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壁画

元朝的统治与其他汗国在中亚、东欧、西亚的封建体系相类似，主要精神是族群自治、宗教自治，充分尊重当地的原生权威，蒙古主要是作为监管人的角色存在，所以是非常宽大的。其法律简洁明了，多依据经验而定，充满朴素的人道主义关怀，因此又十分的宽仁。至于后世常说的“四等人”、“瓦罐坟”、“摔头胎”等，均属误解，可一一驳斥。

元朝的封建统治体系

元朝统治体系为后世所不了解的地方，主要是它的属人封建性质。元朝看待整个天下，是按照各族群自然存在的习惯法差别而定的，其统治方式就因地制宜、因人而异，例如对江南、河朔、蒙古、云南、西域、高丽，都是有所不同的。即便是像选举、税赋、刑法这样的全域性的制度，实行起来也有属人和属地的差异。

根据《元史·选举志》，其学校都有三种，分别是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三种国学都有蒙古、色目、汉人入学，只是庶人子弟的数量偏少一些，大多数是中上层子弟。同样的，税粮制度也分成多种，主要是“内郡”与江南的差别，内郡应该就是河朔关陇，实行的是一种接近唐朝前期的“租庸调”，江南则类似唐中期以后的“两税法”。众所周知，租庸调是一种半封建的税法，其衰亡之后，杨炎实行了“两税法”。这说明元朝清楚看到江南地区经过五代、两宋的统治，更习惯一刀切的税法。

元上都遗物

《元史·选举志》：世祖至元八年春正月，始下诏立京师蒙古国子学，教习诸生，于随朝蒙古、汉人百官及怯薛歹官员，选子弟俊秀者入学，然未有员数。……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夏五月，……是岁八月，始置回回国子学。至仁宗延祐元年四月，复置回回国子监……太宗六年癸巳，以冯志常为国子学总教，……至二十四年，立国子学，而定其制。《元史·食货志》：元之取民，大率以唐为法。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调也。取于江南者，曰秋税，曰夏税，此仿唐之两税也。《元史·食货志》：（中统）五年，诏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人凡种田者，白地每亩输税三升，水地每亩五升。军、站户除地四顷免税，余悉征之。《元史·刑法志·杂犯》：诸啰哩、回回为民害者，从所在有司禁治

另外，食货志记载，元朝非常强调宗教属人法，“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人种田者，白地每亩输税三升，水地每亩五升”，税收轻到了以“升”为单位计算，可以说只是象征性的义务了。也里可温为基督徒，答失蛮为穆斯林信士，值得注意的是，儒人也被列入“宗教特权”行列。刑法上有时候也有差别，例如，诸啰哩、回回的列入“杂犯”的行为，允许以属人法来审判，即交给他们自己的“有司”；其次是蒙古人的一部分犯罪行为，也采取属人司法原则，裁判机构都是“宗正府”。另外，啰哩即为吉普赛人。

元代壁画

这套统治方式对习惯了一刀切的汉人而言，肯定有诸多不适，会得到一种自己受到欺压的印象。有时候这种情况是真实存在的，明初一些文人提到了一些案例，应该说是存在的。因为这种属人法很容易造成不公平的印象，从而又得出等级制的结论。例如高启的《元故婺州路兰溪州判官致仕胡君墓志铭》 就提到了吉普赛人在江南为乱，由于属人司法原则的存在，对这批特殊的色目人，竟然无法可施。

高启《元故婺州路兰溪州判官致仕胡君墓志铭》 ：……會公拜江浙行省參知政事，遂與俱南，以省銓為寧國路涇縣典史。時有制，蒙古、色目毆漢人、南人者，不得復。西域流戶數百人，因恃以為暴，所過掠財畜，辱婦女，民束手不敢拒，相驚若寇至。及涇邑，僚悉引避，民愈恐。君語眾曰：「吾在，若無憂也。」即出勞之於郊，誘閉佛寺中，呼其酋諭曰：「製言不得復，毆者民爾。今我天子吏也，所行者法。若善去，勿妄犯吾民，當率酒米相餉。否則，知有法爾。」酋愕，遂戢其眾亟去，無一人敢嘩。君親送出疆以歸，民羅拜馬首曰：「微公，縣幾殘矣！」

元代宝钞

元朝的宽仁

元朝的宽仁，在元史中随处可见，以宋濂为首的作者团时不时就发出感慨。元朝的这种仁政是儒家所没有的，它是一种非常朴素的生养思想，更接近中原的黄老之道。最典型的体现是《食货志》提到的，元朝因为税赋至轻，而赏赐较多，朝廷竟然根本就没有积蓄。历代的料民税民之聚敛，元朝也一律没有。对江南基本上采取沿袭宋制的办法，而且尽量减轻，例如纳税时采用宋朝斗斛，因为宋朝的一石只相当于元朝的七斗，农民可以省掉三斗，宋濂说道“其法亦可谓宽矣”。

《元史·食货志》：《洪范》八政，食为首而货次之，盖食货者养生之源也。……于是汉有告缗、算舟车之令，唐有借商、税间架之法，宋有经、总制二钱，皆掊民以充国，卒之民困而国亡，可叹也已。元初，取民未有定制。及世祖立法，一本于宽。其用之也，于宗戚则有岁赐，于凶荒则有赈恤，大率以亲亲爱民为重，而尤惓藐于农桑一事，可谓知理财之本者矣……虽然，前代告缗、借商、经总等制，元皆无之，亦可谓宽矣。其能兼有四海，传及百年者，有以也夫。

元代圣旨

元朝的宽仁还体现在刑法轻省上，例如笞、杖每一级都减少三下，流放之地比较舒适，北人到湖广、南人只到辽阳；很多死囚虽然判了，实际上仍在监狱终老，并没有实际执行。但正如上述，刑法上也存在属人司法原则，因人而异、南北殊制，就给了那些钻法律空子的人极大的发挥空间，再加上一些特殊身份人群的道德风险，就会导致冤案丛生。

《元史·刑法志》：其五刑之目：凡七下至五十七，谓之笞刑；凡六十七至一百七，谓之杖刑；其徒法，年数杖数，相附丽为加减，盐徒盗贼既决而又鐐之；流则南人迁于辽阳迤北之地，北人迁于南方湖广之乡；死刑，则有斩而无绞，恶逆之极者，又有凌迟处死之法焉。盖古者以墨、劓、剕、宫、大辟为五刑，后世除肉刑，乃以笞、杖、徒、流、死备五刑之数。元因之，更用轻典，盖亦仁矣。

元代铜钱

四等人制：对一些元朝污点的辩白

后人对元朝的误解集中在四等人制，其次是“九儒十丐”，再次如“瓦罐坟”、“共用菜刀”等等。其实这些说法仅仅在明代官修的《元史》中就有反证。

一、儒生的地位。正如上文引用食货志，儒生是与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相并列的，儒人种田者，纳税仅有3-5升，须知，10升才1斗，10斗才1石，可知这点税收是微乎其微的，只能说是象征性的。即便法律条文做不到，元朝官方对儒生的优待也是明明白白摆着的。

《元史·食货志》：（中统）五年，诏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人凡种田者，白地每亩输税三升，水地每亩五升。军、站户除地四顷免税，余悉征之。

元代日冕

二、瓦罐坟。后世民间说元朝对汉人老弱是不养的，六十岁后就住进坟墓，每天送一次饭就砌一块砖，直到活埋而死。这种也许是某些色目人的特殊习俗，可能是存在的，例如日本电影《楢山节考》所反映的习俗。但《元史·刑法志》有明确记载，“诸坟墓以砖瓦为屋其上者，禁之。”那就是说，元朝力挺薄葬风俗，连坟墓都不允许砌砖瓦，又哪来的瓦罐坟呢？

《元史·刑法志》：诸为子行孝，辄以割肝、刲股、埋儿之属为孝者，并禁止之。诸民间丧葬，以纸为屋室，金银为马，杂彩衣服帷帐者，悉禁之。诸坟墓以砖瓦为屋其上者，禁之。诸家庙春秋祭祀，辄用公服行礼者，禁之。

三、元代出现了《弟子规》和《二十四孝》，教导民众愚忠。这也不值一驳，因为《刑法志》明确禁止割肝、刲股、埋儿为孝。当然，这些行为可能很普遍，元朝官方百般禁止都禁止不过来。而且刑法宽仁，才笞三十七下。

元中都蜡像

最后，四等人制度虽然没有见于元代文献，但是在金国却是真实存在的。后人可能将元朝和金国搞混淆了，《三朝北盟汇编》记载，金国对女真、渤海、契丹、汉儿、南人五种族群在权利义务上有显著差别，须尽义务时汉儿优先，享受权利时汉儿居末。这种制度在金国可能是非常严重的，因为金国实行儒家统治，强行划归一致，现实上却做不到，引发了种种冲突。而元朝实行差别治理，承认各个族群在习惯法上的差异，求大同、存小异，并没有深植仇恨。后世可能夸大了这种差别治理的弊端，将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看成了四个等级。

《三朝北盟会编》引《燕行录》：……有公事在官，先汉儿、次契丹、方到金人。丁未冬，宰相刘彦宗差一人知燕山玉田县，国裹朝廷亦差一人来交割不得，含怒而归。无何，国里朝廷遣使命至燕山拘取刘彦宗赐死，续遣一使来评议彦宗，各赂万缗乃已。有兵权钱谷，先用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汉儿虽刘彦宗、郭药师亦无兵权，契丹时不用渤海，渤海深恨契丹；女真兵兴，渤海先降，所以女真多用渤海为要职。……

元代道教壁画

世人对元朝存在这些误解也不是没有缘由，很大可能上，元朝末期的江南地区（南人地区）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那就是，元朝的宽纵给了奸人最大的活动空间，这些人在元朝的差别治理体系中如鱼得水，通过消费这种宽松秩序而自肥，导致下层社会怨声载道。再加上钦察人不花帖木尔、燕铁木儿等人的专权以及重商主义政策，让商业为主的色目人特别舒适，而农业为主的南人却有很强的被剥夺感。否则元朝也不太可能被这么快就打垮了。（完）

元倪瓒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