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要好文 韩愈散文漫谈(一):《师说》
文/钟百超
一
韩愈,司马迁之后最大的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首,苏轼称其“文起八代之衰”。不仅有自己的创作理论,更有丰富的创作实践,现存散文近400篇。在文体上,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无所不通,无所不精,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令人叹为观止。
韩愈的散文创作,一则以传承并弘扬儒家思想为己任,二则以古文为抒写工具,使之成为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感染力的作品而垂范千古。
“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谁也不能够力挽狂澜,扭转局势。
儒家地位的急剧下降和儒学的日渐式微,“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在“道丧文弊,异端并起”的历史时期,唯有韩愈高举大旗,主动担当起恢复孔孟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历史重任,而终于“复归于正”。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这是苏轼对韩愈的最高评价。倡导古文运动,把变革文风与儒学复兴结合起来,既推动了散文的发展,也接续了儒学的千年血脉。
作为一代散文大家,韩愈的散文创作,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品读与赏析大师作品,对于提高我们的创作水平,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
《师说》是韩愈散文作品中的名篇。顾名思义,这篇散文就是以“师”为题展开的论述。如何确定文章的主旨,提出强有力的论据,以及如何把握文章的高度,都需要精心的构思与斟酌。
自视为儒家思想的传承者,韩愈自然把古文运动,乃至儒学复兴的希望寄托在教师身上。因而,站在这样的高度,文章一开头,便开门见山地指出教师的作用,“古之学者必有师”。“古”,既是托古言事,又为后文埋下伏笔。进而阐释教师的责任,“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把“传道”列为教师的首要任务。
传什么道?韩愈在《原道》中清楚表明:“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因而,传道,就是传播儒家思想,继承孔孟之道。明确教师的作用与职责,这是文章的起点,也是制高点,可以说是统领全篇。
除了传道,授业解惑也是教师的职责所在。韩愈对此展开正面的论述,揭示一个基本事实,即“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然后从反面分析不从师的危害,“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人非生而知之者”是“古之学者必有师”的照应和延伸,也为后文的阐述作了预设。
“三人行,必有我师”,正是受到孔子教育思想的影响,韩愈站在学生的角度,提出了正确的择师观,“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
进而提出了更高的求学境界,“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既是一个学者应具有的心境,也是择师的唯一标准。这一观点,态度鲜明,对以贵贱长少作为从师标准的陋习,以及士大夫阶层的门第观念,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第二段,承接“古之学者必有师”的命题,韩愈不无痛心地指出当下的状况:“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所谓师道不传,就是“传道受业解惑”没有得到传承,因而造成“欲人之无惑也难”的悲剧。这种嗟叹,只有怀有儒家思想情怀的人才会由衷地抒发出来。“师道之不传”实际上就是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而“欲人之无惑也难”正是这种风气的危害所在。
紧接着,对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的从师态度作出深刻对比,指出“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韩愈把“古之圣人”从师而问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相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立判的分水岭。其实,韩愈的提醒对于今日之学者,仍然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随即,又对另外一种现象进行对比,并提出了非议,“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作为家长,对待同样一件事情,却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韩愈感到困惑。而这困惑背后,正是对这种错误观念的无情鞭挞。
然后,对某些教学问题提出了质疑,“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dòu)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dòu)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吾未见其明也。”韩愈指出,一个教师,如果将课本知识和句读(dòu)当作主要教学的任务,那么,其结果就是“小学而大遗”,这并非传道解惑的真谛。
最后,又以巫医乐师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一方面赞扬“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另一方面批评“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的歪风邪气。
这些士大夫之族为何会有这种态度?“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韩愈指出,以年龄、职位高低来衡量择师标准,实在是不足取。
在充分罗列事实,反复对比中,韩愈不得不发出感慨:“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韩愈指出,师道之不复,与所谓君子的观念有着莫大关系,谁是真正的智者,谁是可笑的愚者,由此可以判断。
这一段,以“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开头,末尾以“师道之不复可知矣”照应,可以看到韩愈对“师道不传”,“师道不复”是如此的疾首痛心。但是,正是在这种绝望之中,韩愈看到了新的希望。
第三段首先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观点,并以孔子求教为例,指出古代圣人重视师道的重要性,“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接着阐明从师的必要性和以能者为师的道理,“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从学者到圣人的转变,必须实现从“必有师”到“无常师”的跨越,是韩愈对教育思想的一大贡献。
最后一段,补叙撰写此文的缘由,通过“李氏子蟠”从师学习的事例,作为孔子从师的一个比照,旨在说明,只要“不拘于时”“能行古道”,就能成为圣人。从现实出发,从具体案例引导,而不是简单的说教,更具有说服力和渗透力。而这个事例,也是韩愈在忧愤中看到星星之火之所在。
《师说》是一篇典型的议论文,以师为题,从多方面展开对比与论述,旨在确立一种正确的传道观和从师观,体现了韩愈复兴儒学的远大计划,因而,可以说,《师说》吹响儒学复兴的号角。
三
《师说》是韩愈实践古文运动的一个范例,敢于阐明自己的观点,丝毫不闪烁其辞。对比鲜明,一褒一贬中尽显价值取向。推理严密,环环相扣,前后照应。结构严谨,层次清晰,各个段落彼此承接呼应。语调铿锵有力,气势磅礴,如伏流千里,喷涌而出。
对于散文,韩愈主张“气盛言宜”的创作原则。《答李翊书》指出:“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所谓气,就是文章的气势,韩愈把这种气比作水,把文字或措辞比作浮在水面上的东西。水势大,水面上的东西都能能漂浮起来。因而他认为,文章的气势和语言的关系也是如此,气势充足,语言的短长与声音的扬抑都会各得其妙。
气势是文章的灵魂,而这气势,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需要长期“善养”出来的。“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这种浩然之气,归结为义与道,就是儒家思想的具体体现。
韩愈的浩然之气来自于自我修养,“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正是在三代两汉之书的熏陶下,韩愈志存高远,立下了圣人之志。以三代两汉之书为学养,以圣人之志为制高点,笔触之间自然就有了非凡的气魄。因而,在构思《师说》的过程中,韩愈站在圣人的高度,审视教与学的现状,于是便有了沉雄豪迈之气。这种气,体现在观点鲜明,态度坚决,维护什么,反对什么,绝不含糊其辞。
《师说》笔力雄放,如汪洋恣肆,也得益于修辞的运用,尤其是排比句和对偶句,增加了行文的力度。“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和“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这两种句式的交错运用,使文章错落有致,气韵逸飞,增强了说服力与感染力。
为了增强语流,使之首尾相连,一气贯通,还使用了顶针手法。“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以及“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等,上下衔接更加自然,思路更加清晰,因而也增加了行文的快意与流转。
作为一代散文大家,韩愈的手笔,正如唐代散文家皇甫湜在《皇甫持正·喻业》中所言:“韩吏部之文,如长江大注,千里一道,冲飚激浪,流不滞。”宋代苏洵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说也予以高度评价:“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明代散文家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论例》中也极力称赞:“吞吐骋顿,若千里之驹,而走赤电,鞭疾风,常者山立,怪者霆击,韩愈之文也。”
一个散文大家,以儒家思想统领文章的灵魂,以自由酣畅的古文为笔触,怎能没有气势如虹的篇章呢?《师说》不仅仅是一篇纵论为师为学之道的文章,更是一篇向不良学风发起总攻的战斗檄文,无论在当时,还是对今天,都具有现实意义。
《师说》原文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