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如果说齐桓公是春秋第一霸，那么管仲就是春秋第一相。可见，管仲确实是春秋史上一个关键人物，也正因如此，管仲成了一个胡适所谓的“箭垛式人物”。战国秦汉学者抒发政治主张时，往往将一些符合自己观点的传说，套在知名历史人物身上。结果就是这些历史人物像箭垛一样，被附会的事迹越来越多。
管仲
这样的历史人物很多，比如上古帝王有伏羲、黄帝、大禹，商周贤臣有伊尹、周公、吕尚。而管仲作为春秋第一位名臣，也是大家乐于传颂的对象。战国时的齐国有着当时天下的文化中心——稷下学宫，稷下学宫的学者甚至专门编写了一部《管子》，这部书直到西汉都一直有附益，可以说是一部集体创作的托古改制作品。其中不少故事相当精彩，以致被后人耳熟能详；也涉及一些政治、法律、军事史料，被学者广泛运用研究春秋齐国史。
除了《管子》以外，记录管仲的史书还有很多。其中比较系统的有《国语·齐语》《史记·管晏列传》及新出的清华简《管仲》，此外，《左传》《论语》《战国策》《韩非子》《说苑》《汉书》等也都零碎记录了管仲的若干言行。其中公认《左传》是记录春秋史最可靠翔实的著作，而其他史书在叙述春秋史时，多少存在一些托古改制的成分。所以，我们要考察管仲的历史，应该对战国秦汉史料认真辨析，尤其要注意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
一、管仲出身并非贫寒——《史记》不可信
《史记·管晏列传》中借管仲之口讲述他早年的经历：“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管仲是颍上人，曾与鲍叔牙合伙做生意，分钱时每次给自己多分配，也曾多次被主君驱逐，还曾多次作战都逃跑，可以说经历非常坎坷了。
《战国策》说“管仲，其鄙人之贾人也，南阳之弊幽”，管仲是住在城外的商人，在南阳一带穷困潦倒。《管子·小匡》管仲自称“夷吾尝为圉人矣”，还做过弼马温。《说苑·复恩》中管仲说“吾尝与鲍子负贩于南阳，吾三辱于市，鲍子不以我为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即他做生意还多次被羞辱。《说苑·尊贤》说“管仲故成阴之狗盗也，天下之庸夫也”，原来他还偷过狗。《说苑·善说》说“昔者管子说襄公，襄公不说”，原来管子还游说过齐襄公。
以上关于管仲出身的诸多史料，总结起来无非就是说他出身贫寒，且事事不顺。这些记载，其实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一个人，他就是管仲齐国的前辈——姜太公吕尚。
同样是《战国策·秦策》，说吕尚是“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雠不庸”；同样是《说苑·尊贤》说“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吕尚被悍妇逐出家门，在朝歌卖肉亏本，被子良氏所废黜，连在棘津卖身都没人要，这与管仲的出身是多么相似！但我们也要注意，《秦策》中说出这些话的策士姚贾，本是一个“子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为了游说秦王政任用自己才说出这些典故。
其实姚贾不是在叙述历史，而是在说明道理，特别是战国这个贵族政治解体的时代，下层游士为了能被君王看重，有意将一些历史名人塑造成出身低微，所以尚贤思想在诸子中非常流行。但是他们讲述的这些史料，至少不会被所有人接受。比如孟子就说吕尚是“天下之大老”，也说管仲“举于士”，那么吕尚原本就是极有声望的长者，而管仲也是从底层贵族中选拔出来的，并非贫困潦倒、霉气冲天的小贩。
除了与其他记载存在一定矛盾，这类史料最大的不可信，就是以今度古，认为春秋与战国的社会形态是一致的，而春秋战国之际恰恰是大变革时期。简单来说，春秋以前的社会主体是氏族，因为铁犁的普及与牛耕的推广，战国以后的个体家庭成为社会主体。只要把握了这一条线索，就能注意到不少战国以前的人物，对于其贫贱出身的叙述都缺乏可信度。当时个人与氏族是一个整体，即使处于氏族中的底层家族，依然拥有共同的田产份地。
管仲当出身于齐国大族管氏。齐桓公的兄长齐襄公为大夫连称、管至父所杀，证明齐国在管仲之前即存在管氏。《史记索隐》引《世本》说“庄仲山产敬仲夷吾”，管仲的父亲谥（庄）、字（仲）、名（山）齐全，明显也是管氏贵族。春秋时期选官是“世官世禄制”，即管氏族长一方面统领自己一族，另一方面又臣属于齐君，形成一种“复合君主制”模式。那么管仲本身是齐国管氏的族众，因为学识与能力得以担任公子纠的师傅。
二、“衡山之谋”源于汉代轻重学说——《管子》不可信
《管子》有一篇《轻重》，讲的是管仲在辅佐齐桓公后，用经济手段打败其他诸侯，帮助齐国称霸。不少文章根据《轻重篇》的内容，歌颂管仲政治手段如何高明。那么《管子·轻重篇》究竟讲的是什么故事呢？
《轻重》一开始，管仲就对齐桓公介绍“轻重之道”。所谓的轻重之道，即削弱大诸侯，扶植小诸侯，来复兴天子的王道。然后齐桓公就问管子，如何对付鲁国和梁国呢？管子的建议是，鲁、梁两国百姓以织绨为业，桓公就可以和百官带头穿绨衣，这样一来百姓也会模仿。而且还下令齐国不准织造，必须从鲁、梁二国进口。这样一来，鲁、梁二国一见有利可图，所以就都回去织造，而农业就给荒废了。桓公采取管仲的策略，等到十三个月后，突然与两国断绝贸易；再过十个月，两国百姓不断陷入饥饿，而粮食却不能很快种植出来。
这样一来，鲁、梁两国每石粮食价格上千，而齐国才十钱。于是鲁、梁百姓逐渐投奔齐国，两年后有流失了十分之六人口。再过了三年，两国国君也只能归顺齐国了。打败了鲁、梁两国后，管仲故技重施，用铜币换取莱国、莒国的柴薪，然后又以此征服莱、莒两国。之后又用黄金购买楚国的鹿，楚王都归附了齐桓公。更绝的是，之后管仲又高价预定代国的白狐皮，代国人纷纷去山林捉狐狸，结果被离枝攻打，代王只能归附齐国，这次连一个子儿都没花。
最后就是对付衡山国。这次管仲派人高价收购衡山国的兵器并转手，借此将价格炒高。十个月后，燕、代两国发现商机，也跟着去买；三个月后，秦国也跟着去买。衡山国君一看天下疯抢，直接下令价格提高至二十倍！结果就是百姓纷纷去铸造兵器。这时齐桓公则派人向赵国高价收购粮食，于是各国又纷纷运粮来齐国售。等到衡山国兵器卖光，齐国又断绝与他来往。这时鲁国入侵衡山南部、齐国入侵北部，衡山君无力反抗，只能投降。
以上就是《管子·轻重篇》的大致内容。其中的疏漏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涉及的各诸侯国。其中鲁（今山东曲阜）、莱（今山东莱芜）、莒（今山东莒县）与齐国（今山东临淄）邻近，看上去还算合理；秦（今陕西凤翔）、楚（今湖北宜城）、燕（今北京房山）虽然较远，至少还是明确存在的国家。但代、赵明显是春秋战国之际才有的国家。最不可信的则是衡山国（今安徽六安），其最早为秦末时项羽以秦衡山郡分封吴芮，西汉文帝、景帝也都相继设立过。
《轻重篇》的不可信，古人早就注意过。明人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引三国傅玄《傅子》曰：“《管子》书，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轻重’篇尤鄙俗。”宋人刘恕《资治通鉴外纪》亦引《傅子》曰：“管仲之书，过半便是后之好事者所加，乃说管仲死后事。其‘轻重’篇尤复鄙俗。”近代学者王国维最早指出《轻重篇》作于汉代文景时期。马非百作《管子轻重篇新诠》，对《轻重篇》文本研究最透彻，指出许多问题是西汉至新莽时代特有的。
另外，在《轻重篇》描绘的图景里，国家权力能够直接延伸到个人，这也与春秋前期氏族社会不相符合。这样大规模的贸易战，如果真实存在，在《左传》中完全没有记载，同样也是说不过去的。那么真实情况就是，《轻重篇》是西汉文景之后的托古之作，而创作者明显只是为了阐述其经济思想，对于历史史实不太关心甚至不太了解，所以才会编造出春秋齐国与战国赵国、西汉衡山国之间的贸易战。
三、齐桓公伐戎所救为南燕——《韩非子》不可信
齐桓公伐戎救燕，也是很经典的一个故事，留下了一个著名成语——老马识途。根据《韩非子·说林上》：“管仲、隰朋从于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行山中无水，隰朋曰：蚁冬居山之阳，夏居山之阴，蚁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圣，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难师于老马与蚁，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师圣人之智，不亦过乎。”
齐桓公讨伐孤竹返回时迷路，多亏管仲借助老马才得以返回，之后找不到水源，又多亏隰朋利用蚂蚁才寻到。关于这场脍炙人口的战争，诸多史料也都有涉及。《史记·燕召公世家》说“二十七年，山戎来侵我，齐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还。燕君送齐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使燕共贡天子，如成周时职；使燕复修召公之法”，《国语·齐语》说齐桓公“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齐桓公为救燕北伐山戎，一直打到了令支、孤竹。
这件事在《春秋左传》也有记载。《春秋经·庄公三十年》：“齐人伐山戎。”《左传·庄公三十年》：“冬，遇于鲁济，谋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左传·庄公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夏，六月，齐侯来献戎捷，非礼也。”《左传·僖公九年》管仲曰：“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总体来看，鲁庄公三十年（公元前664年）冬，齐桓公与鲁庄公相会商量救燕，但后来只有齐人独自前往，并于次年夏天告捷。
齐桓公伐山戎一事，真实性毫无疑问。但我们也应注意一个问题，即在《左传》中齐桓公伐山戎是冬至夏归，而在《韩非子》中伐孤竹却变成了春往冬返。伐山戎、令支、孤竹都是一件事，在文献中多有体现，这表明《韩非子》与《左传》存在矛盾，那么“老马识途”的典故也存在疑问，进而《韩非子》整个记载都可疑。而且我们注意到，《左传》对于齐桓公伐山戎的故事，记录得非常简略平常，甚至没有提到令支与孤竹两个地名。
孤竹，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能印证，在今河北、辽宁、内蒙古三省交界一带，这个没有争议。令支，传世文献记载都在孤竹附近。山戎，《史记·匈奴列传》说在燕国以北。那么，山戎、孤竹、令支侵犯位于今天北京西南的燕国，自然是可以成立的。所以，尽管《韩非子》的记载不乏添油加醋，但从古至今，学者对于《燕召公世家》的记录还是很少有人质疑，一般认为齐桓公救的燕国就是《燕召公世家》的传主、战国七雄的燕国。
但吕思勉先生在《中国通史》却讲到：“这个燕该是南燕，在今河南的封丘县。《史记》说它就是战国时的北燕，在今河北蓟县，怕是弄错了的，因为春秋时单称为燕的，都是南燕。”笔者初接触此说时，觉得吕老脑洞大开，遂只是一笑而过。但后来对《左传》文本熟悉后，才觉得吕老此论实乃卓识。尽管目前所见只有吕老一人持此观念，但很可能才反映了真实的历史情况。
南燕国在后世名气比北燕国小很多，但在春秋前期确实非常活跃。南燕位于今河南延津东北，是黄帝之后的姞姓国。因地处战事频繁的中原，所以在《左传》中频频露脸。根据《左传》，公元前718年，卫宣公令燕国进攻郑国，结果被郑庄公在郑国反败。公元前699年，郑厉公联合纪、鲁与齐、宋、卫、燕混战。公元前694年，周王子克阴谋篡位失败，奔燕。公元前675年，卫国、燕国驱逐了周惠王；次年，郑厉公在调解无果下囚禁了燕仲父。
以上的燕国明显都是南燕，而不是北燕。《史记》将驱逐天子一事列入《燕召公世家》并无根据。然后就是公元前664年的齐桓公救燕，如果我们抛弃对北燕先入为主的观念，从《左传》看这个燕就是南燕，而不是北燕。尽管有人对“北伐山戎”表示疑问，但实际上从《左传》也看不出山戎活跃在燕山地区，童书业先生《春秋史》即指出山戎“其居地在春秋时似近太行山脉”。太行山距中原比燕山近，太行山之戎称“山戎”似并无不妥，从南燕往北到太行山也可称“北伐山戎”。
之后“燕”在《左传》消失了百余年，直到公元前553年才提到齐叔孙还的党羽奔“燕”。这个“燕”不像是南燕，更像是北燕。再往后则一般明确指出“北燕”，且涉及史实基本都与齐国有关：如公元前539年的齐国卢蒲嫳被放逐北燕，北燕简公奔齐国；公元前536年的齐景公进攻北燕；公元前530年的齐国把北燕简公安置在唐；公元前479年的齐国高无丕出奔北燕。唯独公元前500年卫国成何奔“燕”，这个“燕”也像北燕，大概南燕早被灭了。
总体来看，《左传》中公元前664年之前的“燕”都是南燕，而公元前553年之后的“燕”“北燕”则是北燕。到战国时期南燕、山戎早已被灭亡，所以齐桓公救南燕的传说才被移植到北燕之上，山戎也被称呼更远的燕山之戎。春秋前期在黄河下游以北还活动着“北戎”“长狄”，但在战国时期中原都是华夏版图了。
《燕召公世家》另外一个疏漏，是说燕庄公为了酬谢齐桓公，无意却将齐桓公送出了国境。齐桓公为了帮燕庄公守礼，将燕庄公进入的齐国领土割让给燕国。实际上，在春秋前期也并无这样的国界观念，国与国之间拥有广袤的国外地区（野）。等到齐燕的疆域连成一片，那已经是战国时期的事了。《燕召公世家》史料可信度不高最明显一个表现，是连本国战国世系都有严重错误，比如称燕昭王为燕王哙太子平，但从《赵世家》与出土“郾王职戈”可以判断，太子平已死于子之之乱，燕昭王当是赵武灵王所立的燕王哙王子职，写本国史事还不如《赵世家》可信。
山东淄博管仲纪念馆
四、“四民分处”不符合春秋社会形态——《国语》不可信
记录春秋史的史料，最客观的当然就是春秋金文，但资料太少太零碎。所以还是要依赖传世文献，其中最客观翔实的就是编年体的《左传》。其次就是国别体的《国语》，记载的是从西周到春秋的史实，其中不少内容可信度也较高，甚至在古代被称为《春秋外传》。但在《国语》中《齐语》仅有一卷，记录的是齐桓公霸业，与《管子·小匡篇》大同小异，而《史记》却少引用其要文，顾颉刚先生认为“当系后人见《小匡篇》之齐人记载足补《国语》之不足”。
《管子·小匡》与《国语·齐语》孰先孰后，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管子》作为战国秦汉作品，对于春秋历史多有不实，前文都有提到。如果《齐语》是抄自《管子》，则可靠性当然是更低的。顾颉刚先生已指出这个问题，但在其与童书业先生合著的《春秋史讲义》中，却又采信《国语》等记载，论述管仲治齐的政策；之后童书业将此书修订为《春秋史》，加了一句“虽然《国语》等书的记载未可尽信，但必保存些当时的真相的影子”。可见童书业先生对此也是有疑问的，但毕竟《左传》的管仲治国史料太少，所以不得不将《齐语》的内容叙述下来。
但这些内容，到底又有多少可信度呢？据《齐语》，当时管仲实行军政合一的政策。以郊外三十家为一邑，十邑为一卒，十卒为一乡，三乡为一县，十县为一属，全国共五属，分由五个大夫统领；国中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五乡为一军，全国分为三军，分别由桓公和上卿国氏、高氏统领。
这样整齐的行政区划，很明显是不存在的。《春秋史》同时提到，《齐侯钟铭》记载春秋中期齐灵公把釐邑三百县赐给叔夷，一个邑中尚有三百个县，可见齐县是非常小的社会组织。《论语》也提到管仲夺伯氏邑三百，这个“三百”应当也是县。那么《齐语》说法不攻自破。如前所述，当时尚未出现脱离氏族的个体家庭，所以这种政治理论只能出现在战国以后，而且这样切蛋糕一样的行政区划，历朝历代都不可能真正施行。
类似这样的划分方式，在《管子》的《立政》《乘马》《度地》《小匡》以及银雀山汉简《库法》《田法》等篇都有记载，内容大同小异。臧知非先生就认为，“以上均为齐稷下诸公所为，成篇有先后之别，大抵上都是战国之物。”“上举对地方行政述说的不同，正说明了当时还没有稳定的、统一的地方行政系统，至少说明在春秋时期还是如此，故而才有歧说纷呈而又都托名管仲的事情发生。”可谓揭示了《齐语》的由来，可信度与《管子》并无高下。
据《齐语》，管仲能够这样划分，基础又来自于“四民分处”，即把士农工商分开居住、各司其职。国都划分为二十一乡，其中十五士乡、六工商乡，而农民则居住在郊外。这当然也是不合理的。在氏族社会中，士与农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底层成员，如何能够完全分开居住？《诗经》的《国风》部分多歌咏战争和农事，而《国风》主要是春秋时期的作品，可见当时武士并没有脱离生产，兵、农合一就是春秋军制的一大鲜明特征。
“商人”的称呼现在多认为来自于商人多次迁徙、善于经商，但这样的说法并无多少依据。“商”在甲骨文中只有地名的意思，没有商业的意思。比较可靠的来源是，不少商人在周朝受到压迫，在周王朝中从事工商一类的贱业，所以才被称为“商人”。当时并不存在私营经济，他们都是为周人官府服役，而事先要满足自己的生存，那么他们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农业活动。所以在当时不可能有士、农、工、商这种四民分处的居住形态。
总之，战国秦汉对于管仲的记载，多来自当时社会思想的反映，用于春秋史则容易铸成大错，读史者不可不察。
参考文献
顾颉刚讲授、刘起釪笔记：《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
吕思勉：《中国通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童书业：《春秋史》，上海：中华书局，2006年。
战化军：《齐国人物志》，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
赵世超：《周代国野制度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王东：《〈管子·轻重篇〉成书年代考辨》，《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臧知非：《齐国行政制度考源─—兼谈〈国语·齐语〉的相关问题》，《文史哲》，199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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