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法制日报记者 黄辉
简陋的房屋内，只有一张桌子、一个板凳和一张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旧址，至今仍保留着何叔衡当年在中央苏区工作的一间办公室。
何叔衡(1876-1935)，湖南省宁乡县人，先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部长、内务部代部长和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集检察、内务、审判大权于一身，可谓“肩负重担”。
近日，《法制日报》记者来到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启程地瑞金，通过走访叶坪、沙洲坝革命旧址，轻轻拂去珍贵史料上的岁月尘埃，披露被誉为红都“黑脸”的人民政权第一任“首席大法官”背后鲜为人知的政法故事。
设立控告箱收集举报线索
1931年，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成立不久，何叔衡就召集全体工作人员开会，发动大家分头下去摸底。他提出，“要从各级领导干部检察起，要从上层领导检察起。”
会后，何叔衡就率队出发了。据著名红色影视作家郭晨先生记载：“在瑞金农村的田间地头，常常可看到一个戴着眼镜、年纪约60岁的老同志迈着方步溜达。”
据了解，何叔衡白天和群众在田间地头边干边谈，晚上召集部分干部群众座谈，没几天功夫就掌握了很多材料。
不久，各路人马返回检察部，通过汇总整理，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县、区政府单靠行政命令去解决问题，有的甚至吞没公款、多吃多占、贪污腐化。
何叔衡认为，这些问题如不及时克服，将直接威胁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于是，他随即将这些情况向毛泽东、项英等领导汇报。
1932年2月1日，人民委员会召开第八次常务会议。会上，何叔衡提议，中央政府要立即对那些执行上级命令和国家法律疏忽懈怠的现象，对一些贪污腐化分子给予严厉打击。
提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接着，人民委员会发布第五号命令，指出：“这些工作的检查，刻不容缓。”
1933年夏季的一天，检察部收到一封匿名信，控告瑞金县苏维埃财政部贪污浪费、用公款大吃大喝的行为。
何叔衡亲率“轻骑队”(注：轻骑队成立于1932年7月，是共青团组织领导下的青年群众参与监督的一种方式)赶到瑞金县财政部，通过仔细调查，查出了瑞金县财政部的一系列问题：10-11月，多报灯油400多斤;9-11月，假造购纸收据441元;10月份，谎报房子搬迁伙食费1000多餐、开具假药单报账500余元、干部集体侵吞群众退还谷票及公款2830元。
在查出瑞金县财政部惊人的贪污浪费案后，何叔衡又一鼓作气，接连派出工作人员到瑞金县区乡进行调查，结果在壬田区就调查出六七件贪污案件。
对于的贪污腐化分子，何叔衡坚决依法严惩，绝不姑息。1933年12月28日，何叔衡依据《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和犯罪分子的犯罪事实，判处瑞金县苏维埃会计科科长唐仁达死刑，立即执行;判处瑞金县苏维埃财政部部长蓝文勋监禁10年，没收一切财产;判处杨连财监禁5年，退赔贪污款项。
据瑞金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曾石平介绍，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何叔衡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依靠人民群众开展检察工作，先后建立了由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信员及群众法庭四部分构成的群众性监察组织，配合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打击各种官僚主义和贪污浪费行为。
不仅如此，何叔衡还创造性地成立了控告局，并亲自设计了一种木质控告箱，摆放在各机关单位和街道路口，方便群众举报。“当时的控告采用取实名制，无名控告书一概不作处理。”曾石平说。
在反贪污浪费运动中，控告箱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央印刷厂、中央造币厂等大量贪污案件的线索，都是检察人员从群众投入控告箱的检举信中发现的。
时至今日，群众举报仍然是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重要线索来源。2009年6月22日，全国检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12309”，并开通了举报网站。
“就其功能和作用而言，其实就是当代的‘控告箱’。”曾石平认为，检察工作走群众路线，始于中央苏区的检察实践，是检察事业发展的革命法宝。
主张疑案从悬罪刑相适应
1932年2月19日，临时最高法庭成立，何叔衡被任命为临时最高法庭主审(即主席)。
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已在苏区开始逐步蔓延，一些省、县司法机关的干部产生了“宁左勿右”的思想，轻罪重判一度成为一种倾向。
“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何叔衡顶住了各种压力，他不顾个人得失，始终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纠正了大批的冤假错案。”红色文化研究专家、原瑞金法院研究室主任严帆告诉记者。
据了解，何叔衡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尽量做到对每一个案件都仔细审查，反复推敲，严格掌握量刑尺度，凡是材料不充分，量刑有偏颇，就不予批准，并给予纠正。“他主张疑案从悬，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决不轻易下判。”
1932年7月7日，何叔衡对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省字第二号”关于反革命温良、余远深等六犯并案分别判处一案作出批示：“余远深判处死刑暂时不能批准。因余远深一案的罪状不很明白，须把全部案卷详细报告前来才能批准。......余远深一案暂作悬案，待接到你们详细报告之后再作决定。”
同年10年14日，何叔衡在给会昌县苏维埃裁判部的指示信中说：“(省字)第二号判决书，主要的是些偷牛偷鱼的事，至于与反动土豪通信，到底通些什么信，产生什么影响，未曾证明，不能处死，需再搜查反革命证据，或发现反革命的新材料可以复审，不过主审人要改换。”
“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何叔衡审理案件严肃认真，重事实，重证据，严格依法办事。”严帆说，何叔衡非常重视司法程序，坚持罪刑相适应原则。
在坚持依法审判，重程序、重证据，绝不冤枉一个好人，绝不错杀一个人的同时，何叔衡又是一个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绝不放过一个坏人的“黑脸包公”，对于证据确凿、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何叔衡在定罪量刑上从不心慈手软。
1932年秋，瑞金县黄柏区干部群众联名揭发县委组织部部长陈景魁滥用职权，向群众索要财物，利用地痞流氓欺压群众等严重问题。何叔衡亲自带队前往调查，走访了几个乡村的群众，并设法找到了写检举信的同志，重新核实了有关情况。
大量的证据说明，陈景魁确实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并曾任“民团”团长。他在任瑞金县委组织部部长期间，利用职权，借肃反之机，诬陷杀害革命干部10余人，对上腐蚀拉拢，对流氓亲信重用，对军烈属进行打击报复，手段恶劣，罪行严重。
问题查清后，一些领导出来为陈景魁讲清，但何叔衡坚持原则，秉公执法，毫不犹豫地排除各种阻力，将陈景魁依法逮捕，通过公审最终依法判处其死刑。群众闻后无不拍手称快。
据介绍，何叔衡担任临时最高法庭主席期间，不仅亲自审理案件，而且非常重视对地方裁判部工作的指导监督，通过发布训令、指示信等方式，及时纠正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指导地方裁判部依法开展审判活动。
“这些批示、指示，涉及审判程序、法律文书规范、适用法律的解释等审判工作的各个方面，字里行间都洋溢着革命的热忱，体现出法律的严谨。”严帆认为，何叔衡细致入微、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推动了中央苏区审判工作的规范化建设，尽可能地减轻了“左”倾路线对苏区法制建设的危害。
在中央苏区期间，何叔衡先后主管检察、内务、司法、干部训练等工作，在党和政府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的第一任“首席大法官”，为苏区政权的稳定和我党早期的法制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何叔衡：“叔翁办事，可当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