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灭蜀，入川北路远征军奸淫掳掠，无恶不作
唐末五代之时，军队每每占领一个城市，将士们必例行抢劫，称为“夯市”。宋太祖发动兵变建宋时，严禁军队抢劫百姓，以争取首都开封的民心，但五代以来旧习并非一道命令所能杜绝，在宋初统一战争中及以后相当长时期内抢劫行为仍不断发生。司马光 《涑水记闻》卷一载：“太祖 曰：‘近世帝王，初举兵入京城，皆纵兵大掠，谓之夯市。汝曹今毋得夯市及犯府库。’”即指此。
然而，“贼过如梳，兵过如篦”，两军对垒，士兵鏖战，命还不知能不能保住，于是，抢劫起来是那么顺理成章，不抢白不抢，宋太祖有时也无可奈何。乾德元年（963年）宋灭荆南、湖南割据政权时，将士时有抢劫行为，枢密副使、宋太祖心腹李处耘时任监军，对此加以制止，遂与南征军主帅慕容延钊失和。宋太祖将李处耕贬为地方官，而宿将慕容延钊却仍加升官衔，南征“诸军所掠生口（指人），遣吏分送其家”，宋太祖对抢劫行为不予追究，李处耘的整顿军纪遂以失败告终。次年十一月宋军西征后蜀时，宋太祖虽然颁布了宋军“所至，毋得焚荡庐舍，殴掠吏民，……违者以军法从事”的诏令，但军队积习难改，只有少数军队受到了主将等的约束。而宋太祖对主帅王全斌等所说的“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刍粮、，悉以钱帛分给战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在执法上实际给予主将、都监等很大的机动权。
在宋军攻灭后蜀期间及以后，只有东路军主将刘光义（廷让）每占一城，“尽以府库钱帛给军士”。虽然东路军“诸将所过（城寨），咸欲屠戮以逞”，实际上是想乘机抢劫财物，但因遭到东路军都监曹彬的制止未能得逞。而同是灭蜀的北路军就完全不同，主将王全斌、都监王仁赡、副帅崔彦进等，日夜宴饮，不管军务，纵容部下抢劫财物，掠夺女子，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由于王全斌又是攻蜀宋军的总主帅，入蜀宋军的军纪如何是可想而知的，直至新任成都知府吕余庆到任以后，严禁抢劫，对抢劫者擒捕斩首，成都的治安才得到改善。
其实，宋太祖手下那些悍将，许多都是抢劫贪财好色成性的，即便是在正史中，也赫然记载着他们很多此类罪证，如史书上称石守信“累任节镇，专务聚敛，积财巨万”；王全斌“破蜀日，夺民家子女玉帛”，纵兵大掠蜀中；王仁赡破蜀之日，“纳李廷珪妓女，开丰德库取金宝”；楚昭辅“颇吝啬，前后赐予万计，悉聚而畜之。尝引宾客故旧至藏中纵观，且曰：吾无汗马劳，徒以际会得此，吾为国家守尔，后当献于上。及罢机务，悉以市善田宅，时论鄙之。”崔彦进“频立战功，然好聚财货，所至无善政。”曹翰“贪冒货赂。”张铎“州官岁市马，张铎厚增其直而私取之，累至十六万贯，及擅借公帑钱万余缗，侵用官曲六千四百饼。”田景咸“性鄙吝，务聚敛，每使命至，惟设肉一器，宾主共食。”王晖“性亦吝啬，赀甚富，而妻子饭疏粝，纵部曲诛求，民甚苦之。”其斑斑劣迹，史不绝书。
宋太祖讨平各国，收其国库资财，是其基本国策，并无例外。而平定诸国的宋军，也无不以征服者自居；被征服国的官兵，无不被视作降将、降兵，与前者并无平等地位可言。被征服国的官员，即使留任原职，也不被重用。通判之设，即是在平定荆湖地区后以之监督留用的州级长官。
但是，川蜀地区历史上多次建立割据政权，近时先后有前蜀、后蜀的相继建立，根基太深。所以，在平定后蜀以后，宋太祖采取了两项特殊政策。一是把蜀地文武将官召至京城。将割据政权的高级官员召至京城另行安排职务，这本是平定诸国后通行的政策，但后蜀的州级地方长官也在征召之列，却是宋对后蜀特有的措施。二是把蜀地降兵调至京城。这也是专门针对后蜀的政策。宋太祖的意图，或许是想彻底铲除蜀地产生割据政权的政治、军事基础。然而，正是这两项政策，导致了降军反抗征服者的全师雄兵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