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立本识英才 狄仁杰忠心复唐室(上)

作者：沉静

唐朝阎立本《职贡图》，画中所绘是唐太宗时，爪哇国东南有婆利国、罗刹二国前来朝贡，途中又与林邑国结队，于贞观五年抵达长安，画中显见“异方献宝，万方来朝。”

提起阎立本，很多人知道他是画家，并不知道他还当过宰相。皆因画名太盛，光焰遮住了官衔。

阎立本（601—673），是初唐著名画家，他特别擅长刻画人物神貌，时人誉为“丹青神化”，史称“工于写真”。阎立本传世画作有《凌烟阁功臣图》、《秦府十八学士图》、《历代帝王图》、《萧翼赚兰亭图》，其中我们最为熟悉的则是《步辇图》，画的是贞观十五年（641年）春，吐蕃使者禄东赞拜见唐太宗的情景，当时已官至刑部侍郎的阎立本，在宫廷见证了“汉藏和亲”的重大历史事件，并用画笔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

阎立本所绘的《步辇图》，图为唐太宗接见吐蕃使者

阎立本是远超宫廷画师的最好的画家，这一事实有目共睹且众所周知。此外，他还是个成就非凡的工程学家，阎立本与其兄长阎立德先后出任将作大匠，包揽了唐初宫殿、宗庙、陵墓的设计、绘画和工艺。

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仕宦多年的阎立本被擢升为右相，正式当上了宰相。正巧，姜恪也因“历任将军、立功塞外”而被提拔为左相。“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的顺口溜不胫而走。

他任期内的大事是（668年8月）唐军破平壤、灭高句丽的捷报，唐朝疆域在唐高宗统治时期最大。公平地讲，阎立本当宰相虽无突出政绩，但平稳过渡也不差，至少不是劣迹昭著的奸相。他载入史册的大功一件就是慧眼识英才，为大唐的复兴发掘并保住了砥柱之才——狄仁杰。

阎立本像，摄于西安大明宫遗址博物馆

沧海遗珠

狄仁杰（630—700）早年凭借科举入仕，在汴州（河南开封）担任判佐。麻烦的是初出茅庐就被小吏诬告，恰逢（661年）工部尚书阎立本为河南道黜陟使（专门考核地方官吏政绩的大臣），他亲自受理审查了这个案子，不仅弄清了事情的真相，而且找到了自己寻求良久的治世之才。

阎立本对狄仁杰说：“我是一个肖像画家，在我心中自有想画之人与不想画之人，想画的人物中，见其第一眼便有冲动下笔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而你就是极少数之人、非画不可之人。”

他赞叹道：“仲尼云‘观过知仁矣’，足下可谓海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 意思是从你狄仁杰的所谓过错来看，你是个好官，是被埋没的珍宝啊！（后世遂用“沧海遗珠”比喻埋没人才或被埋没的人才。）

阎立本事后对其近臣坦言：“被我凝视而毫不动容的人，实在从未见过。”当时的狄仁杰是个从七品下的小副官，被不小的罪名陷害，面临前途断送的迎头重击，居然毫不慌乱，更无一丝萎靡猥琐之色。他目光如炬，坦荡磊落，极为沉着冷静，阎立本为其胆识气度所打动，更因其德才兼备而对其爱惜如宝。

于是，阎立本保荐狄仁杰到并州都督府当法曹。犹如伯乐对于千里马的知遇之恩，正是阎立本的慧眼识英才，狄仁杰才没被冤枉埋没，得以崭露头角，此后一身的才华抱负有了施展的空间，最终成为一代贤臣名相。

清宫殿藏本狄仁杰画像

斗南一人

比起之前的判佐，法曹的级别高了很多，不但管监狱，还负责征收罚款等等。担任法曹对狄仁杰来说是个极好的锻炼，他通晓了吏治、兵刑等典章和法律制度，接触到众多案件和服刑人，对他断案能力的培养、行政经验的积累，都大有助益，为其日后施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在并州一干就是十多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做得非常出色。同僚和上司都觉得狄仁杰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

同僚郑崇质的母亲年迈且长期卧病在床，而郑崇质偏偏接到去边陲工作的调令，狄仁杰表示愿意代替郑崇质出行。长史蔺仁基非常感动，联想到自己与司马李孝廉之间的不和，深感惭愧，主动与李孝廉和解。他还经常对人称赞狄仁杰道：“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古人认为紫微星是皇帝的象征，而北斗七星是诸侯大臣的象征。蔺仁基夸狄仁杰是天下臣子中最贤能的。后世遂用“斗南一人”比喻天下绝无仅有的人才。

断案如神的“平恕”

上元二年（675年），狄仁杰被调到了长安担任大理寺丞。大理寺是古代掌管刑狱的中央审理机关，而丞，级别是从六品上，分管中央部门、京师及地方州县的司法案件的复审。

狄仁杰勤勉仁厚，明察秋毫，刚正果决。很快，他出类拔萃的断案才能就发挥出来了，仪凤元年（676年），狄仁杰创造了一年断案17,800起的纪录。这意味着一年不休息的话，平均每天要断案49起，令人惊叹不已。

更神奇的是，一年内处理完毕历年大量积压的旧案，涉及上万人，事后竟然一个喊冤的都没有，倒是释放了不少被冤枉的无辜百姓。如此废寝忘食、全身心投入且高效优质地工作，使狄仁杰成为朝野上下钦佩的断案如神、惩奸除恶的大法官，赢得了广泛的赞誉。狄仁杰从此名声大震，被当时的人称颂为“平恕”，即公正无私、持平宽仁之意。

可惜没有记载这些案件的详细史料，古代传统史书对道德风范和国家大事的重视要胜过刑侦断案。这一空白也留下了想像的空间，在唐代和后世文学以及民间故事中，狄仁杰被演绎为大众仰望且津津乐道的传奇“神探”。（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编写的《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也译为《大唐狄公案》，在海外广为流传，因此，这个被艺术化的形象，在欧洲与福尔摩斯具有同样的知名度。）

狄仁杰立像

上谏皇帝 下惜民众

狄仁杰断案公道，还体现在不畏强权、嫉恶如仇上，就算是皇亲国戚犯了法，他也要写检举信给皇帝，绝不徇私枉法，就连皇帝做了错事，他也敢于犯上直谏，进行劝阻。

仪凤元年（676）九月，唐高宗下令诛杀两位误砍昭陵（太宗陵墓）柏树的将军（权善才和范怀义），狄仁杰上奏辩护，认为二人罪不至死。高宗大怒：“他们砍伐昭陵柏树，置我于不孝之地，必须处死！” 狄仁杰直言道：“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杀一将军，千载之后，谓陛下为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制杀善才，陷陛下于不道。”在场的朝臣个个大气不敢出，而狄仁杰却泰然自若，他要高宗考虑后世的评价。之所以不敢奉命处死善才，是唯恐皇上陷入不仁不义之中啊！高宗闻言怒气渐消，免去了两位将军的死罪。

狄仁杰的正直忠贞难能可贵，唐高宗把狄仁杰从大理寺调到了身边，升任侍御史（负责审查百官）。他恪守职责，弹劾了两位巧媚逢迎、恃宠怙权的宠臣，自此朝廷风纪肃然。

狄仁杰为官清正廉洁，始终保持体恤百姓的本色。调露元年（679），唐高宗准备偕武后前往汾阳宫，中途必经妒女祠。民间传说衣着华丽的人经过妒女祠，会招风雷之灾。当地官员打算征发数万民夫，另外开辟一条御道。

当时任知顿使（亦称置顿使，掌管皇帝旅途食宿等事务）的狄仁杰道：“皇帝出行，有千乘万骑扈从，风伯为之清尘，雨师前来洒道，还怕什么妒女之害？”于是停止了征发徭役。狄仁杰既妙言了天子至尊，又避免了劳民伤财。唐高宗得知后，由衷赞叹：“狄仁杰真是个大丈夫啊！”

武则天惯用佛教为自己皇权的合法性造势，晚年时还要花费数百万造一座大佛像。狄仁杰劝她说，这么做损害的一定是百姓，耽误农时，也是放弃国家根本。既费官府库财，又耗人力，如今边境尚未安宁，应放宽徭役，免去不需急办的事务，如果一方发生灾难，到时又用什么去救济呢？武则天只好作罢。

唐高宗李治

赴豫州 刀下救人

高宗去世（683）不到一年，武则天就废中宗李显为庐陵王，改立沦为傀儡的幼子李旦，自己临朝称制，重用其侄子武三思（任兵部、春官尚书）、武承嗣（当宰相）。李旦上表让位，武则天为谋夺江山社稷，大杀李唐宗室和不附己的文武大臣，甚至不惜杀害亲骨肉。反武浪潮汹涌，先是徐敬业在扬州起兵，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闻名天下。接着，李氏皇族琅邪王李冲、越王李贞起义，但都被镇压，惨遭屠戮和灭门。韩王李元嘉、霍王李元轨、鲁王李灵夔等也全部遇害，纪王李慎被关进大牢后流放病死。唐之宗室几乎被翦除殆尽，幼弱幸存者也被流放岭南，其亲党数百家也被诛杀。参与起兵的皇族后裔更是被武则天改姓为“虺”。

688年9月，武则天派宰相张光辅率十万大军围攻豫州，唐太宗的儿子越王李贞兵败自杀。作为新赴任的豫州刺史，狄仁杰看到屠城后的凄惨景象。张光辅纵容将士趁机暴敛，以杀降冒功，乱党家属人数居然高达五千多人。

武则天定罪六七百家，籍没五千余口。司刑使催逼狄仁杰行刑，但狄仁杰认为判决有误，拒不执行。事关五千人身家性命，作为当地父母官，不能不慎重。他质问宰相张光辅，为何要纵容将士奸淫滥杀、敲诈勒索，把豫州变成了人间囚城？“您就不怕怨声沸腾，直冲九霄云天吗？！”

狄仁杰上奏武则天，认为一旦按此定罪，将牵连甚广，并一再为反叛家属求情。后来这些家属被免去死罪，发配丰州。他们遥望远方哭着跪谢狄公的救命之恩，到达丰州后，他们又为其立碑，以颂恩德。 而狄仁杰因得罪张宰相，被贬为复州刺史。（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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