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有光
纵观归有光一生，他对现实始终怀着热情，希望社会日臻于完美，为此而兢兢业业。他批评以史书为代表的女性题材写作喜异忽常——写“常”而不是一味求“奇”，是他对自己写作经验的总结。他借鉴佛学思考社会，思考人生，思考生活，思考人的精神追求——以儒为主，吸收佛道，这是归有光思想精神实际。
归有光为一代文宗，研究、关注他的古文成就为理所当然。文学之外，归有光的精神世界也绚丽丰富，而他杰出的古文成就恰是其全部精神之浮英。
现实情怀
归有光明达世务，怀治世安俗大志，虽久经颠沛、压抑，此心不移，一旦进入仕途，一念为民。这特别重要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批判社会。凡社会之不公，世上之恶习，官场之腐败，人心之浊溷，归有光都予以谴责、抨击。亲情散文之外，批判性散文构成他古文创作又一笔重彩浓墨。如他对科举制度弊端的认识和批判相当深刻，开明清之际思想家反思这一制度的风气。（二）重视水利。归有光家乡一带濒临河海，川渠纵横，水患是大害之一，因此水利便成了当地民生和经济的命脉，而且也是当时关系抗倭的一项大业。归有光并非水利专家，但是，他认识到水利攸关重大，因此留意收集前人相关图籍，并且长期考察、研究河道，了解附近的河渠水文情况，从实际出发，在借鉴前人治河措施的基础上，提出他自己兴修水利的见解，编成《三吴水利录》。《四库全书总目》称该书 “所论形势脉络，最为明晰”，提出的治理办法， “亦确中要害”。归有光还多次上书执政，条陈治水策略，贡献智慧。（三）坚定的抗倭论者。明中叶，我国东南沿海深受倭寇之祸。归有光亲身经历抗倭斗争，撰写多篇文章探讨倭寇所以猖獗、明朝军队屡屡失败的原因，他向官府上书，
或代人上书，提出有效抗倭的计策，思虑相当周密。他像战地记者一样，记录当时的抗倭经历，具有史料价值。
纵观归有光一生，他对现实始终怀着热情，希望社会日臻于完美，为此而兢兢业业。他在 《上万侍郎书》中曾提到，有人出于官场倾轧的计谋，放风声说他不通吏治，不知世用，只是个书呆子。这种小人伎俩使他深感侮辱，也异常悲愤，而这种侮辱感和悲愤多转化为他笔下的华章。
陈维崧
妇女观
归有光写过一篇 《贞女观》，反对女子订婚尚未嫁，夫死而终身守寡，甚至为其夫而死，认为这种行为“乖阴阳之气”，“伤天地之和”，不符合“天地之大义”，也不符合先秦儒家思想和先王之礼。他反对用这种道德观念鼓励世俗。在宋明理学盛行的时代，社会上下不遗余力地宣扬女子节烈之重要，培养违反人性的荣辱观。归有光的文章对此明确反对，并做了有力论证。由于归有光这篇文章态度鲜明，锋芒毕露，与世俗主流观念大异其趣，故引起后人持续关注，并引发争议。陈维崧称赞此文：“反反覆覆，一层深一层，一步紧一步，古今有数文字。”（陈维崧选《归震川文集》卷五）钱大昕 《记汤烈女事》也讨论女子许配而未嫁，从其夫而死是否符合礼制的问题。他说： “先王制礼，初不以从一而终之义责之未嫁之女，而后世乃有终其身不嫁者，有就婿之室而事其父母者，甚至有以身殉者，此礼之所无有也，然而士君子未尝不原其志而取之焉。”一方面，钱大昕通过解释束缚相对较少的古礼，
寄托其松懈严重压迫妇女的伦理理想，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如果女子本人有真实的不嫁或殉夫意愿，他人也可以肯定，不必反对，因为她们这么做， “未悖乎礼之意”。他称女子从一而终甚至殉夫 “非礼之中”，意思是说，这种行为虽然不符合最标准的礼，可是也没有违反礼。钱大昕没有说他写这篇文章是指向归有光 《贞女观》，可是很显然，他确实是在与归有光进行“对话”。他同意归有光基本的观点，又不同意归有光全部的观点。相对于归有光，钱大昕对宋明理学及其形成的世俗表示出某种迁就。清朝另一经学家焦循，则明确反对归有光《贞女观》，他先后写了《贞女辨上》 《贞女辨下》 《钞依归草序》等文，对归有光进行驳斥。《贞女辨》上下二文都没有说其文是针对归有光，只是说：“或谓古无贞女之名，非也。”《钞依归草序》则将他批评的对象说得甚清楚，“熙甫（归有光）泥女子从父之说，而禁室女之守贞。余深恶是说之似是而非，尝撰《贞女辨》二篇，以祛其妄，世固已共见之”。焦循反驳归有光的理由，一是古代并非没有女子许配后，夫死而不改嫁事例，二是古代贞女少后代贞女多，原因是古代男女议婚晚，聘与娶之间相隔短，发生这种意外的机会少，后世则年幼议婚，而到举行婚礼，相隔了很长岁月，故容易发生这类意外。可是，古代生活中有这一类事例，并不表示女子许配后，从一而终甚至殉夫，形成了制度，或当时社会确立了这类普遍的、难以拗违的伦理观念。男女议婚年龄大小，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贞女数量多少，可是宋明以后贞女大量增加，这显然是受社会流行的理学严重影响所致。因此焦循为世俗所作的辩护是无力的，他对归有光的驳斥同样是无力的。在这个问题上，归有光比焦循、钱大昕都高明，从中国思想史和女性史的进程看，归有光的观念是符合历史进步和发展的。
归有光的女性散文写得非常优秀，其成功的经验有些可以结合他的女性观来认识。
比如他写过一组文章，记叙张贞女被害事件，为她鸣冤，伸张正义。张贞女嫁到安亭，发现其婆婆品行恶劣，希望她收敛，婆婆则欲拉她下水，遭拒绝，又串通恶少将她杀害。案发之后，婆家又到处行贿，掩盖真相，致使案件审理是非颠倒，让惨死的张贞女又蒙受不白之冤。归有光同情这位女子，对龌龊的世俗深表愤慨，他参与调查真相，联络乡绅主持公道，最终使案情大白。为此事，归有光先后写了《书张贞女死事》《张贞女狱事》等十余篇文章。为一人一事反复撰文，这在他的写作生涯里并不多见，正表明他对此事高度重视。当时有人质疑，虽然婆婆不良，媳妇其实未必要采取不逊的行为，以致激化矛盾，发生悲剧，所以不认为张氏女做得对。归有光认为这种以“顺”的伦理观念要求媳妇很不公正，用以议论这件事情的是非，也不合适，故对此非常不屑 （见 《贞妇辨》）。他称此女子为贞妇，赞扬她不屈的品德，这与当时一般的贞烈观有不同的含义。
在女子题材的古文写作中，归有光提出写“常”的主张，即写她们日常生活和“平常之行”，以朴实显其内心的美，反对文人的写作“喜异而忽其常”。他说写女子题材的作品，自古以来存在着两种不同传统，一种是《诗经》传统，取“妇人女子之常，而事之至微者”，加以歌咏。另一种是以后来史书为代表的传统，必取其“感慨激发，非平常之行”，才予以记载，以为非此不足以垂芳烈、著美名（《沈母丘氏七十序》）。这又导致了后来形成古文家争相以恪守妇道的贞烈女子为记述对象的写作风气。归有光肯定 《诗经》写 “常”事、 “微”事，这对于女性题材的写作自有其突出的意义，对于写作其他记人记事的题材也具有普遍的意义。他批评以史书为代表的女性题材写作喜异忽常，不满其狭窄、偏至，是中肯的意见。归有光散文善于从习见的事情显出不平凡，所以，写 “常”而不是一味求“奇”，也是他对自己写作经验的总结。
钱谦益
与佛学思想的关系
归有光博览佛典，写过不少与佛教有关的作品。钱谦益高度肯定归有光的佛学修养：“先生儒者，曾尽读五千四十八卷之经藏 （引者按，指《大藏经》），精求第一义谛，至欲尽废其书。而悼亡礼忏，笃信因果，恍然悟珠宫贝阙生天之处，则其识见盖韩、欧所未逮者。余固非敢援儒而入墨也。”（《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钱谦益深于佛学，对归有光在精神上受到佛学影响并流露于作品，别有认识，且产生共鸣。今天我们看到的 《震川先生集》是经过归庄整理，有不少修改，其改动之一，是将归有光作品有些含佛教因素的内容隐去了，以维护归有光纯儒的形象。比如归有光名文《西王母图序》分别刻入归有光文集常熟本和昆山本，可是内容有所不同。昆山本此文末引 《法华经》“妙光法师岂异人哉？我身是也”。并且说：“我见灯明佛本光瑞如此，岂必求佛与西王母于昆仑之山、生天之处哉？”归庄认为“儒者之文，忌用佛书”。所以他整理归有光文集，这篇《西王母图序》“从常熟本”（见归有光《西王母图序》文末归庄识语）。
钱谦益提到的归有光 “悼亡礼忏，笃信因果”一类文章，多见于 《归震川先生未刻稿》，未为归庄整理的通行本《震川先生集》所载。缘此之故，后人对归有光与佛学的关系很少留意，研究更少。归有光写过一篇 《书郭义官事》，记郭和饲虎，虎与郭和安然相处。作者写此文真正向慕的是人与人、人与动物及自然亲善和睦，融洽共处的状态，文章因此获得深刻的寓意。这一题材与佛教有关，归有光在文章中指出：“予尝论之：以为物之鸷者莫如虎，而变化莫如龙。古之人尝有以豢之。而佛老之书所称异物多奇怪，学者以为诞妄不道。然予以为人与人同类，其相戾有不胜其异者。至其理之极，虽夷狄鸟兽，无所不同。”归有光借鉴佛学思考社会，思考人生，思考生活，思考人的精神追求，这与他借鉴道家思想有相同之处。以儒为主，吸收佛道，这是归有光思想精神实际。归有光的佛学思想与儒学思想是什么关系，他的经历与佛学又有什么联系，佛学对他的古文写作有何影响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作者：邬国平（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
编辑：范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