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七雄之中，韩国和燕国是最弱的两个国家。燕国毕竟在燕昭王时期有过辉煌，大败东胡，并且打得强大的齐国几乎灭国。但是说起韩国，在战国时期的历史中却乏善可陈，表现平平，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历史，差不多就是在七雄之中打酱油的。然而，韩国却诞生了两位顶尖级人才，让秦朝和汉朝都受惠良多。
第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韩非子。法家思想源远流长，源头早在夏商时代的理官中就存在了，经过春秋时的管仲、士匄、子产，再到战国时期的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集大成者莫过于韩非子。
韩非子精于“刑名法术之学”，他犀利地指出儒家学说的缺点，直言仁义道德解决不了问题，光靠个人的修养道德是无法让天下走上正轨，更不能约束暴君，只能依靠铁的法律。这个主张，让韩非子和他的法家，成为了儒家的死敌。
当时韩国并不重视他，但韩非子的著作流传到秦国后，引起了秦王嬴政的极大兴趣。秦国本来就是以法立国，在思想上与法家高度契合。因此，秦国不惜攻打韩国也要得到韩非子。不过，韩非子在秦国也遭了大难，他因弹劾上卿姚贾而入狱，又被李斯陷害，最终被迫服毒自尽。
但是，韩非子人虽然死了，却留下了《韩非子》五十五篇。秦王嬴政后悔逼死了韩非子，并且将法家思想和《韩非子》一书奉为秦国治国经要。在法家理论思想的指导下，秦国愈发强大，最终剪灭六国，一统中华。
法家思想本来是很深邃而超前的，至于说后来秦国矫枉过正，过度迷信严刑峻法，导致国家百姓忍受不了这个暴政，纷纷响应六国没落贵族推翻了秦王朝，则实在不能归咎于法家。
第二位就是谋圣张良。张良是韩国都城新郑人，他祖上五代都是韩王的相国，典型的贵族出身。但是，秦王朝统一天下，彻底杜绝了张良的仕官之路，因此，张良就是那种秦朝最不稳定的因素。
年轻时的张良，急于向秦朝报复，首要目标就是秦始皇。他曾经倾尽家产，招揽刺客。最著名的是他邀请一个大力士，准备了一个一百二十斤重的铁锤，埋伏在秦始皇出巡必经之地博浪沙。然而，这次刺杀行动最终失败，附近的老百姓却倒了霉，全部被杀。
后来，张良遇到了刘邦，这才改变了原来鲁莽的计划。刺杀一个皇帝，终究改变不了天下的走势，只有辅佐一个皇帝建立新王朝，才是真正为韩国复仇。
张良为刘邦出谋划策，成为最为重要的谋士。他并不善于沙场作战，那是兵仙韩信的强项，他也不善于料理政务，那是丞相萧何的长处。张良最擅长的，应该就是对于大势的把控能力，也是对于局面的判断。
比如在刘邦攻下咸阳之后，樊哙劝说他不要做富家翁，刘邦不听。但张良却能分析利弊，冷静指出胜利之后的巨大危险，这才让刘邦封存秦宫，还军霸上，避免过早与项羽发生冲突。在鸿门宴上，张良又能利用与项伯的关系，让刘邦逃出生天。在刘邦被封为汉中王时，张良要去辅佐韩王成，临行之时劝告刘邦烧毁栈道，消除项羽的疑心，这也为后来韩信执行“暗度陈仓”打下了基础。
在楚汉相争最艰难的时刻，张良又为刘邦献上“下邑之谋”，笼络英布、彭越，重用韩信，这个计谋从打破了楚强汉弱的局面，使刘邦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最后项羽兵败，就是来自于韩信、英布、彭越这三股力量。
尤其是张良阻止了谋士郦食其的分封制，避免了刘邦的一次重大战略失误，也体现了他不守旧的政治家魄力。更为难得的是，分封制是让六国重新建立起来，而韩国复国曾经是他孜孜不倦的追求，但为了汉王朝的基业，他放弃了这个目标。
张良以超前的眼界，为刘邦奠定了胜利的基础，是毫无疑问的开国功臣。刘邦甚至将张良列为汉初三杰之首，封万户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