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此二人说者皆当矣,厚者为戮,薄者见疑,则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故绕朝之言当矣,其为圣人于晋,而为戮于秦也,此不可不察。
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刖。弥子瑕母病,人间往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教哉!为母之故,亡其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围,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亡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馀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故有爱于主,则智当而加亲;有赠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
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注:
知:智。
译文:
从前郑武公想讨伐胡国,故意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君主来使他快乐。然后问群臣:“我想用兵,哪个国家可以讨伐?”大夫关其思回答说:“胡国可以讨伐。”武公发怒而杀了他,说:“胡国是兄弟国家,你说讨伐它,是何道理?”胡国君主听说了,认为郑国和自己友好,于是不再防备郑国。郑国偷袭了胡国,攻占了它。宋国有个富人,下雨把墙淋塌了,他儿子说:“不修的话,必将有盗贼来偷。”邻居的老人也这么说。到了晚上,果然有大量财物被窃。这家富人认为儿子很聪明,却对邻居老人起了疑心。关其思和这位老人的话都恰当,而重的被杀,轻的被怀疑;那么,不是了解情况有困难,而是处理所了解的情况很困难。因此,绕朝的话本是对的,但他在晋国被看成圣人,在秦国却遭杀害,这是不可不注意的。
从前弥子瑕曾受到卫国国君的宠信。卫国法令规定,私自驾驭国君车子的,论罪要处以刖刑。弥子瑕母亲病了,有人抄近路连夜通知弥子瑕,弥子瑕假托君命驾驭君车而出。卫君听说后,却认为他德行好,说:“真孝顺啊!为了母亲的缘故,忘了自己会犯别罪。”另一天,他和卫君在果园游览,吃桃子觉得甜,没有吃完,就把剩下的半个给卫君吃。卫君说:“多么爱我啊!不顾自己口味来给我吃。”等到弥子瑕色衰爱弛时,得罪了卫君,卫君说:“这人本来就曾假托君命私自驾驭我的车子,又曾经把吃剩的桃子给我吃。”所以,虽然弥子瑕的行为和当初并没两样,但先前称贤、后来获罪的原因,是卫君的爱憎有了变化。所以被君主宠爱时,才智就显得恰当而更受亲近;被君主憎恶时,才智就显得不恰当,遭到谴责而更被疏远。所以谏说谈论的人不可不察看君主的爱憎,然后进说。
龙作为一种动物,驯服时可以戏弄着骑它;但它喉下有一尺来长的逆鳞,假使有人动它的话,就一定会受到伤害。君主也有逆鳞,进说者能不触动君主的逆鳞,就差不多了。
前文回顾,前者说到进言难,一方面难在不知道他人的需求,另一方面难在言辞、态度方面的“求”,或者说我们没有意识到“进言难”的本质就是“求人难”。
那么我们今天的故事里韩非子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故事一:关其思的死表面上看,是为了郑武公的伐胡大计而死,这是史书上有确凿记载的史实。这样,也因砍掉大臣人头并顺利灭掉胡国的历史事实便让郑武公扣着又一顶残忍至极的帽子。但是这里我并不是要去为郑武公开脱什么罪责,而这里的确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漏洞:关其思是何许人?他的死为什么对取得灭胡有关键的作用?百度一下我们就知道:关其思是郑国大夫。也因谏言攻胡而被郑武公砍掉脑袋,那么此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也会足以麻痹胡国君的意志。但一个更为客观的特殊历史背景是不能忽视的:这就是公主姬前脚嫁给胡国君,而郑武公后脚便向大臣们要计。身为朝廷大臣恐怕都清楚急于扩张的郑国君主内心真正的盘算。但是如果郑武公能直接拿下胡国,还有必要赔个女儿进去吗?所以这么一问,反而是为了找个替死鬼来麻痹胡国国君。至于这个关其思究竟是糊涂丧命呢?还是邀功心切呢?我们不得而知,难怪有人评价说:关其思这个老实巴交的臣子就成了郑武公吞并胡国的屈死鬼。
这里也告诉了我们:对于领导,我们要做到看破不说破,因为公开地讨论征伐问题,其讨论的结果被人泄露出去是必然的,如果郑武公表态同意,那么对方势必提高警惕、加强戒备,甚至先下手为强,征讨计划将会很难成功,所以郑武公杀掉关其思这个铁憨憨也就情有可原了。
故事二:相同的话,儿子说就是聪明,老人说就是居心叵测。这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即内外有别。盲目的帮忙或者建议他人非但不会轻易接受,反而容易给自己招来不必要的麻烦。那么碰到这种情境我们该怎么办呢?两个方法:1、闭上你的臭嘴,缄默其口,沉默是金,然后躲得远远的。用人话来说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2、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用人话来说就是:既然看到了问题,光指出还不够,还要去帮他解决好。不然发生问题后你就容易被人怀疑。
结合上文,对比现实。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好为人师”,动不动就帮人家出主意、点子,结果严重地得罪人了人还不自知,即使成功了,自身也得不到任何好处(曾经的自己)。从利弊的角度来分析,这样的行为就是弊大于利。
故事三:弥子瑕有宠于卫君,行为并无两样,只因君王的心态不同,而获得了截然不同的评价,一方面折射出了古时大权在握者的阴情难测、喜怒无常,但另一方面也同样的警示着今人:当对他人的行为作出评判时,以致于影响决策时,要时刻的自省自己是否抱着先入为主的主观心态,过于简单粗暴地加以褒贬;是否只凭借刻板印象以贴标签的形式代替了理性的审慎思考;是否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却自以为公正明断。
总而言之,《说难》是《韩非子》中的名篇,虽然初看很类似《难言》,但是其写作背景是完全不同的,韩非目睹战国后期的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 养非所用 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认为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便退而着书,写出了《孤愤》 《五蠹》 《内外储》 《说林》 《说难》等着作,洋洋洒洒十万余言。也可以看出此时的他内心是多么的悲愤异常。而《难言》之意在于进言之困难,先秦诸子为实现理想抱负,大多周游列国,游说权要,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把握游说对象,即君王的真实心理,无疑是游说成功的基本前提。韩非论及言谈带来的种种危险,继而指出游说要诀,再以游说不易的例子来说明,这其中文笔流畅,思想练达,即使今天也值得写作之人学习。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韩非子并没有指出,用什么方法来揣测君主的心理,而是针对君主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心里需求,给出了应采用的对应方法。光有答案却不知道题目这也不行是不是?所以在对人心的分析方面,我们就必须得借鉴其他的著作了,这里我先且挖个坑,以后有机会咱们再把这个坑给它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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