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6年前的今天，中华民国刚刚庆祝了建国后的第一个元旦。在老百姓的口中，它被称为“新新年”，以区别于传统春节的“旧新年”。
民国元年改历后阴阳合历的月份牌，但是，这个“新新年”，有点乱……
“新新年”与“旧新年”
“北京自总统府国务院以下，外省自都督府民政府以下，相与悬旗结彩，脱帽鞠躬，欢呼民国万岁者，何等兴高采烈。”这是文人笔下1913年元旦的盛况。
但除了官府外，北京城里并无多少过节的气氛，普通人家的日子一如往常。元旦期间，《大公报》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民众对这个新年大多瞠目以对，“然起视人民，一若不知有新年也者，一若不知有元旦纪念也者”。临近腊月了，北京人想的是随后而来的“忙年”，根本没将官府定下的“新新年”放在眼里。
之所以出现这般各行其是的局面，与民国元年突如其来的历法改革大有关系。在1912年民国新政府成立的次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便颁布了命令:“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看上去，沿袭了几千年的夏历，就要被这一纸通令宣告废止了。
“大家来闹新元宵”
为了使民众了解新历法，更为了确立“易正朔”的合理性，没来得及在元旦大张旗鼓庆祝的南京临时政府，决议于1912年1月15日补行庆典。
可中国人的习惯是名正方能言顺，这个不伦不类的庆祝日该如何命名，才能让百姓认同呢？如果依据常理推断，既然元旦成了新年第一日，半个月之后便该是元宵节了吧？
果然，报纸上都在呼吁“大家来闹新元宵”，15日那一天的所有庆祝活动依照的也都是元宵节的习俗。上海各中学都放了假，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也停理谳政一天。入夜后一些城区还有提灯游行，引来无数路人旁观，声势可谓不小。
可老天爷似乎并不给新历面子，“元宵节”的夜晚天空没有月亮，毕竟那天只是阴历的十一月二十七日。看不到满月、吃不上汤圆的元宵节自然也没有什么节日气氛。
其实，比没有月亮的“元宵节”更大的问题早就来了。
“商界中人莫不仓皇失措”
1月2日孙大总统的改历命令刚刚颁行，3日的《申报》上就登载了这样的消息:“商界中人，咸以往来账款，例于年底归来，今骤改正朔，急难清理，莫不仓皇失措，即民间一应习惯，亦不及骤然改变，咸有难色。”
过去商户们的银钱货物往来，凭的是交情与信用，常常是见货不见银。等到阴历年关，再拿着账本一总结算。本来还有一个多月才到结账的日期，如今临时政府的改历令突如其来，商家们措手不及，放账的、欠钱的自然都急得如坐针毡。
鉴于民间抱怨之声四起，新任上海都督陈其美不得不下令:“沪上各商店往来债款，仍于阳历二月十七号即阴历十二月三十日，暂照旧章分别结算收还，以昭公允。”
有了地方长官的亲口许诺，商家自然不再将新历放在眼里。各个行业商会虽然遵令协调，但大多只是做些表面文章，老规矩仍然通行无碍。唯独便宜了那些放高利贷的不法之徒，知道年关未至，还不起欠款的老百姓还没有离家躲债，正可以打着新历的旗号上门催逼。
“不曰顽固，即曰反对民国”
当然，这些钱物上的纠葛毕竟只是小麻烦，稍加调整便能解决，老百姓固有的习惯却非旦夕可变。
阴历之所以在中国通行千年，主要在于其上应天时，下洽人事，人们的秋收冬种、日常起居、婚丧嫁娶，无不与节气历法紧密相关。至于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令节，“小之为神话为历史，大之则为文化之所系，非可根本抹煞者也”。平头百姓和清室遗老毕竟不同，没有那么深切的家国之叹，之所以坚守旧历、冷对新历，无非是积年的习俗使然。
不过，在民国元年那个革故鼎新的特殊时期，即便是最普通的生活细节，也往往会与时代风云扯上关系。“论者谓改用阳历，商人漠不关意，不曰顽固，即曰反对民国”，不支持新历就等同于不支持民国，历法上的新旧抉择，便如此顺理成章地逾越了习俗的范畴，而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
“阴历新年期间必须照常办公”
在坚定的改革者看来，国家“正朔”是大道之所在，与此相比，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只是小节。在“大道”的影响和左右下，自然是必须做到“新者即行，旧者自废”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自民国二年开始，有些地方官府为推行阳历，严令禁止民间过阴历新年。为此政府制定了新规，要求机关、学校、报社等机构，只在新历元旦放假，阴历新年期间必须照常办公。
可除夕合家团聚的习俗实在不易改变，即便是鼓吹阳历最热情的《申报》，在旧历新年到来时，依旧“承社会之习惯，即停刊一星期”，上海、北京的各大报刊也莫不如此。
原该令行禁止的政府部门，同样在私下里阳奉阴违，阴历年节虽未停止办公，但常常是屋在人空。就连参议院的会议也闹出了议员大量缺席的乌龙，“因人数不足，延期三钟之久，仍不能足法定人数”，只缘于当日是“阴历大除夕”。
“新旧二历并存”
显然是意识到了政令易下，旧俗难除，1912年1月13日，南京临时政府下令内务部编印民国元年的历书时，便规定了三条重要的宗旨:一、新旧二历并存；二、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三、旧时习惯可存者，择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这其中最关键的一点，便是默许了旧历的存在，也同时埋下了“新旧二历并存”的伏笔。
由于民国政府的极力提倡，曾经“于人民无与”的元旦，确实一年比一年热闹了起来。在北京，每到元旦日，总统府门前便会张灯结彩，前门东西车站缀满电灯，放假的男女老幼结伴出游，东安市场里人山人海。上海南京路的商铺在元旦也一律高悬国旗，停市休息。向来做为官府礼仪之用的贺年片，也慢慢地成为了上海民间互致问候的新年礼物。
但在普通百姓的心中，这仍然是“官家的新年”，凑的也只是官家的热闹。正如民间通称阳历为“官历”，阴历为“民历”，官派与民俗的分野，或许就是新历始终难以取得完胜的关键。一言以蔽之，“新历之新年，系政治之新年，旧历之新年，乃社会的新年”，与民国的诞生相伴而至的阳历，注定难以改变自身的官派色彩，“可见政治之势力不及社会也”。
清政府也曾经考虑过改历
事实上，在晚清西学观念的影响下，清政府也曾经考虑过改历，并计划在宣统三年(1911年)“更用阳历”。只不过随后武昌起义爆发，中华民国成立，改历已不再是内部革新的小事，而成为新旧时代的分际线。
可传统的力量是持续而强大的，新旧的对立也并非想象的那么清晰简单。“你爱摩登，可遵新历；我是老朽，且从夏制”，民国元年的历法变革，最终呈现出这般妥协的姿态，却是这个新旧杂糅的时代最合适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