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要好文 贾谊散文漫谈：《过秦论》

文\\钟百超

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人，西汉初期杰出政治家和文学家。其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散文以《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而著称；辞赋以《吊屈原赋》、《鵩鸟赋》而闻名。

可谓少年得志，前179年被汉文帝任命为博士，时二十一岁，不久又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由于辅助汉文帝出台了若干政策和法令，以及遣送列侯离开京城到自己封地等措施，得罪了绛侯周勃等元老，而遭群臣忌恨。二十三岁时，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因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歉疚自责太过，忧伤抑郁而死，享年三十三岁。

贾谊首先是一个政治家，然后才是文学家，因而他的笔是为政治服务的。一个有家国情怀的政治家兼文学家，必定以天下苍生为念。西汉自前202年建立，至汉文帝已有二十余载。刘邦去世后，经历了诸吕之乱，虽说业已平息，但依然危机四伏，诸如匈奴侵边、制度疏阔、诸侯王割据等问题，时刻威胁着汉朝的稳定与发展。殷鉴不远，如何避免重蹈秦朝之覆辙，就必须对秦王朝的成败得失做出全面的分析和总结，从而为大汉政治改革提供借鉴，这一历史使命便落到了贾谊身上。于是，《过秦论》等政论文应运而生。

应该站在怎样的高度去总结秦朝灭亡的原因，又应该抱着怎样的态度去看待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汉朝中央政权又应该汲取那些教训从而避免重犯历史错误，这些都是必须要理清的问题。

一、秦国地理形势之利弊

秦国“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为秦国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也许是地理优势，秦孝公便有了“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由于“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所以“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但是作者指出，秦国之所以在诸侯中称雄，不是“此岂世贤哉？”而是“其势居然也。”

秦始皇继位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经过秦始皇苦心经营，秦国固若金汤，更令敌人望而却步。“且天下尝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于险阻而不能进者，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秦虽小邑，伐并大城，得阨塞而守之。”因此，当各国合力进攻秦国的时候，被险阻困住不能前进，这也不是因为勇气、力量和智慧不够，而是地形不利，地势不便所造成。

又当九国“尝以什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的时候，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能够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显然是地理上占优势的结果。

尽管“秦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脩津关，据险塞，缮甲兵而守之。”可是，如此坚固的防御体系，在陈涉以及楚军的进攻下，也失去了防御功能。“陈涉率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闭，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师深入，战于鸿门，曾无藩篱之难。”

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天下并没有缩小削弱，雍州的地势，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还是保持原来的样子。可是为什么同样的一片土地，却要山河易色呢？

作者着力描绘秦国的山川地理形势，旨在说明，作为防御体系，地理上的优势只是暂时的，也是相对的。一切客观因素都只能是外在的条件，但不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如果一个国家的执政者一味依赖地理优势，那么，这个地理优势最终也会成为国家发展的最大障碍。

二、秦国的治国策略

作者首先从秦孝公说起。秦孝公执政时，他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取得那些可喜的成就？在用人方面，“商君佐之”；在内政方面，“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在外交方面，“外连衡而斗诸侯”，结果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秦孝公去世后，惠文、武、昭襄三代贤君“蒙故业，因遗策”，因而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第一，不断开疆扩土。“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第二，挫败六国的合纵计策，取得压倒性胜利。“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到了秦始皇，更不甘落后，甚至超越了前辈。“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他不仅统一了中国，还征服了百越之地，使百越之君臣服，又巩固了北方的边防，使匈奴不敢再进犯。

作者以厚重的笔触，抒写秦国的辉煌历史，无非是想说明一点，即使前人如何发愤图强，励精图治，如果后人不能继承和发扬前辈的遗志，不能从成功的管理经验中提升自己的执政能力和水平，那么，所有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

三、千古之恨的错误

一个强大的帝国，为何一夜之间土崩瓦解，灰飞烟灭？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后人应该从中吸取怎样的教训？

秦朝统一天下，是顺应民心还是违背民意？作者指出，“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秦国一统天下是深得民心的，天下的士人顺服地慕风向往。为什么会这样？其一，“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其二，“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因此，“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

可是，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却犯了一系列致命的错误。表现在，其一，“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其二，“隳名城，杀豪杰”；其三，“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秦始皇为什么犯了如此的错误？原因有，其一，“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其二，“不信功臣，不亲士民”，表现在“秦使章邯将而东征，章邯因其三军之众，要市于外，以谋其上。群臣之不相信，可见于此矣”；其三，“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其四，“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秦始皇还有一个致命伤，就是缺乏权变。“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夺取天下和治理天下有不同的方法，可是他不知道变通，用同样的手段去管理国家，自然会导致意想不到的结果。

另外，秦始皇是一个孤傲自大，刚愎自用的人。因此，“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像他这样的人却拥有天下，灭亡也是必然的。但是，假如他能够向前人的学习，顺着商、周的道路来制定实行自己的政策，那么他的后代即使出现骄奢淫逸的君主，也不会有倾覆危亡的祸患。

同样，如果秦二世能够吸取秦始皇的教训，秦国也不会迅速走向灭亡。他究竟犯了什么的错误？其一，没有顺应天下形势和民心。“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嚣嚣，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其二，没有任人唯贤，君臣不同心，没有反思秦始皇的过错。“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其三，没有采取有利于百姓的措施。“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其四，没有采取以德治国的方针。“塞万民之望，而以盛德与天下，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惟恐有变。虽有狡害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弭矣。”

二世非但没有改弦易张，反而变本加厉，倒行逆施。“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以无道。”其一，“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其二，“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其三，“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其结果是“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

接下来的后果更是不堪设想，“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陈涉不凭商汤、周武王那样的贤能，不借公侯那样的尊贵，在大泽乡振臂一呼而天下响应，救人民于危难之中。

但是，如果后人能够吸取前人的教训，也许就不会出现重大失误。秦国的情况恰恰是“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秦始皇的问题是满足一己之功，不求教于人，一错到底而不改变。二世的问题是承袭父过，因循不改，残暴苛虐以致加重了祸患。到了子婴，问题更加严重，“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子婴孤立无亲，自处危境，却又年幼而没有辅佐。因此，“三主之惑，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三位君主一生昏惑而不觉悟，秦朝灭亡，不也是应该的吗？

更可怕的是，禁止言论，大臣不敢提出自己的建议，否则性命难保。“当此时也，也非无深谋远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指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其后果是，其一，“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天下之士只能侧着耳朵听，重叠双脚站立，闭上嘴巴不敢说话，那么，即使有好的建议，都无法去表达。一个执政者闭塞言路，注定是要失败的。其二，“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悲哉！”作为三代执政者，如果迷失了方向，而忠臣不敢进谏言，智士不敢出主意。那么，天下一旦大乱，自己却蒙在鼓里，真是可悲之至。

一个国家的决策者犯了如此多的错误，而且一错再错，最终酿成大错，即使没有外力，也会自我坍塌。

四、王侯将相宁有种

面对秦朝的残暴统治，百姓中自然会有人不怕死，敢于抗争，而第一个敢于站出来的就是陈涉。陈涉有何能耐，敢于挑战强权？

论出身，他是一个“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论才能，他是“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论财富，没有“陶朱、猗顿之富”；论地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论武器，只有“锄櫌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论优势，“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论行军用兵的战略，“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

可就是这样的一个“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的小人物，“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在他的旗帜感召下，“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一个小人物，敢于蔑视强权，敢于奋起反抗，这不是说明小人物有多么伟大，而是折射出这样一个道理，即使再强大的政权，只要违背民意，注定是要被推翻的，这是不以统治者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五、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为什么“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贾谊认为，这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陈涉一人起义国家就灭亡了，秦王子婴死在别人手里，被天下人耻笑，这是为什么呢？作者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因为不施行仁义之政，致使攻和守的形势发生根本性的逆转。

从秦国失败的教训中，贾谊进一步总结先王的一系列重大治国方针。

其一，“故先王者，见终始不变，知存亡之由。”古代圣王之所以治国有方，主要是因为他们能够洞察事物开端与结局的变化，并知道国家生死存亡的根本。

其二，“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矣。”统治人民的方法，就是要专心致力于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休养生息。“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这样，天下即使出现叛逆的臣子，也必然没有人响应，得不到帮助力量了。“安民可与为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人民安居乐业就可以共同行仁义，而处于危难之中的人民则容易一起做坏事。

其三，“先王知壅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王霸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治理国家，就要广开言路。如果沟通的渠道壅塞不通，就会伤害国政。所以先王设置公卿、大夫和士，通过他们来制定法律，设立刑罚，天下因而得到治理。这样，国家强盛的时候，禁止残暴诛讨叛乱，天下服从；国家衰弱的时候，五霸为天子征讨，诸侯也顺从；土地被割削的时候，在内能自守备，在外还有亲附，社稷得以保存。

而秦国的做法恰恰相反，“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因此，当秦朝强盛的时候，繁法严刑，天下震惊；等到它衰弱的时候，百姓怨恨，天下背叛。 “故周王序得其道，千余载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能长。”周王能够顺应天道，因而传国一千多年不断绝。而秦朝则是本末皆失，所以不能长久。“由是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由此看来，安定和危亡明显是由纲纪悬殊带来的结果。

最后，贾谊意味深长地指出：“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他认为，一个执政者，既要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又要根据现实状况施政，还要通过人事加以检验，洞察兴衰规律，权衡谋略和形势是否合宜，做到取舍有序，变化适时，这样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国家稳定。

作为一个优秀的文学家和有杰出的政治家，贾谊希望通过总结秦王朝灭亡的教训，揭示国家兴衰的规律，以此告诫当权者，切莫重犯历史错误。《过秦论》论据充分，观点鲜明，气势磅礴，感情真挚，充分体现了贾谊的忧国忧民之心，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以及政论家的辩才无碍。因而，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过秦论》将永远成为执政者的一个警钟。如果谁能听从其忠告，就会为他敲响祝福的钟声。如果谁违背了其忠告，就会为他敲响灭亡的钟声。

比贾谊早一百多年的孟子其实早已提醒：“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假设秦始皇没有焚书坑儒，又假如他能够好好读一读孟子的书，也许秦国就不会灭亡。或许这就是宿命，他把孟子的书烧了，也一把火烧毁了自己所缔造的秦帝国。

《过秦论》原文

上篇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衡，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何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中篇

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专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嚣嚣，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盛德与天下，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惟恐有变。虽有狡害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弭矣。

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

故先王者，见终始不变，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矣。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故曰：“安民可与为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在于戮者，正之非也。是二世之过也。

下篇

秦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脩津关，据险塞，缮甲兵而守之。然陈涉率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闭，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师深入，战于鸿门，曾无藩篱之难。于是山东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将而东征，章邯因其三军之众，要市于外，以谋其上。群臣之不相信，可见于此矣。子婴立，遂不悟。借使子婴有庸主之材而仅得中佐，山东虽乱，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宜未绝也。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此岂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于险阻而不能进者，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秦虽小邑，伐并大城，得阨塞而守之。诸侯起于匹夫，以利会，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亲，其民未附，名曰亡秦，其实利之也。彼见秦阻之难犯，必退师。案土息民以待其弊，收弱扶罢以令大国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内。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为禽者，救败非也。

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之惑，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也非无深谋远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指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王霸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千余载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能长。由是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

鄙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