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立平

• 本文主人公，和前文“民国天才：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的傅斯年，还是不同的，前者很偏激，而他的“初心”还是好的。

他身上的标签，很“多”。

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学者、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剧作家、革命家，继鲁迅之后公认的文化领袖，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历史剧的开创者之一、甲骨学四堂之一，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 、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

他在文化领域的地位，一度很“显赫”。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享有崇高的地位。他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他的感情生活，很“乱”。

风流才子，“生性浪漫”“多情” “放纵不羁”，那个时代很多人眼中的“男神”， 现代人给他打上一个“渣男”的标签。 三任妻子，若干情人。一段段风流韵事，搁在现在妥妥的上头条。

他的情商，很“高”。

正面看他“识时务”，反面看是“见风使舵”。许纪霖在《鲁迅骂得最狠的人为什么是郭沫若》说他：“一生都带商贾气，有冒险赌博的胆魄，有畏惧权力的怯弱，更有投机取巧的机敏。”

他曾是个医学生。

1924年3月，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获得了医学学士学位。

他“弃医从文”。

他的说法是，可恨的肠伤寒造成了“生理上的限制”（重听），医道不能学成便转入了文学。

他是郭沫若。

1、弃医从文：一场“肠伤寒”造成的生理缺陷

我在十七岁的时候，那时还在嘉定中学读书，在中秋前后患过一次极严重的热症。后来回想起来，很明显的重症伤寒。病了一个多月，接着耳朵便受了波及，脊椎也受了波及。两耳因中耳加达尔而重听，脊柱因腰椎加列司而弯曲不灵。这两项缺陷苦了我很久，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可能恢复。我的一生便受了这一次重症的极大的影响，我的学医终竟没有学成，就因为有了这生理上的限制。两耳重听，没有可能把医学、特别是临床医学学好，因此在大学中途的时候，又来了一次极端的苦闷，而终于逼着我走上了文学的路途。……

我把医学的课程是学完了的。是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三月毕的业，从此便和学生生活告了别。虽然我并没有行医，但我觉得我的医学知识比文学知识更有根底。我是衷心尊重医学的一个人。唯其尊重它，所以我不敢行医。我恨死一个不负责任的西医，不负责任的中医我也看成是一种罪恶。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12卷，14—18页)

1908年的秋天，郭沫若正在读中学，得了“极严重的热症”“重症伤寒”。郭沫若在“我的五嫂”一文中提到“五嫂也患着热症很危险。五嫂的热症我想来也怕是肠伤寒罢”。也就是说，这次他得的是“肠伤寒”。

肠伤寒，是一种急性肠道传染病。以高热、全身中毒症状、腹泻或便秘、肝脾肿大、缓脉、皮肤玫瑰疹为主要症状，严重的可伴有肠出血、肠穿孔等并发症。肠伤寒的临床症状常不典型，容易误诊。

对于郭沫若这次肠伤寒的诊治情况，我没有找到确切的资料。只看到秦川《文化巨人郭沫若》的一段文字，描述的比较具体，似乎是有所根据。

1908年秋天，中秋过后不几天，郭沫若得了重症肠伤寒，头痛、下痢、咳嗽、流鼻血、发高烧，来势很猛。回到家中请中医诊治，未能对症下药，反加重了病情，口舌眼鼻的粘膜都烧得焦黑，脑病也暴发出来，人就像发了狂一样。他的父亲本是无师自通，懂些中医知识，平日给乡亲免费看病，此时却弄得手脚无措。没有办法，只好请了巫师来降神。巫师在他床前杀了一只雄鸡，把鸡心掏出来敷在他心上，也不奏效。到第四天，狂症消失了，人却像死了一样。这天请来的医生看过病后，一反先前医生的主张，说他的病不是阴症是阳症，全用凉药，开了一剂分量很重的毛硝、大黄。因为遭到先前医生的反对，父亲不敢赞同。双方从上午讨论到下午四五点钟，药方还定不下来。幸亏医生很有主见，又由母亲做主，连吃了六付药，两天一付，差不多两个星期病情才稳定下来。之后父亲就不用这医生的泻药，而用自己的处方，避免了肠穿孔出血的危险。

第一进正中是郭沫若父亲给人看病开方的地方 邓志慧摄

郭沫若的父亲郭朝沛本是个商人，业余的中医。不知道是医术不精，还是医者难医自己人，使郭沫若这次疾病的治疗走了弯路。真应了那句“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经过了一番失治误治，郭沫若的耳朵坏了。

就是耳朵的毛病很制了我,使我不能掌握听诊器,辨别微妙的心音和肺音的各种差别。……。医道不能学成便转入文学。但也由于耳朵有毛病的关系,于听取客观的声音不大方便、便爱驰骋空想而局限在自已的生活里面。（《郭沫若选集》自序）

2、中医需要“科学化”，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

1944年10月2日重庆《新华日报》副刊，载出郭沫若“中医科学化的拟议”一文。他主张中医科学化，“打破什么‘国医’和‘西医’的界限，要立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医学出来。”怎么立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医学出来？“不化则已，化须彻底”——抛弃中医理论，用现代科研方法去研究中药。

中国药多半是些草根、树皮、果仁、果壳之类，这些东西比较安全，而且这些东西也正富于维他命的，医不好的病，谁也医不好（例如肺痨，癞病），医得好的病，不医也会好，在这儿于是便有国医的生命了，国医所能医好的病，反正是自己可以好的病。

固有的医学呢，可以作为历史的研究，而加以整理……但这不能作为必修科目……那只是文献上的问题，而不是医药上的问题了。

关于国药，如云苓、贝母、橙皮、广皮、杏仁、桃仁、桂圆、红枣之类，有人要高兴吃，就让他每天吃都不要紧，但带有克伐性的一些药剂，那是须绝对禁止的。

最后郭沫若带着浓重的个人感情色彩地说：“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

11日，一个叫田舒的人，发表了“读了中医科学化的拟议以后想起的”一文捧场，大加附和。

中医科学化五个字连在一起，是非常不科学的事。……。那不基于解剖和生理等科学的系统知识，而基于阴阳五行谬说的中国旧式医术，哪里谈得上科学化的问题呢！……。现代卫生政策上，居然也列上中医二字了，这就不仅是医学上认识问题，而是孕育着民族的文化方面的严重的隐忧了。

随后一些医界人士站出来发声，在思想上、理论上、方法上，或者用实例上做了一定的回应。因为，在这里不讲论理、辨理的内容，仅捡观点一二。

1945年3月19日《新华日报》刊登了2篇相关文章。一篇是西学中的程荣梁《函郭沫若先生——关于“中医科学化”问题讨论》一文，赞成中医科学化，反对重西轻中。

我觉得先生的批评西医，还有不够深入的地方，而对于中医和中药的估计，也未免有过于轻忽的毛病。我原是一个西医，七年以来，我又热心的研究中药。……科学不过是一种整理经验的方法。它的生命是方法，它的作用是整理，它的材料是经验。不管是中医西医，不管是中药西药，总是以应用的经验开始，而理则是整理继之。所谓科学化，就是经验的理则化。整理的价值，在于它可以提高经验，强化经验而增加其应用的效力。至于经验的本身属于哪一方面，看来还并不重要。一般说来，愈是杂乱的东西，便愈是需要整理。愈是不易整理的东西，其整理所得也愈有价值。这就是我赞成的中医科学化的理由，而同时也是我不赞成先生一重一轻的理由。（原载1945年3月19日《新华日报》/《 郭沫若在重庆》：440-442.）

一篇是32岁的年轻中医颜公辰，写的《再致郭沫若先生》，他赞同中医科学化，但是主张在“选择批判”的基础上保留部分中医理论。

先生对中医无信仰，对中药认为大有研究价值，与鄙见一致。……完全抛弃中医理论而不知选择批判的作研究上的参考，也不是正当的。……古人治病虽不明生理解剖，因其见症施治，并不违反医学原则。……故不明生理解剖，并不妨害疾病的治愈。……至于中医有一部分理论因受时代思想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原载1945年3月19日《新华日报》/《郭沫若在重庆》）

同时，颜公辰又提起了“胡适的病与中医”这段公案(前文已经写过，此不多言)，说胡适之先生自身受到中医的恩惠，确切的事实证明中医的治疗价值，何以胡先生不加以倡导，这可说明胡先生太奴于欧化而失掉了自信力。”

任应秋先生在1944年第1卷第5期《中国医药月刊》发表《修正沫若驳斥田舒——关于中医科学化问题》长文，也是赞成中医科学化，但对郭沫若、田舒的诸多外行话，分别予了“修正”和“驳斥”。

沫若先生虽对于中医认识太浅，未免外行，惟于字里行间，尚不失其学者风度，若田舒者，不独外行，而且幼稚。……。沫若先生主张科学化须化得彻底，与夫医学根本不应有中、西之分，这两点，与我们最近之努力，均属一致，今沫若先生以其文学家之立场出而鼓吹，吾人亦极端爱戴。……沫若先生是文学家，而不是医学家。正因为沫若先生不是医学家，也就有修正之必要。……正如沫若先生之以文学见称，而不以医学见长也。（《任应秋医学全集》）

我院的方药中前辈，那会儿还是个23岁的青年，刚刚在重庆开业行医。他敏锐地看破了当时“中医科学化”的真实面目不过是“西洋化而已”，其实质是“中医西医化”或“西医用中药”，对中医来说不是什么好事，而是一场危机。

硬把洋服穿在长衫的外面。或主张中药西用，先检定其病原体，再以中药治疗，把中医学理一脚踢开，弃而不谈，好象医学中，只有西医才是科学，中医就不是科学似的。于是西医的皮毛，成了我们一般自命为“科学中医”的宝典，论病固然满口化学细菌，而处方用药，依然寒热温平，于是乎治疗与病理脱节，口中和笔下相反；口若悬河之上，往往举乎杀人，满腹阴阳的老医，每多药到回春。而此科学中医，反而动辄批评，某人昏愦腐败，某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其治疗成绩，则谓之侥幸，如此科学，呜呼痛哉!

……。我不反对中国医学需要整理，但我反对‘中医科学化’。我更不反对中国医学应该尽量利用西洋医学来帮助我们迎合时代，在学理上能作积极的解释，但是我却不赞成西法检定病原，中医施行治疗，西医用中药的主张。因为这不是我们利用别人，而是别人利用了我们。（胡晓峰《民国时期“中医科学化”论证之回顾与思考》/《中医药发展与人类健康》:378）

方药中先生的文章，我没有看到原文。是从胡晓峰老师文所载摘出。有时间，定会寻一寻原文。方药中先生不愧为“大家”，这一番言论，年纪轻轻的他就足以令人折服。

70多年过去了，彼“目前”与此“目前”面临的境况，仍然是那么的相似。

1945年3月19日，郭沫若在《新华日报》又发表了一篇《申诉关于中医科学化的问题》，主旨仍然是“废医存药”，反对中医理论。但是，他也说到“对于这个问题，我自己要来参加讨论，实在还不够格。我自己虽然学过几年的近代医学，但我并未继续钻研，而且已经抛弃了多年了。至于对中国的旧式医术，我更没有独到的研究。”

不知是表面的谦虚之词，还是进步了，有那么一点点意识到自己行外人的身份了。但是他还是不懂“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人微言轻，但郭沫若的身份又多又高，言似乎就有点“重”了。

3、桑枝酒疗腿疾：“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

1959年，郭沫若身患右侧肢体活动不便，求治于中国中医研究院（现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老前辈郑卓人。郑老开出了“桑枝酒”为郭沫若治疗。据说，郭沫若连服三个月，病就好了。

桑枝酒

炒桑枝100克、当归60克、苍术30克、菊花60克、五加皮60克、地龙30克、

丝瓜络15克、炮附子10克、川牛膝25克、夜交藤30克、木瓜12克、木通10克。

上药配黄酒5斤，密封于罐内10天后把黄酒分出。将药焙干，取药研末，装入胶囊，每粒0.3克。每日3次，每次服3粒，用酒15到20毫升送服，以微醉为度，上半身瘫痪饭后服，下半身瘫痪饭前服，两个月为一疗程。（高允旺《名医名方发掘研究——追忆岳美中、郑卓人大师》697-698页.）

郭沫若为表示感谢，写了一幅字送给郑卓人。书云：

从民间来到民间去

结什么果种什么田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一件事

南阳市东关温凉河畔的张仲景“医圣祠”，还是郭沫若先生1959年所提。这也是一种“缘分”吧？

医圣祠

吆喝了“中医科学化”，喝过了“桑枝酒”，题了“医圣祠”，怎么和中医“没缘”呢？

后记：

“那个时代”的名人与中医的那些往事，写到了第5位，计划中的一半了初衷是弥补和修正自己对这段历史的认知，如果能得倒一点点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也不枉此举。做为一个受过现代医学教育的、科研和临床的中医，自认为还是相对客观而包容的，一不小心引发中西论战，不是我所愿。各个阵营的“战士”“斗士”，还有“喷气士”，中西医又不是敌对双方，何苦呢？写东西是件苦事，熬夜多了，闲时少了，无辜引来论战，大国“小医”我很无奈。但是，

既然开了头，就会坚持。鲁迅、胡适、章太炎、傅斯年、郭沫若，想好了下一个“王国维”。还剩4位，不知各位有何建议……

前文目录：

民国天才：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

他是国学泰斗、民国先觉，业余中医，却说：我是医学第一

民国两大医疗悬案之一：胡适的病与中医

民国两大医疗悬案之二：鲁迅父亲的病与中医、药引与引经药

参考文献：

《中医药发展与人类健康》编委会编. 中医药发展与人类健康 上[M].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5.

王永炎，鲁兆麟，任延革主编,任应秋医学全集 卷十.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

秦川著. 秦川文集 2 文化巨人郭沫若.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

高允旺.名医名方发掘研究——追忆岳美中、郑卓人大师.著名中医药学家学术传承高层论坛，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