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首届春晚总导演黄一鹤因病医治无效，于4月8日清晨在北京去世，享年85岁。
昨日，央视春晚微信公号发布文章《送别黄一鹤导演》，介绍了黄一鹤的主要生平，称其为央视春晚的“开创者”。迄今为止，再没有一位总导演能攒下这位开创者一样的口碑。只有一个黄一鹤，这跟他的才华、胆量有关，也跟那个时代有关。
调查
1983年春晚荣膺
新中国成立60周年百姓最喜爱春晚
2009年，有媒体进行了一个调查：新中国成立60周年百姓最喜爱春晚投票。投票结果是1983年首届春晚。当时接受采访时，黄一鹤表示自己很吃惊和疑惑，后来他这么理解：“中国的艺术工作，最根本的一条，就是 ‘为谁服务’。 1983年春晚做到了‘为人民服务’。”
黄一鹤曾这样评价春晚：“每到春节的时候，不管是火车、飞机，水上、陆上，都有一亿多中国人要赶回家团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么大的亲情号召力。如果不重视中国人这种亲情，春晚就没有立足之地。春晚应该让大家感到骨肉团圆，要让人民感到春晚是他们自己的晚会，而不单单是看演员美不美，穿得好看不好看。为什么1983年春晚人们都争先恐后地点播《乡恋》那首歌呢？因为那首歌传达了人们的亲情。如果一个晚会能把这种人心抓住，人们怎么会不喜欢呢？说穿了，春节晚会是人性真情的留恋。”
1983年执导首届春晚 竟不是“天将降大任”
成为中国首届春晚导演之前，黄一鹤自言：“之前没有什么翻天覆地的经历。”1949年，黄一鹤参军在解放军某文工团从事文艺工作。一年后，他就跟着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后来军一级文工团解散，黄一鹤转业到央视成为一名电视工作者。
黄一鹤与春晚的故事，也不是“天将降大任”的传奇，更像是顺其自然发生。其实，从1958年开始，央视（当时名称为北京电视台）每年都有联欢性质的春节晚会，不过那个时候为了防止“政治事故”，都是录播。1983年，台里的领导冒了很大的风险，决定办春晚。 按照轮换制，黄一鹤就这么成了第一届春晚的导演，他和春晚就这样彼此成就。
1983年春晚的故事，恐怕读者早已烂熟于心：没有钱搞录播晚会，黄一鹤只能拉着60人不到的队伍和五台摄像机搞现场直播；舍弃专业主持人，选用王景愚、刘晓庆、马季、姜昆主持晚会；晚会中，姜昆吃了“道具”烧鸡，于是马季“逼着”王景愚无实物表演；马季宣读群众来信，错将姜昆的家乡说成湖南，引出姜昆挑起扁担与李谷一唱起《刘海砍樵》；现场安装了4台热线电话，观众点什么，演员唱什么，合唱加独唱，李谷一一人唱了9首歌，姜昆当晚也连说了三段相声……
晚会直播结束后，也有故事，黄一鹤张罗着把参加演出的演职人员集中起来吃夜宵，一点人数，发现少了马季。 他跑回演播室，看到马季正对着热线电话表演单口相声。因为打电话的首钢工人说，“我刚才在值班，没看晚会，您得给我说一段”。
以上提到的每一项，都是央视春晚乃至中国电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在当年和现在都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以黄一鹤为代表的电视工作者却凭借过人的才华和勇气，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撕开”表达的口子。
1984年两岸一家亲 力保张明敏不惜摔电话
1984年春晚，同样是在“撕口子”。那年，黄一鹤由中英谈判想到了邀请港台演员回家过春节。在打给上级的报告中，有摘抄自《毛泽东选集》的语句“凡是有人群的地方，绝大多数都是好的，都是爱国的”，只为了证明：请港台演员是可行的。
张明敏当时是香港一家手表厂的工人，在业余歌唱比赛中得了冠军，但没有经过政审。为此，黄一鹤摔了当时的广电部部长吴冷西秘书的电话，摔完才“后怕”“会不会被扫地出门啊”。
1984年春晚的原则是“不喊一句政治口号，只讲鱼水之情，两岸一家亲”。张明敏不上春晚，就意味着晚会的“心”没了。时间已到了腊月廿七，为了保住春晚的“心”， 台长、副台长、黄一鹤和智囊团的人平均20分钟给领导们打一次电话，最后一通电话，足足打了四五十分钟，终于说动副部长向部长汇报。那一年，一首《我的中国心》深深地打动了亿万中国人，邀请港台演员也成为春晚惯例。
至于为了使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吃面条”既“突出政治”，又不陷于“生硬说教”，两位演员一招一式、一词一句，千锤百炼，反复推敲，家里排，招待所里改，大食堂里练……一个多月后，《吃面条》基本成形。为了检验效果，黄一鹤要求各界嘉宾审看节目。小品演到一半，马扎上没人了，大家捂着肚子，笑趴到了地上。“笑果”好得出奇，黄一鹤有开始担心，“这样的笑法，会不会被视为大毒草痛批一顿啊？”事后，黄一鹤回忆，“在那个岁月里，人们干一点破格的事，就要付出很沉重的代价。当时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
节目上还是不上，待定。事后，陈佩斯、朱时茂回忆除夕当天自己情绪低落，一直在幕布后边躲着，是黄一鹤找到了两人，拍板定下了“上！出了问题我负责”。由此，一个属于小品的时代拉开了序幕。
文/本报记者 祖薇 实习生 宋豆豆 统筹/满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