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汉武帝的不同评价
汉武帝是中国古代非常著名，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位帝王，我们总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除了清朝的康熙和乾隆，没有比他在位时间长的皇帝了。这五十四年里面，汉武帝干过很多事情，他这一辈子的功业和事迹，我用十六个字来概括“内强皇权，外服四夷，迷信神仙，晚年改辙”。这十六个字可以涵盖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信仰以及自我批判等各大方面。正因为他做过这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在应该如何评价他这个问题上，就有各种不同意见。所以，汉武帝也成为我们历史上非常有争议的一个人物。
前段日子热播过一部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可能很多观众都看过。看完这部电视剧后，大家对汉武帝有什么看法？我曾经问过不下十个人，都是看过这部电视剧的，结果我得到不下十个答案。每个人的讲法都不一样。有人说，汉武帝聪明，浪漫，有人说，这个人心计太重了，手腕太狠了。虽然在宏观上，我们可以分出，有些是倾向于肯定汉武帝的，有些是倾向于否定他的。至于为什么要肯定他，肯定到哪一步，为什么要否定他，否定到哪一步，那是五花八门，言人人殊。大家不信，回去马上找十个人来问问。
同样一部电视剧，同样一个故事，尚且会因为看的人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更何况中国古代的史籍浩如烟海，不同的历史学家对汉武帝时期的历史有不同的讲法。把这些不同的历史纪录放在一起，简直令人头昏目眩，无所适从。
比如东汉史学家班固，他在《汉书》里面描绘的汉武帝的形象，和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当中描绘的汉武帝的形象，就大不相同。最后，这两位史学家对汉武帝的评价，是截然相反的。班固说：“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汉书》卷六）班固的意思是说，汉武帝唯一的缺点，就是还不够谦恭节俭，如果这方面能向他的祖父（汉文帝）、父亲（汉景帝）学习一下，再配上他的雄才大略，那简直太完美了，和《诗经》《尚书》这样的经典里面称颂的古代圣王相比，就会毫不逊色。可见班固对汉武帝的才华、政绩是深信不疑的，给出的评价相当正面。
司马光呢？司马光对汉武帝也有个整体评价，他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资治通鉴》卷二十二）在司马光看来，汉武帝这五十四年的皇帝做得是非常荒唐的，作为一个皇帝，欲求强烈，用刑惨酷，又是大兴土木，又是到处打仗，还要相信鬼神那套东西，搞得民不聊生，逼得活不下去的老百姓都造反了，跟秦始皇简直没什么差别。从这段文字来看，司马光对汉武帝统治时期的这段历史是悲观怀疑的，给汉武帝的评价也相当负面。
班固和司马光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望的历史学家，《汉书》和《资治通鉴》同样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分量的史学著作。但是他们对于汉武帝的评价，竟然处在两个极端上，一个说他好得不得了，一个说他坏得不能再坏了。搞得我们一头雾水，茫然不知所从。
那除了这两位，还有没有大腕级的历史学家记载过汉武帝呢？有，司马迁啊。司马迁的《史记》花了很多篇幅来记载汉武帝这个时代。而且司马迁看汉武帝，有其他历史学家不具备的特殊优势，什么优势呢？司马迁就生活在汉武帝这个时代，甚至可以说，就生活在汉武帝身边。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光看文字的话，会发现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态度是晦涩不明的。很多话不能直接说，直接说有压力。但透过字里行间，仔细分析，就会察觉到司马迁对汉武帝也是很有看法的。
中国古代的史书，流传到今天的少说也有几千种，但要按重要性排出前三名，那一定是这三部：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恰好，这三部书都花重墨记载了汉武帝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拿来做个比较，看看他们描绘出的汉武帝形象，有哪些不同，为什么会不同，而不是光听一个人说，汉武帝是什么样子的。
二、一个故事，三种讲法
我们先来看个例子。征和二年（BC.91），已经步入迟暮之年的汉武帝，和他的儿子太子刘据之间，上演了一场人伦惨剧。我们前面提到的十六字纲领，有一条“晚年改辙”，汉武帝晚年对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有一次沉痛的反思，就跟这一次事件有关。怎么回事呢？有个叫江充的人，这个人很得汉武帝的信任，他出于某种原因和目的，给太子和太子的生母卫皇后栽赃，说他们用巫术诅咒汉武帝。这个罪名要是成立，那是非常严重的。汉武帝下令展开调查。江充果然从太子和皇后的寝宫里面搜出很多用于巫术诅咒的道具。这事把太子急坏了，为了自保，被迫起兵发难，最终兵败自尽，卫皇后也自杀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巫蛊之祸”。
如果我们比较《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就会发现，同样是“巫蛊之祸”，这三部书的叙述方法是不同的，展现出来的汉武帝形象也是不同的。
我们首先来看《汉书》。在《汉书》的相关记载里面，这件事的前因后果看上去非常清楚。有一次，太子的家人触犯法令，正好撞在江充手上，被江充给治了。太子去求情，说这个事就不要让他父亲，也就是汉武帝知道了，不希望因为这点小事给他添烦。结果江充没给面子，把太子家人触犯法令的事如实上报给汉武帝。汉武帝对此大加赞赏，认为这是奉公守法的表现。江充因此威震京师。
后来随着汉武帝慢慢衰老，再加上疾病缠身，江充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要是汉武帝百年之后，太子顺利登基，因为当年这件事情搞打击报复，那自己岂不是性命堪忧。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企图阻止太子继位，就想出了利用巫蛊来栽赃陷害这么一招。
根据《汉书》的记载来看，这件事的罪魁祸首很明显是江充，汉武帝是被蒙蔽的。而且在太子死了以后，汉武帝追悔不已，又是造思子宫，又是造归来望思之台，一个痛失爱子的慈父形象，跃然纸上。
但我们看《资治通鉴》，对这件事的理解就不一样。《资治通鉴》在讲江充和太子的矛盾之前，先铺垫了一段小插曲。“巫蛊之祸”发生的三年前，汉武帝的宠妃赵婕妤怀胎十四个月，生下一个儿子。这个事情不正常，俗话说“十月怀胎”，她却怀了十四个月。汉武帝却说，上古的圣王尧也是在娘胎里呆了十四个月才肯降生，这个孩子跟尧有得一比，于是就把赵婕妤生产的这个地方命名为“尧母门”，把赵婕妤比作尧的母亲。
哎，汉武帝这是什么意思？当时卫皇后和太子刘据都好好的，汉武帝却把刚出生的小儿子比喻成尧帝，而把赵婕妤比作尧母。尧是上古最著名的圣王啊，我们常说“尧舜禹汤”嘛，要是尧帝再世，谁还有资格跟他竞争皇位啊？皇后和太子听到这个消息会有什么想法？那些善于见风使舵的人发现汉武帝这个动向以后，又会干些什么？这个事情看上去和巫蛊之祸没有直接关系，但司马光却非常明确地指出，这正是巫蛊案的祸根所在。“是以奸人逆探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资治通鉴》卷二十二）。那些想做政治投机的人，揣摩着汉武帝可能是更喜欢小儿子，但又不能轻易废长立少，所以他们主动充当打手，为你汉武帝策立少子扫清道路。司马光认为这才是巫蛊之祸的真相。如果汉武帝真有此意，那是荒谬。如果汉武帝并无此意，命名“尧母门”只是随意之举，那是不谨慎。总之，这桩人伦悲剧的首要责任人，不是别人，正是汉武帝。
再来看看《史记》，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巫蛊之祸这么大的事，司马迁在《史记》里却表达得很隐晦，几乎没有什么正面描写这一幕的文字。《史记》甚至没有为刘据立传。是司马迁对此不关心吗？从司马迁留给我们的线索来看，他对这件事不仅很关心，而且很痛心。他的两位朋友田仁和任安，正是受巫蛊案影响而被处死的。司马迁在《史记?田叔列传》的末尾，用很短的篇幅回顾了田仁的生平，讲述了他被处死的原因正是放太子逃生。在他另外一位朋友任安受巫蛊案牵连而被捕入狱的时候，司马迁写下了著名的《报任少卿书》。在这里面，司马迁还是没有点巫蛊案的名，但我们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司马迁写这封信的时候，情绪是非常激动的。关于巫蛊之祸，司马迁不是不想说话，之所以不说，必然有不能说的原因。司马迁情绪如此强烈，却又能隐忍到这种程度，可想而知，他一定是被某种巨大的压力笼罩着。司马迁这样一个人物，谁能给他这么大的压力，让他把想说的话硬生生地吞回去呢？所以，尽管司马迁对巫蛊之祸着墨不多，这反而把一个手段老辣、劲气逼人的政治家汉武帝的形象，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所以大家看，同样一个“巫蛊之祸”，班固在《汉书》里头归罪于江充这个人，认为完全是他挟私报复，迷惑汉武帝，酿成惨剧。而司马光却在《资治通鉴》里面指名道姓批评汉武帝，说这桩人伦巨变完全是由汉武帝一手造成的，江充只不过是充当他的打手。而司马迁作为目击者，对这么重大的事件，欲言又止。把这三个结果放在一起对比，是非常有意思的。
关于巫蛊之祸的具体经过，以后还会讲，这里只是简要地提一下。我们看，同样一个故事，三种不同的讲法，勾勒出汉武帝三张不同的面孔。这就像戏曲舞台上勾脸谱，同一个人物，不同的艺术家勾出来的脸谱很可能大不一样。那么，同一个汉武帝，为什么会在三部书中化身成不同的形象？想要弄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先得弄明白这三位作者、三部书，和汉武帝各自是什么样的关系。
三、《史记》和汉武帝的关系
我们先来看《史记》和汉武帝是什么关系。我们前面谈到过，《史记》作者司马迁，和汉武帝有着一种极其特殊的关系。
首先，司马迁就生活在汉武帝时代，是这个时代的目击者。虽然司马迁具体的生卒年还是疑问，但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来看，司马迁的一生基本上与汉武帝时代相始终，这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司马迁是汉武帝时代有力的见证者。
其次，司马迁还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汉代建国以后，一直沿用秦朝的历法，到汉武帝的时候，决定改革历法。主持这项工作的，正是司马迁。编订的历法，就是著名的《太初历》。
第三，司马迁说编修《史记》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探索天象和人事的关系，理顺古往今来的变化渊源，熔铸属于自己的一种解释。大家仔细体推敲一下，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这个“今”指的是什么？“今”就是现在啊，司马迁所说的现在，不就是他所生活的汉武帝时代吗？所以，司马迁自己讲得很清楚，编修《史记》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探索汉武帝这个时代之所以形成的历史渊源。这样，我们又可以说，司马迁是这个时代的思考者。
所以，对于汉武帝这个时代来说，司马迁既是目击者，又是参与者，最终，司马迁以一个思考者应有的冷静眼光，记录了这个重要的时代。另一方面，《史记》的完成也是汉武帝这个时代重要的内容之一。司马迁的《史记》和汉武帝时代的关系，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四、《汉书》和汉武帝的关系
我们再来谈《汉书》和汉武帝是什么关系。《汉书》作者班固出生的时候，汉武帝已经去世将近一百二十年了。这部书署名作者虽然是班固，但之前，班固的父亲班彪，已经开始着手编这部书了。
班家祖上，是塞外的大款，靠畜牧业发家。但后来，不仅成功地转型为文化世家，还和西汉皇室结成了特殊关系。什么关系呢？在西汉晚期，班固的姑奶奶，进入汉成帝的后宫，成为一名婕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班婕妤。“婕妤”是西汉后宫妃嫔的一个品级，地位虽然比皇后低，但能被封为婕妤的，一般都是皇帝非常宠幸的。由于这层关系，汉成帝给班家赏赐了一套宫廷藏书的副本。当时不像现在，找一本书很容易，在当时，想读书是非常困难的。一般人的身份，也没办法看到宫廷藏书。这一下子，班家就门庭若市了，整个府上变成一个大阅览室。
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两点，第一，班家和汉代皇家刘氏关系非同一般；第二，这套藏书的存在，为班彪、班固父子编写《汉书》，整理西汉历史，打下了伏笔。
班彪的一生，亲眼目睹了从西汉灭亡，直到光武帝刘秀重新恢复汉室的整个过程。我们前面谈到的班氏家族和西汉皇族的这层关系，必然会影响到《汉书》的政治倾向。西汉王朝的伟大和正统性，是《汉书》的重要论证目的。汉武帝统治时期，作为西汉王朝关键性的一个时代，是《汉书》需要表彰的整个西汉时代的重要一环。汉武帝在《汉书》中的形象，就必然受到这种论证目的的影响。
五、《资治通鉴》和汉武帝的关系
那么《资治通鉴》和汉武帝又是什么关系？我们首先要注意一个问题，《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所生活的年代，距离汉武帝已经有一千两百年左右的时间了。我们现在离司马光一千年还不到，司马光离汉武帝已经一千两百年了。那是不是说，《资治通鉴》中汉武帝的形象就会比较客观，比较接近真实？我们不必急着下结论，还是先来看看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时代背景。
《资治通鉴》主要是在宋代第六位皇帝宋神宗时代编修成的。宋神宗刚继位的时候，司马光有个职务“翰林侍读学士”，主要责任是为皇帝讲解历史。《资治通鉴》就是司马光为皇帝讲解历史的教材。《资治通鉴》的书名还是宋神宗给起的。宋神宗称赞这部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意思就是说，以历史为镜，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更好的治理国家的方法。
司马光除了是《资治通鉴》的编者之外，他更重要的身份，是参与当时政治的一位大臣。宋神宗既然愿意学习历史，用历史经验来帮助自己治理国家，那么怎么用《资治通鉴》去影响宋神宗，怎么用历史经验来干预政策制定，就是司马光要考虑的问题。
有一句老话叫“对症下药”。既然想用历史经验来影响宋神宗，就先得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宋神宗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继位的时候二十岁，年轻有为，很有雄心、很想有一番作为。这就跟汉武帝有点像，汉武帝继位的时候也很年轻。
宋神宗一生的夙愿，就是要拓宽大宋的疆域。我们知道，宋代和它以前的统一王朝汉朝、唐朝相比，疆域比较狭小，尤其是北方战略要地燕云十六州（今天的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包括今天的北京），在宋朝建立以前，就被契丹人控制了，这对宋朝的边防很不利。宋神宗一心想把这块地方夺过来。要完成这个任务，无论是练兵，还是打仗，都要花大量的钱。于是熙宁二年（AD.1069），宋神宗就把王安石请出来，推动新政，前后颁布了七条帮助政府增加收入的法令。宋神宗的最终目的，是要用这个钱来打仗。
司马光始终认为，财富分配是一个零和博弈，国库拿多了，老百姓肯定就拿少了。所谓的理财手段，最后无非是变相增加苛捐杂税。国库越丰实，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受到影响就越大。更何况，要发动战争的话，老百姓不仅赔钱，还要赔命。就算让你拿回燕云十六州，代价却是民不聊生，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司马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民生是一切政治的根本，没有民生，什么都不用谈。
大家仔细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宋神宗的政治抱负和汉武帝很象。我前面用来概括汉武帝的十六字纲领，其中就有一条“外服四夷”。明白了这一点，再来看，司马光为什么这么激烈地批评汉武帝“繁刑重敛”、“外事四夷”，差一点就重蹈了亡秦的覆辙。司马光重点是在说汉武帝吗？他是在警告宋神宗，不要走上这条老路啊！所以，《资治通鉴》中汉武帝的形象，必然受到司马光现实政治态度的影响。那要说《资治通鉴》和汉武帝的关系，应该是汉武帝是《资治通鉴》用来揭示历史经验的工具，和前面说过的《汉书》和汉武帝的关系，恰恰相反。
六、我们的立场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中国历史上三位最著名的史学家，讲同一个汉武帝，讲出三个不同的样子，是不是证明了这句话，历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想这个观点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三位作者的身份大不相同，三部书的编修背景大不相同。但这些都可以归结到一个点上来，那就是司马迁、班固、司马光这三位史学家，和汉武帝时代的距离不同，这样，他们看出来的汉武帝，必然不同。就像我们看风景一样，你远看、近看、身在其中看，能领略到的景色，必然大不相同。汉武帝就像一座名山，司马光是站在另一座山上眺望这座山，班固是在出山的路口上回身仰视这座山，而司马迁则是“身在此山中”。所以，三位历史学家由于各自的视角不同，描绘出汉武帝三张不同的面孔，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是在随意装扮历史。“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很多人都说是胡适说的，我查了半天，发现胡适没说过这句话，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给他老人家栽这么大一脏。
那对于今天的人来说，首先，我们为什么还要来谈汉武帝？汉武帝对我们今天还有什么意义？其次，是不是有可能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上，找出一个我们认为相对客观的汉武帝形象？
我们先来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还要不停地讲汉武帝，汉武帝这个人和他的这个时代，是我们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关键。从历史的角度讲，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皇权政治，是在汉武帝的时代定型的，这是中国历史一个最基本的特征。从文明的角度讲，汉武帝这个时代频繁的对外活动和对外交流，使得我们的中华文明在早期阶段就不是封闭的，强大的包容性为辉煌的中华文明奠定了格局。
再谈第二个问题。虽然我们距离汉武帝更远了，今天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汉武帝生活在公元前二世纪和公元前一世纪初期。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第一，我们观察汉武帝，既不用承受政治压力，也没有政治目的，立场相对超脱。第二，我们可以利用现代学术的工具，进行更深入地解读。比较三部典籍对汉武帝的不同记载，以我们自己的立场和视角进行分析，得出属于自己的结论，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那么我们如何相对客观地来看待汉武帝？在他身上到底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探讨的问题？我们的基本视角又应该是什么？我想，我们一个最基本的立场，就是不应该就人物谈人物，而是把人物放到相应的历史大环境下去讨论，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把这个人看得更清楚。
摘自姜鹏《汉武帝的三张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