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怀疑舜与父亲的故事，可是不能怀疑舜的本领。

成为帝尧的女婿后，虞舜的政治前途变得一片光明。帝尧对舜的“孝行”大为赞赏，他开始让虞舜参与政事。虞舜十分明白自己出身于下层，虽然蹿到上位，可是缺乏根基。倘若要稳固自己的权力，必须要有自己的人马。于是他一口气起用了十六个人，这十六人是谁呢？

据《史记》所载，这十六人中，有八人是高阳氏的后人，称为“八恺”，有八人是高辛氏的后人，称为“八元”。高阳氏就是颛顼，高辛氏就是帝喾，而帝喾是帝尧的父亲。由于此时帝尧已经年老，故而“八元”很可能是帝尧的侄子。按司马迁的说法，这几个人都是德才兼备，可是在帝尧时代，却没有得到重用。这种说法实在颇令人狐疑，帝尧连像虞舜这样的乡村鄙夫都能任用，独独不用自己的亲戚侄子，实在难以体现圣君的风采。不管怎么说，虞舜提拔了这十几个人，总算有了一批自己的心腹。

接下来，便是尧把帝位禅让给舜的故事了。

尧是什么时候把帝位禅让给舜的呢？《尚书》与《史记》的说法是不同的。《尚书》称尧是在考察舜三年后，便让位给他，而《史记》则称是二十年后。尧让位给舜，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被后世誉为“传贤不传亲”的德行典范。这两本书写到帝尧为何让位时，观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舜在参政、治理期间，政绩相当突出，加之品格高尚，故而帝尧决定让位于他。

然而这件事并没有那么简单。

先秦著名思想家韩非子在《说难》中有这么一句话：“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

这简直是惊天之论，儒家所津津乐道的“禅让”，在韩非子这里却成了“舜逼尧，禹逼舜”。若是属实，那么这种禅让的本质，与后来王莽、曹丕一流的人夺权模式如出一辙，王莽、曹丕等人不也是借着“禅让”的名义夺权吗？难道舜也是逼迫帝尧让位的吗？

我们都知道，韩非子的《说难》是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堪称其代表作，影响很广。可是他所提到的“舜逼尧”这种说法，并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这是他杜撰出来的吗？或者他有秘密的资料来源，而这个资料是其他人没看到的？

没错。韩非子确实有内部资料。

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一本神奇的史书，这本书就是对中国史学界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其实就是战国时代魏国的史书，后来秦始皇一统中国后，把六国史书都给烧了，魏国史书也就消失了。所幸的是，在数百年后，公元281年一起盗墓事件竟然让这本史书得以重见天日。

据《晋书》所记，这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的墓，墓穴中藏有数十车的竹简，其中便包括这本非常珍贵的魏国史书。由于这本书是刻在竹简上的，故而称为《竹书纪年》，也称为《汲冢纪年》，因为是在汲郡的墓穴中发现的。

《竹书纪年》的珍贵之处在哪里呢？在于它与正史的记载有许多不同之处。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古代史书不是写给小民们看的，而是写给君主看的，这是属于内参，绝密。给普通百姓看的，实际上是另一个版本，是出于统治的需要而曲改了的历史。现代的考古发现，有力地证实了《竹书纪年》的可靠性。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放尧于平阳。”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注：后稷就是弃，他是帝尧的同父异母兄弟，被舜任命为后稷，后稷是主管农事的官名）

这些记载，完全颠覆了儒学史学传统的“禅让”美德。原来舜是发动政变，囚禁了帝尧，又斩断了帝尧与儿子丹朱的联系，以此逼迫帝尧让位！

原来这竟然是“禅让”的真相。舜的手段，与后世的王莽并没有多大不同，但是舜侥幸得到善名，而王莽却得到恶名。

由此可见，《竹书纪年》里的说法，与韩非子的说法并无二致。那么，为什么在学术发达的春秋战国时代，只有韩非子提到帝尧是被舜逼迫让位的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其他人看不到内部史料。韩非子是韩国公子，而韩国与魏国都是从晋国分裂而来的，因此魏国史料中从五帝时代到晋国时代的记录，在韩国也应该保留一份。韩非子以王室贵族的身份，自然有可能接触到这些史料，因此他才能写出“舜逼尧”的观点。要知道韩非子原本是受业于儒学巨擘荀子，可最终却与儒学划清界限，原因正在于他发现儒家所鼓吹的三代，其实根本是二手货，真实的历史，远非想象的那么美好。

我们有理由相信，舜并非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表面上看，他温文儒雅，待人有礼而谦逊，乐于助人，满嘴仁义道德，可是实际上他却很有心机。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家虐”的受害者形象，博取世人的同情，并以此彰显自己的“孝行”，赢得了帝尧的信任。可是在提拔一批被帝尧冷落的贵族分子后，他营造了自己的势力，在羽翼丰满后，他开始向帝尧发难了。

据《尚书》的说法，帝尧在物色虞舜时，已经在位七十年，可以说他已经老态龙钟。虞舜当时才三十多岁，正当盛年。帝尧是否真的想把帝位传给虞舜呢？应该说，有这种可能性。舜虽然是一个平民百姓，但从血统上说，他是颛顼大帝的五世孙，现在又是帝尧的女婿，身份不一般。

如果说帝尧要传位于舜，那么舜为什么要迫不及待地发动政变呢？这里有三个原因：其一，帝尧虽然年迈，可是他身体十分硬朗，以《尧典》的说法，他在舜称帝之后，还活了二十八年之久，死时已一百多岁了。其二，帝尧的儿子丹朱始终是帝位的有力争夺者，有许多部落首领是支持丹朱继承帝位的。其三，尽管虞舜伪装得十分巧妙，可是时间长了，一个人的本性终究会露出来，倘若帝尧发现他不是自己心目中的完美人物，舜的继承权肯定会被取消的。

因此舜必须先下手为强，他发动政变，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帝尧，并把他软禁起来，不许他与儿子丹朱联系。

一旦大权在手，虞舜便开始清洗异己势力，把刀口对准反对派，以武力手段镇压自己的对手。铲除“四凶”一直被儒家学派认为是舜的功绩，由于汉代之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一枝独秀，所以很少有人去质疑所谓“四凶”的说法。现在我们摆脱了传统儒家史观的束缚，可以好好探讨一下除“四凶”的真相了。

“四凶”指的是共工、兜、三苗、鲧，其中共工、兜、鲧都是人名，三苗则是九黎分离出来的一个部落。在传统儒家看来，“四凶”都是罪恶滔天，十恶不赦的人，可是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没有人说得清楚。我们必须感谢先秦时代的书籍，因为那还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并不能一手遮天，所以我们可以依稀寻找到一些线索。

先来看看《吕氏春秋》的说法：“尧以天下禅舜，鲧为诸侯，怒于尧说：‘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欲得三公，怒甚猛兽，召之不来。帝舜于是磔杀之于羽山。”

再看看韩非子《外储说》的说法：“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之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之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杀共工于幽州之都。”

这两则史料有一个不同之处，《吕氏春秋》称诛杀鲧的人是帝舜，而《韩非子》则称是帝尧。其实两者并不矛盾，因为此时正是舜逼迫尧传位的时候，尧应该已经被软禁，所以舜乃是以尧的名义，诛杀了共工与鲧。两人被杀的原因只有一个：反对舜称帝。

相比之下，被儒学奉为经典的《尚书》对“四凶”被杀或被流放的原因几乎忽略，只是写了结果：“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显然，《尚书》是避重就轻。“殛”的本意是“杀死”，以文义来看，共工、兜、三苗是被流放了，而鲧则是被杀死。后来儒家学者把舜捧为圣人，圣人当然不会无缘无故地杀人，所以把“殛”的意义曲解为“流放”。我们从《吕氏春秋》与《韩非子》两本书中已可看到，鲧根本不是被流放的，而是被杀死的。同样，共工也不仅仅是遭到流放，后来也同样被舜处死了。

鲧与共工是因为反对舜而被杀死，这已经有明确的证据。那么兜呢？兜之所以在劫难逃，是因为他与共工关系密切，他曾经在帝尧面前称赞共工的业绩。共工被流放乃至被诛，兜自然被牵连，流放到崇山，据说后来投南海自杀。

至于三苗，同样是因为政治原因而遭到舜的镇压。晋人郭璞注《山海经》有这么一句：“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

从上面可以看出来，所谓的“四凶”、“四罪”，其实根本不是因为这些人有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行，而仅仅是因为他们反对舜称帝，他们不过是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这恰恰印证了“成王败寇”的说法，成功的人就是圣人，失败的人就是恶人，所以舜成为圣人，而鲧、共工、兜等则成为千年流传的恶人。

我们从记录帝尧生平事迹的《尚书·尧典》中可以看到，这几个所谓的恶人，是帝尧时代最重要的几个人物，其中鲧是大禹的父亲，治了九年水，不算功高，也算得上劳苦，可是他们全被舜给抹黑了。必须说，舜是一个高明的宣传家，他抹黑了鲧、共工、兜，也抹黑了自己的父亲、继母与弟弟，同时，也抹黑了帝尧。帝尧不是一代明君吗？可是舜说帝尧的几个得力干将都是恶人，是四凶，而舜提拔起来的十六个所谓德才兼备的人，却在帝尧时代被冷落了。这么看来，帝尧任用奸人，排斥贤人，岂有半点贤君的模样，简直算得上是昏君。

为什么后世会把两人塑造成圣人呢？

这是因为后人以美化先人的方式，构想了一个理想的社会。他们宁可相信有纯洁无瑕的圣人，思虑精纯，一心奉公，品格高尚，毫无私心。后人用这种方式憧憬着一个乌托邦的社会存在，在遥不可及的前世立起清明政治的标杆。于是尧、舜禅让的美谈就这样传颂开了，人们宁可信其有，只要真的存在过这样美好的社会，那么人的希望就一直存在。我们不可苛求古人，因为他们需要梦想，没有梦想，他们对前途会失去所有的信心。其实不仅是尧、舜的传说，在世界各国的古老传说中，哪个英雄不是道德与勇气的完美结合呢？在宗教世界中，哪个教主不是完美的代名词呢？

帝舜上台后，以雷霆手段迅速镇压异己势力，这与原先流传的那个逆来顺受的“孝子”形象大相径庭，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很有心机的人。实际上，他的政治手段是极其高明的，虽然我不认为他是个圣人，但他绝对是一个堪称雄才大略的君主。

由于最主要的政敌已经被清除，政权的更迭已是水到渠成。舜在打击对手的同时，也以施与恩惠的手段收买人心。尧时代的几个大臣，包括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垂、益、彭祖、禹等，都被安排在合适的位置上，这对政权的稳定起到积极的作用。上文引用《竹书纪年》时便提及，放逐帝尧之子丹朱的人正是后稷，他是帝尧的兄弟，但是他选择站在舜的一边。

有一个人我们必须注意，这个人便是禹，他是鲧的儿子。鲧因为叛乱被舜处死，舜却重用其子禹，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在《尧典》中看到，鲧是很有势力的，当初诸部首领都一致要求由他治水，可见他的影响力。当时的政治体制并非后世皇权之下的中央集权制，而是相对松散的部落制（或以后世的称法为诸侯制），这些部落或诸侯是很有实力的，故而舜不可能像后世皇帝那样，对政敌采取株连九族的做法。舜很明智地拉拢禹，以减轻诸部落的敌对情绪，这对巩固其政权是相当有帮助的。

为了表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舜从登位始，就做了种种宗教上的准备。在太庙接受帝尧的禅让后，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观测天象，显然他要从天象中找到“君权神授”的证据。紧接着，他搞了盛大的祭天仪式，同时祭祀山川诸神。在即位的第一年，他进行了四次长距离的巡视：东巡至东岳泰山，在这里他不仅祭祀诸神，还接受诸侯的朝见；南巡至南岳；西巡至西岳；北巡至北岳。每到一处，都免不了要搞些祭神活动，帝舜以四次巡视显示自己充沛的精力以及超强的自信力。

尽管我不认为帝舜是一个品行无可挑剔的圣人，可是不否认他是一位杰出的大帝。他以强有力的手腕建立起完善的帝国秩序。为了进一步约束诸侯或部落，他制定了诸侯朝见时的五种礼法，他颁发给诸侯五等圭玉作为权力的信符。每当诸侯朝见天子时，必须携带圭玉赴朝，朝廷考察诸侯没有犯过，才发还圭玉，允许其回到自己的领地。可以说，帝舜对诸部的控制力度，要比前几任大帝都强。

帝舜是一个十分勤政的天子，他每隔五年便要巡视四方一次。由于当时交通条件不便，东西南北各巡视一次就要花费大约一年的时间。在巡视期间，诸侯们要轮流朝见天子，当面述职，帝舜会花时间考察他们的政绩，对有功的诸侯给予赏赐。同时，帝舜还重新划分了行政区，把全国划分为十二个州，使得中央政府的权力向底层渗透。可以说，帝舜时代的改革，使得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呼之欲出。从神农氏到黄帝到帝尧，尽管有国家的雏形，可是仍然是有原始色彩的部落制，帝舜的改革，为后来的夏帝国奠定了基础。

舜时代最伟大的事业，乃是治水，而完成治水伟业的人，正是大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