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视元年九月（公元700年），武则天和她的整个朝廷陷入了一场悲恸，高坐帝位的女皇看着群臣，叹了句：“吾朝堂空矣。”于是，下令废朝三日，亲自为自己这位国老举哀，并赠文昌右相。
后来，唐睿宗登基，再次追封其为梁国公，这便有了后来史书中对狄仁杰的称谓——“狄梁公”。
一开始，刚入仕途的的狄仁杰只是个被分配到开封当判佐的小官员，从七品下，这离他日后当上宰相，还要花上三十几年。不过，他这高位没站多久，就又被贬成了七品的彭泽小县令。
这种事若是放在一般人身上，早就心灰意冷，告老还乡了。但狄仁杰不同，他的一生极有敬业精神，无论大官小吏，他都当得有滋有味，无论身居朝堂还是偏野小县，他始终践行着老子的那句话：“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那些打不死我的，终将使我变得更强大。五年后，狄仁杰二次拜相，参与李唐复兴，迎回庐陵王李显，用余生的三年时间，荐举贤才安定天下。
狄仁杰的一生，贯穿着大唐与大周的转变，历经无数低谷，也曾在黑夜凝望过牢狱外的星空。
生活里，有人自叹时运不济，有人抱怨工作艰辛，但读过狄仁杰，方明白人生该如何向上走。
关于唐代的科举制度，时人都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考上明经科并不稀罕，等到三十岁才考上，那就更不起眼了。而狄仁杰高中明经的时候，脚步悠悠地踩在了三十岁左右，这才终于要到开封上任判佐一职。
刚工作不久，狄仁杰就被一个“吏”举报，这在唐代官场里是很司空见惯的“官吏矛盾”，恰好这件案子交由当时的黜陂使阎立本处理。但他审查了一番后，得出了一个结论：
“孔子说，‘观过知仁矣’。足下可谓海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
结果，狄仁杰非但没有受到处分，反倒因阎立本的保荐，得以担任开封都督府法曹参军，官正七品上。
《老子》有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狄仁杰并没有因为突然的提拔而春风得意，而是在法曹工作上不断培养断案能力，这为他日后的行政生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而他的法曹一当，就是十年。
初时，狄仁杰当法曹就遇到了一件难事，但这并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是他的同僚郑崇质。
因为被安排要去西北出一趟远差，加上交通极为不便，所以短时间内无法回来，而问题就在于，郑崇质家里有一位缠绵病榻的母亲要照料，所以这趟差事就成了他的心病。
狄仁杰知晓后，心里也明白儿行千里母担忧，遂主动找到军政长官申请代替这位孝子出行。其实当时唐代的官员都不愿出差，因为长途跋涉，辛苦异常，若是在路上或者办事地点发生什么事，家人更是无从得知。
所以，在军政长官蔺仁基看到下属这番推己及人的同僚情谊时，内心不仅是触动，更是想到了自身。
蔺长官有一位关系要好的参谋李孝廉，但是两人最近闹得不愉快，眼见都快同僚反目了，但他此刻忽然意识到，或许当时的自己并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思量，一味坚持己见，结果互不理睬。
最后，蔺长官主动与李孝廉和解，有感于狄仁杰对自己的影响，上书赞扬道：“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或许，当时的狄仁杰并没有想到，自己仅仅出于本心的行为也会对旁人产生正面的作用，但正因如此设身处地为朋友考虑周全的好名声，让他得以结交更多前辈贵友。
能以一颗真心待人，必不会被时运辜负。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狄仁杰调入中央最高司法审判机关大理寺，担任大理寺丞。彼时的唐高宗患有严重的神经性头痛，发作起来头痛欲裂，双目难睁。于是，只要他毛病一犯，批阅奏折的权利就交给了武则天。
皇帝居然想把国政交给皇后，这种法理和传统上是绝对不被允许的授权引起了强烈反对，一时间，朝堂与宫廷都被卷入这暗藏的血雨腥风中。
但，狄仁杰一点都感受不到。因为，他真的太忙了。
他到底有多忙？
当时按照惯例，中央政府要对官员进行考核，本年负责京官考核的是首席宰相刘仁轨，没错，就是那位中国第一个把日本兵团全歼的海军司令，这场战役在历史上被称为“白村江海战”。
但一个人战功上的光芒并不能代表他就有识人的眼光，当时他拿到狄仁杰的考核表，确认过名字，是个“新官”，于是大笔一挥，便把大理寺建议的“中上等”（第四等）给否了。
拿到结果后，狄仁杰的领导大理寺卿张文瑾第一个表示不服，于是拿着考核表就问刘仁轨：“请问您是拿什么标准考核狄仁杰的呢？”
刘仁轨当然没有标准，凭的就是一双官场眼睛：“这小子新来的吧，你们大理寺怎么把新人评定为中上，他开天辟地了不成？”
此刻，张文瑾决定心平气和地拿数据说话：“狄仁杰刚来不满一年，但经他手审理的案件人数已经超过17000人，而且没有一人喊冤，您说该不该给这样的人好评？”
刘仁轨听后大吃一惊，他想不到官场中居然还有这样勤奋工作的官员，遂赶紧将狄仁杰的考核成绩改为“上下等”（第三等）。
优秀的考核成绩无疑是对狄仁杰努力的肯定和鼓励，但同时，他向上管理的智慧也在发挥着作用。
大理寺卿张文瑾和狄仁杰有个相同的特点，就是工作起来极其认真负责，两人形成了默契，所以当下属受到不公正对待时，就等同于他自己遭受到了一样。这种信任，让狄仁杰成为了上司的“关键下属”，获得支持，得以创造更好的绩效。
但到了女皇武则天这里，事情就复杂得多了，狄仁杰一心想恢复李唐江山，但武则天又任用武家后人，倘若与武则天正面对抗，前面牺牲的同僚们便极有可能也是自己的下场。
所以，他决定以柔弱胜刚强，偶尔也会碎碎念。
狄仁杰性情温和却不失执着，他从来不与武则天硬杠，而是全心全意辅佐她，是他完成了武则天前面那些敌人完成不了的目标，甚至可以说，走到最后，他才是武则天真正的对手。
在所有大臣里，武则天最信任狄仁杰，他懂得根据上级的行事作风，调整自己的应对策略。他对事，也对人，这种向上管理的智慧，正是狄仁杰职场中的情商之道。
话说，在狄仁杰刚当上宰相的第二年，酷吏来俊臣就盯上了他，罪名是“谋反”。
狄仁杰顺理成章被捕入狱，当酷吏们举起刑具质问他是否谋反时，优秀的狄仁杰做了一个惊人之举：
“大周革命，万物维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
酷吏们当场震惊，这完全不符合剧情走向，您的台词至少干嚎几声“冤枉”吧？再受几分折磨，这才好屈打成招啊！
酷吏：“你真谋反了？”
狄仁杰：“反是实！”
酷吏们有点不高兴，这其中有一名审问官王德寿正想着额外搞点创收，就问狄仁杰：“狄相国您真是软骨头，不对，应该是识时务的俊杰。您既然已经招认了，不如破罐子破摔，牵连进来几个人如何啊？”
狄仁杰表示，虽然现在是个破罐子，但他不想破摔。
王德寿继续笑面如花：“狄大人可以把你的下属杨执柔招进来，你完全可以说谋反的时候，他起草过重要的纲领嘛。”
狄仁杰听到这番“建议”，整个人突然倒头在地，开始打滚耍赖，还用脑袋用力去撞地板，搅起一番尘土飞扬，呐喊道：“皇天啊，后土啊，怎么可以让我狄仁杰做这种事！”
王德寿作为一名经验老道的酷吏都没见过堂堂宰相这套把戏，一时无计可施，只好让人把他收监。
这一收监，狄仁杰才有时间思考怎么脱险，而眼下的办法，就是见到主宰他命运的人进来，他可以当面倾诉冤情。但武则天万金之躯，不可能到这幽暗的天牢里来。
很久以前，有个禅宗，他自称会移山大法，别人便让他表演一下，大师在一座山的对面坐了一会，就起身跑到山的另一面，然后宣称表演完毕，别人都大惑不解，大师说：
“这世上根本没有移山大法，唯一能够移动山的方法就是，山不过来，我就过去。”
换个角度讲，没有机会，那便创造机会。
第一步，他跟看守们处好关系，在他们对自己心生怜悯时，要来了纸和笔。
第二步，把冤情写于信中，再塞进棉衣里。
第三步，他想到了那位要自己供出同盟的王德寿，对他说：“天太热，麻烦把棉衣交给家里人，把里面的棉絮抽出来换成单衣。”
最后，狄仁杰的二儿子狄光远找到了里面的诉苦信，于是各方求助，终于把它送到了武则天的手里。
与此同时，朝堂上的大臣们找到了外援，一个年仅九岁，被酷吏迫害而死的宰相乐思晦的幼子。
男孩走到朝堂上，对武则天说了句：“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是我非常惋惜您的律法被来俊臣玩弄于股掌之间。”
武则天问他：“此话怎讲？”
他说：“如果你不信我的话，那您可以挑选一个您最信任的人，把他交给来俊臣，我敢向您担保，这个人最终肯定承认谋反。”
这番话说动了武则天，于是，她下令将狄仁杰等七人提到朝堂亲自审讯。最终，她明白这是一起冤案，而来俊臣，伪造了谢罪表的签名。
那结果又如何呢，狄仁杰等人免除死刑，全部贬官。就这样，狄仁杰被派到彭泽县担任七品县令，那时候，他已经六十二岁了。
但狄仁杰的身上有个优点，就是从不因自己身处何地而哀怨自怜，哪怕穷途陌路也不失生的希望。
在彭泽当官的这五年，史书中留下了六个字：“邑人为置生桐”。
当地的百姓为他立了一座生祠。哪怕只是当一个小小县令，狄仁杰都认真地对待每一件事情。
这世上，有的人太渴望成功，以至于不明白，人生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是一个个认真的细节堆砌起来的，当你有所准备后，机会自然就来敲门了。
神功元年（公元697年），狄仁杰二度拜相。
他回到了武则天面前，在这最后的三年时光里，朝堂波云诡谲，充满了矛盾和斗争。
但日常，他却是左一句庐陵王，右一句皇太子，向武则天絮叨母子情深的意义，最后，女皇受不了这番唠叨，便让人秘密接回了李显。
那天，她照例召了狄仁杰来议事，果然，这老臣又要泣涕涟涟地慷慨敷奏，于是，武则天便在他哭得不行时，站起身掀开了大帐，从里面将庐陵王牵了出来。
“喏，还卿储君。”
这是武则天给狄仁杰的惊喜，也是他终其一生，都想实现的李唐复兴。
若你尚且年轻，不妨如狄梁公那般，为内心所热爱之事坚持到底。
哪怕迈入中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无惧摇摆内心的安逸和利欲。
即便已是老年，经历顺境淌过逆境，想做的事依然可以为之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