。
二、“副文本”之于《淮南子》英译
“副文本”这个术语最初由法国文论家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于1979年首倡，对应的法语单词即“le paratexte”，后经英语“paratext”转译而来，国内也有学者译为“伴生文本”，所指相同。副文本理论主要也是由热奈特在其“跨文本三部曲”中加以构建和阐释，理论启蒙意义在于：将传统文论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序言、题词、插页、跋乃至附属性的非语言要件等统统整合为副文本，比肩传统文论研究阵地也即作品之正文（本），抑或说副文本理论实是传统文论之外的另一新天地。所谓“副文本”，内涵上是指“文本周围的所有边缘性或补充性资料”；由此可以推断副文本的外延极其宽泛，主要有包括标题、插图、献辞、题词、前言、注释、作者访谈、官方概要、通信、有意或无意泄露的秘闻、组合、分段等。
为言说副文本及其功能，热奈特一度将1987年出版的专著命名为Seuils。10年后该书由简·勒温（Jane E. Lewin）译成英文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即大家所熟知的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副文本：阐释的门槛》，1997)。语义上，法语单词“Seuils”相当于英语“thresholds”或汉语“门槛”，实质上“Seuils”“thresholds”或“门槛”都是隐喻措辞，是在功能层面喻指“副文本”。翻译成英文本出版时书名修改为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究其原因是读者群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巧合的是，笔者所论《淮南子》被译成英文出版时，梅杰等汉学家也采用了同样的思路，将书名调整为The Huainanzi: A Guid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overnment in Early Han China，既通过直接音译书名基本维持了典籍原名面貌，又借助增设副标题A Guid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overnment in Early Han China帮助读者瞬间大致把握典籍主旨，从而为预期英语读者打开典籍进行翻阅和理解提供了适宜的“门槛”。要而言之，所增副标题实是对书名“The Huainanzi”的进一步阐释，很好地起到了突显文本主旨的功能。反观翟译本，直接将书名音译为Huai Nan Zi，若国人去读自是没有什么问题，毕竟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一份子，而《淮南子》又可视为集道家之大成的典籍。问题在于翟译本是英译本，其预期读者当以英语国家读者为主，否则就有悖于译介《淮南子》的初衷。然而，绝大多数英语国家读者对中国典籍往往是一知半解，若是很少了解《淮南子》又不会汉语拼音，那么音译“Huai Nan Zi”犹如不译，对他们而言没有任何功用，因为所表语音他们读不出来，表意更是无从谈起。在这种情况下，增设副文本以进行额外阐释是必要的，如“A great book centered on Daoist thought”“A compendium of ancient Chinese essays”等注释。然而，书名题于封面，于封面之上就赫然为书名增设注释，视觉上不雅，习惯上亦是没有前例，权宜之策恐怕仍是添设上佳的副标题。
三、典籍译介出去的众妙之“门槛”
热奈特采用隐喻措辞，把副文本称之为“门槛（threshold）”，实乃神来之笔，非常形象地再现出副文本的主要功能。这提醒我们对外译介典籍时，要像重视典籍正文一样地重视相伴随的副文本即“门槛”。
（一）作者有天职创设“门槛”
作者创作作品是作品译介的前提和起点，因此探讨作品译介的“门槛”仍需从作者创设“门槛”开始谈起。作者因“作”得名，为特定人群乃至人类社会创作作品是其天职。故作者必须心怀读者，“在写作过程中必须考虑目标读者的接受心理、接受能力和审美情趣，并尽力满足他们的需要”。另一方面，作者是作品的创作人，比任何人都要熟悉作品的主旨精神及内在脉络，自然也就比任何人都有资质和能力宣扬其作品。所以，作者努力宣扬作品，想方设法吸引读者关注、进而引领他们步入其精心构筑的文化殿堂，自是义不容辞，亦是其天职应有之义。作者宣扬作品、帮助读者的重要途径就是为正文本创设副文本。以热奈特为首的副文本理论倡导者已经把副文本的外延拓展得很宽泛，作者在创设“门槛”方面当大有可为。例如，亲自撰写序言、直接添加注释、请人代为乃至亲自设计插图、加入首发仪式、组织创作漫谈等。对于年代久远的典籍而言，作者都已不在人世，其创设“门槛”之天职也就戛然而止；但典籍译介再版时，作者创设“门槛”之天职则可以由同为版权责任人的编者或相关人士代为执行。
（二）译者有职责修砌“门槛”
译者有职责修砌“门槛”，以帮助译语读者跨越语言文化障碍，同时保持作者所筑文化殿堂原貌――译介初衷亦常在于此。客观而言，译者是译本的版权责任人，作者则是原本的版权责任人，两者在担负职责或义务方面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在创设副文本方面亦是如此。前已有述，作者必须要有读者意识，在创作作品时要心怀读者。从一定层面上来说，翻译也具有创作成份，因此译者同样要有读者意识，只是在翻译作品时心怀的主要是译语读者而非源语读者，同时还要尽可能地维持原文面貌及其作者意图――两边兼顾地去进行创作即翻译实属不易。仅就译者有职责完善副文本而言，仍有类似于作者的较大空间，可以亲自撰写译序、直接添加译注、补充译者后记、请人代为乃至亲自绘制插图、加入首发仪式、组织译介漫谈等。有必要强调的是，译者不辞辛劳地修砌“门槛”的初衷就是帮助译语读者步入原文构建的文化殿堂。
（三）编辑有责任装饰“门槛”
编辑乃至出版社有责任装饰“门槛”，既为译本招徕异域读者，又为异域读者进入原作构建之文化殿堂提供便利。热奈特在《副文本：阐释的门槛》开篇章节专门探讨了“出版商内文本（The publisher’s peritext）”，包括版式（Formats）、系列（Series）、封面及其附属文本（The cover and its appendages）、扉页及附属文本（The title page and its appendages）和排版印刷（Typesetting, printings）等。他指出，这类副文本“由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实际操作，但最终由出版商拍板，也可能咨询过作者了”。顺着这个思路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在出版商及作者与排字及印刷工人中间还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即编辑。编辑尤其是责任编辑，在作品封面设计、印刷排版、丛书系列等方面往往拥有重要话语权，向上可影响出版商决策，在征得出版商同意后向下又可直接指导排印工人具体操作。从这个意义上说，编辑尤其是责任编辑直接影响乃至决定了在空间上或物质手段上作品以何种面貌呈现于读者乃至公众，且编辑亦是出版商麾下骨干力量，故将奈特探讨的所有“出版商内文本”都纳入编辑乃至出版社所要装饰“门槛”的范畴。
（四）媒体有使命助力“门槛”
媒体有使命摇旗呐喊，为读者决定跨越“门槛”从而步入作品所精心构筑的文化殿堂创造良好氛围。热奈特论述副文本外延时，曾依据所处空间位置把副文本分类内文本（peritext）和外文本（epitext）。所谓“外文本（epitext）”，实指“与同册书内的文本无物质空间相连的任何副文本，但实际上在几乎无限制的物质和社交空间进行流通，因此外文本会处于该图书之外的任何空间，当然也不排除其后期进入内文本”，如回忆录、访谈、报道、谈话记录、信函及日记等。此外，热奈特还进一步把外文本分为公众外文本（the publisher’s epitext）和私人外文本（the publisher’s epitext），并在各自之下又有进一步细分，暂不赘述。基于这些论述可以推论，有必要重视先前被忽略的外文本。要而言之，内文本所能发挥影响的空间和外文本所能发挥影响的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补充的，也就是说内文本是随着作品的传播而产生影响的，作品所不及的空间却往往可由外文本占领并产生影响。
（五）读者有必要跨越众妙之“门槛”
副文本的功能是帮助呈现正文本，“协调的是正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所以，前文所言的那些“门槛”都是为正文本服务的，最终都会指向读者，因为正文本实际能传播到哪里和真正发挥多大效用最终都要依靠读者的实际阅读。在此意义上，译语读者有必要跨越译介的诸多“门槛”，从而较为顺利地步入作品精心构筑的文化殿堂，品味其中的文化精髓，这既是购买译作的初衷，又是文化传播之必需，甚至还是丰富译语文化之必需。但另一方面，尽管读者是这些“门槛”的服务对象，却并不意味着读者无法参与这些“门槛”的创设。相反，一些读者可能有意无意地通过各种途径参与了这些“门槛”的创设，其所带来的影响也是独特的，更容易在预期读者群中引起共鸣，如前文“媒体有使命摇旗呐喊”部分言及的论坛、读者评论等。需要补充的是，读者参与创设的“门槛”一般应属外文本范畴，因为读者阅读显然是在作品问世后，其时内文本业已定形，但于典籍译介而言，译语读者参与创设的外文本同样是内文本的重要补充，其作用不容忽视。
四、结语
综上，对于《淮南子》的两英译本而言，梅译本之种种“门槛”相较于翟译本，更为便于英语读者登堂入室，从而有效、充分地阅读和领会。其中，在编者、译者、编辑乃至出版社方面，尽管两译本之相关“门槛”各有特色，但数量、质量及接受效果等翟译本均不及梅译本；在媒体和读者方面，梅译本还惊现了一些诸如书评、编辑推荐评论、网上论坛交流等外文本形式的“门槛”，而翟译本迄今尚未发现。如果基于副文本视角继续考查以翟译本为代表、由国人操刀的诸多典籍译本以及相关中国典籍译介出去的学术研究，我们就会发现由国人操刀的典籍译本很少备有相对详实的副文本，中国典籍译介研究大多也是与翻译及其正文相关的方法和技巧类探讨，究其原因乃是“许多人思维定势，一谈到走出去就是讲翻译的方法和技巧，总是过于关注翻译作品文本”，从而长期地忽略了翻译及翻译正文之外的问题。因此，今后国内策划出版典籍译本时在副文本配置方面还需要向国外学习，借鉴、汲取其经验，尽可地提供种类较为齐全、内容较为适当、篇幅较为适度的副文本，从而为预期读者提供阅读中国典籍所缺少但也是必需具备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以有效提升对外译介效果，进一步弘扬中国文化。
原载《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有删减。作者单位：淮南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作者：
丁立福（1977-），男，安徽芜湖人，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学博士，淮南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教授，淮南师范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淮南成语典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安徽省淮南子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安徽省英语命题专家组成员，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主要兴趣方向是中西方文化对比、《淮南子》翻译研究、现当代翻译理论与实践等，先后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6项，在《中国翻译》、《外语教学与研究》、《上海翻译》、《当代外国语文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北京社会科学》等期刊上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CSSCI来源期刊论文14篇），主要荣誉有安徽省高校学科（专业）拔尖人才，安徽省第十一批学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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