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写下了引子：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
狄更斯曾用最高级的形容词、最极端的赞美与批判，来形容某个时代。事实上，相同的文字也适用于新旧更迭的战国时代。
这个战国时代，旧的秩序已经被破坏殆尽，而新的秩序在纷争中仍未确立。当时的世人皆认为才学是唯一的凭借，成功是唯一的标准，成功者问心无愧，失败者也没有遗憾。
这是人性大混乱的时代——价值是非交错，人性好恶交战；这也是“舌头”与“利剑”的天下——要么用智慧，要么用武力。如果不是战乱纷纷、生灵涂炭的残酷，和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无奈，战国时代可谓是“进取者们”理想的奋斗时代。
《大秦帝国》战国时期战场剧照
周朝自平王东迁，居于洛邑，是谓东周时代。东周又分两期，前期曰春秋时代，后期曰战国时代。纵观战国之始末，自周贞王元年迄秦国灭齐，实乃“古今一大变革之会”。
这个时期，在政治方面，许多宗法封建的诸侯国，相继演变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在经济方面，贵族私有井田制度下的人民，逐渐变成后代为士农工商的自由平民。
不仅如此，在制度方面，“法治”也慢慢代替了“礼治”，布衣卿相之局，也缓缓拉开帷幕；在军事方面，战争日益频繁，战备技术愈发进步，所谓“巧谋并行，攻战不休”。战国时代七国并立，群雄争逐，大国兼并，最终促成中国统一的局面。
由此可见，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大转变时期。
《大秦帝国》商鞅剧照
细细说来，在这个时期，不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无不剧烈变化。
在政治方面，秦孝公开始施行郡县制度，此后再也没有封建封君，此乃秦国地方行政的一大进步。封建是分权的，郡县是集权的；行使郡县制度，才能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秦武王初置丞相，其职责综理万机，为文武百官之长，于文武分治之中，仍有文武统一之效果。
在经济方面，“寓兵于农”，井田废而兵农始分。秦商鞅时代，由贵族兵役而首创国民兵役制，兵农始合而为一。在此之前，井田制度与封建制度两者不可分离，封建制度王田为公田，究其实质，仅仅是贵族之私田；在此之后，商鞅废井田、开阡陌，国有土地变为民有，平民得以享有地权。再加赋税制度之改革，货币制度之形成，俸禄制度之实行，多种因素相辅相成，密切配合。秦国首创改革，富国强兵之宏伟大业，实基于此。
在社会方面，魏国李悝成为我国成文法典的创始者，商鞅改法为律，秦国之法典沿袭了魏国之《法经》。秦国是开化最晚的新民族，而法治精神却在各国之上。
在文化方面，贵族逐渐衰弱，平民开始崛起。战国政治，列国并争，主要乃以人才多寡与素质，竞争强弱。治天下当用天下才，秦国之所以特别强大，在于重用客卿。战国时代诞生了一些卓越的战略家、战术家和大兵团指挥官，并且越是接近战国末期，专任将军而不兼相衔的将领越多。
综上所述，导致战国时代演变的，正是各国变法的创举。
《东周列国·春秋篇》管仲剧照
春秋时期管仲相齐改革的重点在于经济，使国富民强、称霸中原；而战国时期商鞅变法的成就，在于其薄古厚今的思想，和变法后为秦国带来政治、经济上的进步，进而使秦国成为七雄中的最富强者。
那么，变法的最终目的为何？只要通过变法，便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真是如此吗？
历次变法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当时社会基础乃至上层皆出现严重的问题，换言之，当时社会积累了许多矛盾，国家衰弱不堪。可见，如果不变法，社会就不能发展。而社会上各种问题的出现，是体制出现问题。
所以，变法就是变革体制，只要体制不变革，任何变法都不会成功。商鞅、吴起等人的悲剧结局，更使后世变法者对于体制创新谈虎色变。体制不变革，变法也无法继续深入，最后只好停顿。一旦变法停止，所谓“富国强兵”的理想也随之幻灭。
《大秦帝国》商鞅剧照
那么，变法的成功关键为何？在“用人”。
人才决定国家的命运，而各国主事国君，又决定了人才的命运。历代英明君王对人才是既爱又恨、既用又防、既褒又贬、既能授权也能收权，充满恩威并用的权谋，操弄群臣于股掌之间。由此可见，自古“用人”就是一件大事，而且将来也不会改变。
所以我们说，战国时代是残酷的大变革时代，是豪杰辈出、英雄迭起的激荡时代，同时也是投机冒险、玩弄权谋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