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湘潮，作者：刘良。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当今中国，人民群众最痛恨的是官场腐败。为了解决腐败问题，党中央不断加大查处力度，一次又一次掀起反腐浪潮。但是，很少有人知道，70年前发生在红都瑞金的我党领导的第一次反腐斗争。当年，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等为建设一个清正廉洁的工农民主政府，致力于反腐肃贪，在中央苏区留下了一段佳话。
何叔衡
毛泽东荐贤抓反腐肃贪
毛泽东与何叔衡相识较早。何叔衡的耿直、忠诚和无私无畏的品格，多次受到毛泽东赞誉。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经毛泽东推举，何叔衡担任了工农检察部部长。
上任之初，何叔衡即召集工农检察部全体工作人员开会，发动大家分头下去摸底。会后，他就背上他为自己准备的三件宝：布袋子、手电筒和记事簿出发了。他白天和群众在田间地头边干边谈，晚上召集部分干部群众座谈，没几天功夫就掌握了很多材料。不久，下去摸底的工作人员返回检察部，带回了许多了解到的情况。如：相当一部分县、区政府，单靠行政命令去解决问题，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干部吞没公款，多吃多占，贪污腐化的问题。
1932年2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人民委员会常务会议。会上，何叔衡将了解到的情况作了全面汇报，使到会者惊愕不已。毛泽东提议：中央政府要立即对那些执行上级命令和国家法律疏忽懈怠的现象，对一切贪污腐化分子给予严厉打击。接着，人民委员会发布第五号命令。命令指出：“这些工作的检查，刻不容缓，各级必须坚决执行”，“各级政府应绝对执行这一工作，不得稍有玩忽和怠工”。人民委员会的命令发出以后，何叔衡率领工作人员深入各地进行检查、督促、落实。对那些初犯或情节不甚严重的，尽力进行争取教育；对那些不称职的坚决撤销职务；对贪污犯罪分子，予以严厉打击。
为了加强检举、监督力度，经何叔衡提议，毛泽东批准，工农检察部增设了控告局。随后，在各机关单位、街道路口到处可见到一种特制的木头箱——控告箱。
何叔衡的出色工作，得到毛泽东等中央苏区领导人的高度赞扬。2月10日，毛泽东来到工农检察部，表扬了该部出色的工作，并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苏维埃政府机关里，仍有一些不顾党和根据地事业而唯利是图的不纯洁分子，有的手中有了点权就大手大脚，浪费公款公物毫不心痛，败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声誉，破坏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损耗了根据地大量的资财，给革命带来严重的危害。”毛泽东要求，要下决心刹住苏区内出现的这股贪污浪费歪风，狠狠打击不法分子的犯罪活动。
2月1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人民委员会常务会议，决定组建临时最高法庭，由何叔衡兼任临时最高法庭主席。
何叔衡严惩谢步升
一天，何叔衡从石城县调查回到瑞金，刚踏进工农检察部的大门，就遇到了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审判员谢正平。谢正平向他汇报了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贪污犯罪的案情。
原来，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在控告箱里收到一封群众的检举信，检举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入党的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有严重的贪污犯罪行为。信中说：“谢步升把吃大户（即打土豪）所得皮袄子和几斤上等毛线私自拿回家，分田时好田留给自己，还强行多占公田；去年，他用自家不满半岁的小牛，换区苏维埃政府送往灾区的大水牛两头。凡是有用值钱的东西，经过他的手就会少。他贪得无厌，弄到东西送给他的情妇。有一回借故去抢瑞林寨邱洛水的布匹和家中养的猪、鸭，还威胁邱洛水如果敢去告他，他就要邱的人头……”另有知情人检举：谢步升在1927年时，将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中一名生病掉队的军医杀了，劫走其金戒指、毡毯等物；去年，他偷盖苏维埃中央政府管理科的大印，伪造通行证等证件，私自贩运水牛到白区出售，每头牛获利大洋3元……
鉴于案情重大，何叔衡决定成立专案组，调查谢步升的犯罪事实。没料到这一查，竟查出了一桩触目惊心的案外案。被害人谢深润与谢步升同村，是谢步升做生意时的老搭档，两人感情甚笃。谢步升回家参加打土豪时，谢深润没有与他同行，继续做他的贩盐、贩米生意。苏区开展丈田划阶级时，群众根据谢深润的家庭状况要给他定富农。谢步升则凭着手中的权力，力排众议硬是给谢深润定为贫农。谢深润为此既保住了田，还分得一些土地和生产工具，一家人对谢步升感激不尽。
为报答谢步升，谢深润的妻子朱秀秀做了什么好吃的，总要请谢步升来家坐坐，谢步升也像回自家一样，有事没事就往谢深润家钻。一天，谢深润出门做生意去了，谢步升又来到他家，朱秀秀做了几个菜给谢步升下酒。喝到深夜，谢步升乘着酒兴将颇有几分姿色的朱秀秀搂进怀里。朱秀秀顺从了他。自此，谢步升来得更勤了，谢深润一出远门他就来。有一天午夜时分，谢步升与朱秀秀正相拥而睡，谢深润突然回来了。朱秀秀当即乱了方寸。谢步升知道这屋子无后门，只得迅速钻进床底下躲起来。谢深润半路返家是因钱没有带够，而他的钱正好藏在床底下砖头缝里的小铁盒子里。谢深润点灯朝床底下一照，却见谢步升蜷缩在床下。半夜三更，一切都是明摆着的。谢深润见“老搭挡”这般无义，顿时火冒三丈，操起木棍就打，谢步升乘夜夺路而逃。谢深润不服，说要到政府去告他。谢步升一不做二不休，他先反咬一口，说谢深润是恩将仇报诬陷他，后又编造一些证据，利用当时肃反扩大化之风，说谢深润是个隐藏的社会民主党分子，从事破坏工农政权、陷害革命干部活动。不久，谢步升便指使人将谢深润秘密杀害了。起初，朱秀秀并不知道丈夫被杀害了，还以为丈夫被关在了什么地方，便常去向谢步升求情放人。当她弄清事情真相后，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愤懑，跑去与谢步升撕打，向情夫索赔自己的丈夫。谢步升反用拳脚殴打情妇朱秀秀，并威胁说：如不老实，同你丈夫一样的下场！
调查人员将调查得到的新情况向何叔衡作了汇报。何叔衡听了非常吃惊，并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异常严肃地对何叔衡说：“你们要把情况调查核实清楚，速战速决。”
何叔衡指示调查人员加快调查速度，由外围转入内线调查取证。调查人员很快发现，谢步升的妻子杨氏已经“改嫁”。调查人员经过辗转查寻，在云集牛坑杨氏的一个远房表姐家找到谢步升的前妻。当调查人员说明来意，杨氏禁不住泪如泉涌。原来，谢步升在两年前就与一“妖婆”相缠，至今还往来。谢步升嫌妻子碍手碍脚，竟下狠心暗中将她卖给大柏地山河村一个老光棍做老婆，明里则告诉邻里乡亲说她回娘家去了，过了几个月又说她改嫁了。被卖的杨氏其实并未进老光棍的家门，她偷偷跑到远房的表姐家躲藏起来。杨氏向调查人员反映了谢步升的贪污犯罪事实：1930年，在谢步升任云集暴动队队长时，将打土豪所得的一包金银首饰拿回家藏起来，还挑回了食盐50多公斤，拿回衣物数件；在“一苏大会”前夕，他利用村苏维埃主席的身份收集大米，用大斗收，再用小斗量，卖给“一苏大会筹备处”，又将1500多公斤剩余大米私自卖给大米商……末了，杨氏叹口气说：“我知道谢步升早晚会有这么一天的，他是不得好死的。”
杨氏说，两年前就与谢步升有往来的那位“妖婆”就住在云集圩上。调查人员决定顺便前去“拜访”。没费什么周折，调查人员就在圩东头一幢青砖瓦房里找到那名20多岁，眉清目秀，细皮嫩肉，身段匀称苗条的“妖婆”。“妖婆”名叫汪彩凤，原是瑞金大地主谢益金的续弦。1929年冬，谢益金被工农武装暴动队镇压。“妖婆”自己说，其实她并不“妖”，是被谢步升逼的。1930年夏的一天早上，汪彩凤坐在谢宅院里一边削着芋头皮，一边想着心事。突然，房门被敲响了。汪彩凤轻轻地将院门打开。县苏维埃军事部的搜查人员鱼贯而入，他们是来查找谢益金暗藏的武器的。以前在谢家打过短工的谢步升以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身份参加了这次搜查。搜查人员在谢宅没有查到武器，对汪彩凤教训一番后便离开了。可谢步升在当天晚上，又敲开了谢宅的院门。“看来，你的思想还很顽固，到现在还想与苏维埃作对。”谢步升说，“以前我在你家做过工，不管怎样，算是个缘分。今天这个事是有来头的，要不是我从中替你疏通，肯定把你抓起来了。不过这事还没了结，上头追得很紧，说你隐瞒不报。如果我不出面，还不知会出什么事。你看这事该怎么办？”汪彩凤一听当即走进内室摸出几块银元，双手递给谢步升：“这是我妈给我的陪嫁。以前我们家亏待了你，多有得罪，现全靠你帮忙，真是感恩不尽，只是现在我们家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以后定会设法重重谢你。”谢步升接过银元，在手中掂了掂，笑着摇了一下头。其实，他此刻想要的并不是这个。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汪彩凤一眼，把银元放入口袋，伸手将汪彩凤拉到身边坐下。他贴着汪彩凤的耳朵说出了真话：“我早就很喜欢你，我同妻子感情不好，如果你肯跟我，上头的事我就给包了。”汪彩凤顿时满脸通红。起身想走，谢步升一把将她抱住……从此，谢步升欲罢不能，常常半夜三更往谢宅跑。汪彩凤怕事情闹大，只好离开谢宅回到娘家。可谢步升仍不死心，十天半月到云集与她相约，还不时给她送点吃的穿的，搞得汪彩凤无法脱身。
仅仅两天，调查人员就掌握了谢步升贪色贪财的犯罪事实。面对调查材料，何叔衡拧紧了双眉：谢步升出身贫苦，很有魄力和干劲，原本是棵好苗子，没料到刚掌握苏维埃政权的印把子，就在背后干了这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此风不刹，何以了得？何叔衡决定：马上将谢步升逮捕关押，并报告中央政府给谢步升最严厉的惩处。没料到，谢步升被关押后就遇到了阻力。
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谢春山，时在苏区中央局任职。他认为谢步升并无大错，是某些人报私仇故意向他发难。谢春山还在苏区中央局领导面前攻击中央工农检察部是在推行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宗派干部政策，与中央路线相对抗。于是，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通知中央工农检察部和调查组将谢步升释放。谢步升的问题，由中央局调查处理。
何叔衡闻此消息，十分气愤。他不同意放人，决定亲自到苏区中央局去反映谢步升的犯罪事实。同时，安排调查组成员杨世珠去向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汇报情况。当时，毛泽东在东华山休养，杨世珠连夜跑去将谢步升的问题及所遇到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毛泽东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毛泽东的指示，为中央工农检查部及时处理谢步升增添了勇气和决心。
很快，中央工农检察部对谢步升进行了突审和搜查。专案组在谢步升及他母亲、姐姐家，查获到部分贪污所得财物。谢步升的犯罪事实被一一印证。
1932年5月5日，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对谢步升案进行了公审判决。5月9日下午，在江西瑞金城西一个叫东坑村的山岗上，一队穿着红军服装的军人将谢步升押解到一处刚挖开的沙坑旁。谢步升被五花大绑着，浑身颤抖。3时整，随着一声枪响，谢步升往后一仰滚落到沙坑中。
严惩谢步升，在苏区上下引起强烈反响。人们看到了共产党铲除贪污腐败的决心。
董必武情系反腐肃贪
1932年9月初，董必武抵达瑞金后，找到时任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高兴，要贺子珍从叶坪村买回几只鸡蛋给董必武接风洗尘。毛泽东对董必武说：“你学过法律，苏维埃法制还很不健全，特别是目前开展的反贪污浪费运动还缺乏法律保障，这给一些投机分子留下漏洞，你同叔衡同志一起来把这些漏洞给堵住、堵死。”
董必武欣然应允。他很快就找到何叔衡。两人商量后，决定从健全组织和健全法律两方面同时下手。不久，由董必武、何叔衡共同制定的一系列反腐组织工作纲要出台了。包括《工农检察部的组织条例》、《工农检察部控告局的组织纲要》、《突击队的组织和工作》、《轻骑队的组织与工作大纲》、《工农通讯员任务》和《政府人员惩办条例》、《统一会计制度》、《怎样检举贪污浪费》等。特别是1933年12月15日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被史学家称之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反腐败的量刑标准。训令规定：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２年以上５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２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
尽管董必武做了许多工作，但组织上并没有安排他进入中央政府工作。他先后被组织上安排到红军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任职。但是，无论在哪里，董必武都坚持与毛泽东、何叔衡等一起，致力于苏区反腐肃贪斗争。1933年3月，董必武正式兼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
董必武拿到由毛泽东签发的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证书没几天，就从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党校）的控告箱里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控告中央造币厂存在严重贪污问题。董必武与何叔衡商量后，往中央造币厂派出了调查组，并从全总苏区执行局和共青团苏区中央局抽调机灵能干的小伙子组成“轻骑队”进行暗访取证。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工作，查出中央造币厂的账目存在大量漏账、假账和该厂会计科长肖伦海在一年时间里采用欺上瞒下、自造票据等方法，贪污、挪用公款3100多元的严重问题。
肖伦海，瑞金壬田人。由于父亲早逝，母亲杨氏带着他和哥哥、姐姐艰难度日。家在谢坊的姨父李树林见此状况，跟杨氏商义后把年龄最小的肖伦海带回家中抚养，并教他学了一点文化。1930年，肖伦海的哥哥和姐姐因病先后去世，杨氏把小儿子肖伦海接回家中。1932年初，肖伦海参加了中央政府开办的会计训练班，结业后留在了中央财政部任会计，不久又兼任了中央造币厂会计科长。杨氏怕儿子经受不住诱惑，常常苦口婆心地劝他不要当贪官。但杨氏的苦心被付诸东流。
肖伦海的贪污犯罪事实被一一印证之后，中央工农检察部下令实施逮捕。考虑到肖伦海母亲年老多病，仅剩下一子，董必武向何叔衡提出了一个要求：把肖伦海“请”到叶坪实施逮捕、公审、判决。何叔衡表示赞同，他们先后到云集区和壬田乡，要求区乡政府务必做好杨氏的工作，并把杨氏安排到贫农协会主席张冶群家里，由张大娘照顾其生活。
经中央工农检察部和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反复商议，1933年6月10日在叶坪举行了肖伦海案的公开审判，判处肖伦海死刑。6月12日，肖伦海被执行枪决。没过几天，儿子被枪决的消息被杨氏知道了，她一口气没上来，撒手西去。
当董必武、何叔衡得知情况后，都动情地流下了眼泪，他们没有料到大娘会发生如此不测。严酷的事实说明了一个道理：贪污腐败问题要发现早、处理快、重教育、多堵洞，要把贪污腐败尽量消灭在始发阶段。
何叔衡、董必武接力反贪污浪费
何叔衡查办案件有一个原则：不冤枉好人，也不放过坏人。
1932年5月24日，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送来第二十号判决书请何叔衡审批。何叔衡接过判决书，看到“被告人：朱多伸。瑞金县壬田乡人……判决：朱多伸处以枪毙”时，脑子里立即浮现出一个瘦小干练的老人形象。何叔衡到壬田检查工作时曾多次与其接触过。朱多伸早年参加过地方农民暴动，后来又随暴动队员一起加入游击队，在一次战斗中负了伤，为革命立过功。壬田乡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他关心这个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对那些贪污浪费，消极怠工的乡苏维埃政府干部进行过多次举报，对一些“左”的口号和政策也毫不掩饰地表示过不同看法。他怎么会犯死罪呢？百思不得其解的何叔衡背起行李立即赶到壬田进行调查核实。通过调查核实，何叔衡发现：朱多伸虽有罪过，但重判他主要是因他的多次举报一些区乡干部，这些人报复所致。另外，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的人反映，枪毙朱多伸是某个领导交代的。何叔衡心里清楚，由于“左”倾政策的推行，加上宗派主义的影响，使乱杀错杀的情况比较严重。这次枪毙朱多伸，又是某些领导点了名的，如果“逆水行舟”，自己将面临严重后果。面对这种状况，何叔衡并没有丝毫动摇。他拿定主意：人民叫我当工农检察官，我就要为人民当好这个官，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过一个坏人。于是，他大笔一挥，将对朱多伸的判决由“枪毙”改为“监禁二年”。
1932年秋，瑞金县黄柏区的干部群众，联名揭发该县县委组织部长陈景魁有严重问题。接到告发信后，何叔衡亲自组织人员进行调查，发现陈景魁的祖父原是大柏地一个作恶多端的地主恶霸，到陈景魁的父辈，家庭开始衰败，但仍以收租、放贷为主。1929年，陈景魁曾参加组织农民武装斗争，加之有一些文化知识，且善于钻营，混进党内并得到组织器重。该年3月，陈景魁受命到黄柏区发展春耕生产和指导扩红工作，黄柏区有几户佃农曾在陈家打过工，陈景魁为了隐瞒他家过去的罪恶历史，便对黄柏这几户知内情的佃农进行威吓并寻机杀人灭口。他在黄柏拉拢、交结了一伙赌徒、打手，夜晚同这些人打牌、酗酒到深夜，白天带着这伙人强行向群众摊派征收各种款物，对有私仇和知情人施行打击，手段极其恶劣，被群众称为黄柏区的“红霸天”，影响极坏。问题查清楚后，仍有一些领导出来说情，并拿出“某某讲了不能杀陈部长”的话相挟。何叔衡心一横，管他呢！这样的人不枪毙，人民不答应。何叔衡硬是将陈景魁依法逮捕，经过公审后执行枪决，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果然不出所料，何叔衡一次次“不听话”的行为，激怒了“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1933年9月3日的《红色中华》报，点名指责何叔衡是“拿法律观念来代替了残酷的阶级斗争”。尔后遭到接二连三的批判和打击，他所担任的中央工农检察部部长和临时最高法庭主席职务也随之被撤销。
不能当部长、法庭主席，何叔衡依然是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依然是临时最高法庭审判员，他那惩治腐败、为民除害的热情丝毫未减。
为了加强党的纪律监察及惩治贪污腐败工作的领导，1933年8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决议指出：“为要防止党内有违反党章，破坏党纪，不遵守党的决议及官僚腐化等情弊发生，在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未正式成立以前，特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在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维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正确的执行铁的纪律，保证党的思想和行动的一致，监视党章和党决议的实行，检查违反党的总路线的各种不正确的倾向与官僚主义及腐化现象等，并与之作无情的斗争”。中共中央任命董必武为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
5个月后，即1934年1月，董必武兼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席和苏维埃最高法庭主席。这样，领导苏区反腐肃贪斗争的重担，由何叔衡的肩上移到董必武的肩上。1934年2月，在一次工农检察委员会议上，毛泽东说过这么一番话：“查办官僚主义和贪污浪费是中央政府决定的，如果不把官僚作风、贪污浪费，甚至欺压群众的坏作风清除掉，我们的根据地就保不住，我们党的事业就有被夭折的危险。何叔衡同志开了一个好头，董必武同志也很坚决。反贪污浪费，你们两人都过硬。”
1933年秋至1934年春，中央苏区各项事业都得到较大发展。但是贪污浪费，侵吞公物的现象仍然屡禁不止，甚至出现某种发展趋势。于都县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就发生了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县军事部长、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副部长等人贪污案件23起之多。这些人采取吞没公款、涂改账目、销毁单据、造假凭证等各种手段进行贪污，有的还用赃款大做投机生意，倒卖苏区内最急需的物资食盐和粮食，从中牟取暴利。浪费现象也很严重，中央总务厅的主要领导因官僚主义和玩忽职守，仅购置棉衣料一项，就因预算不实，浪费公款1万余元。从中央到县、乡的机关中，大手大脚、浪费公款公物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这些问题的出现，在当时党政领导人中间引起极大的震惊。它浪费了根据地大量的资财，给革命带来严重的危害。这一时期，毛泽东、张闻天、项英、董必武、何叔衡等经常聚在一起研究对策，下决心刹住这股歪风，狠狠打击不法分子的犯罪活动。
董必武
董必武总结了以往反腐败斗争的经验，采取了扎实有效的措施，狠刹歪风邪气，打击不法分子。
第一步，采取政策攻势，组织突击宣传队深入各地大张旗鼓地宣传苏维埃法律，在《红色中华》、《斗争》、《青年实话》等报刊开辟《铁锤》、《警钟》、《黑板》等专栏，对群众揭发出来并经查实的贪污犯罪问题一一予以暴光。
第二步，从中央机关查起。据《红色中华》报1934年3月27日刊登的《关于中央一级反贪污斗争的总结》一文载：“经过二个多月，获得了大的成绩。所检举的机关有中央总务厅，招待所、财政、劳动、土地三部，粮食调剂局、贸易总局；国家企业有中央印刷厂、造币厂、军委印刷所、中央合作总社、邮政局、钨矿公司、苏大工程处；群众团体有工农剧社、互济总会、斗争委员会等。被检举的分子有会计科长与科员10个，管理科科长及科员8个，总务处长3个，司务长4个，采办科长及科员8个，财政处长3人，总务厅长1人，局长3人，所长1人，厂长2人。共查出贪污公款2053.66元、棉花270斤、金戒指4个……贪污分子送法庭制裁的29人，开除公职的3人，包庇贪污与官僚主义者送法庭的1人，建议行政机关撤职改调工作的7人，给严重警告的2人，警告的4人。”
第三步，在苏区掀起群众性检举揭发运动，对有严重问题者，不论职务高低一律公审判决。1934年2月28日，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对于“二苏”大会基建工程处长左祥云等人贪污案、中央政府总务厅管理处贪污案进行判决，判处左祥云死刑，立即执行；判处前总务厅管理处长徐毅6年监禁；判处总务厅事务股长管永才、运输司务长刘兆山各半年监禁。3月25日，项英、董必武、何叔衡在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持召开了一次审判会。这是一次自反贪污浪费斗争以来规模最大、判刑最重、牵涉面最广的一次审判会，会场内人山人海。项英宣判说：于都县贪污案件特别多，几乎各级机关都有，贪污分子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至乡代表，贪污成为风气，大家不以为意。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壁强拿公款50元做私人生意；县委书记刘洪清带头拉股做生意谋利；军事部长刘仕祥等人，冒领总供给部发下的动员费410元；组织部长高兴赞拿公家保险金做生意；劳动部长贪污保险金；少共县委书记等贪污公款及群众捐助买飞机的100多元大吃大喝。全县查出贪污案件23件之多。为严肃法纪，判决熊仙壁监禁1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判处贪污首犯刘仕祥、刘天浩、李其芬死刑。审判会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特别法庭判决书第一号。这些审判伸张了正气，打击了邪恶，深受苏区人民的衷心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