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纵踪未曾闲，五岳游完鬓乍斑。却出长城万余里，东西南北尽天山

一首《出关作》，言语朴实却将作者洪亮吉的豪情万丈描绘的淋漓尽致，不知道的还以为洪亮吉雅兴颇高，在游玩三山五岳，其实不然，这是洪亮吉被朝廷贬黜、发配伊犁充军时做的一首诗。此情此景还能做到这般洒脱，也就洪亮吉了！

洪亮吉其人

是洪亮吉是江苏武进人，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士大夫之家，所以，从小就被灌输了“忠君爱国”的士大夫思想。他6岁时父亲去世，由此开始寄人篱下的艰辛生活，虽然是在外婆家，但是“食淡衣粗，视同佣保”，即便如此，他的母亲依然要求他刻苦读书，希望有朝一日他可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在母亲的约束下，洪亮吉从来不敢懈怠，小小年纪就能诗善对，闻名乡里

然而命运就像在和他开玩笑似的，他多次科考都名落孙山，生活过的更为窘迫，后来不得不靠着给人教书、写文章谋生。在此期间，他认识了一批博学多才的士子，像黄景仁、孙星衍、法式善等人，并在这些人的推荐下，先后到安徽学政朱筠、陕西巡抚毕沅等幕府做了幕僚。

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王伦起义失败后，席卷川、陕、鄂等地的白莲教起义震惊全国，尤其是打出的“官逼民反”旗号，不但招徕了更多农民的加入，也深深触动着士子文人们的思想，使他们开始对朝政产生不满

乾隆五十五年，洪亮吉以一甲第二名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编纂官，后来还担任过顺天乡试同考官、贵州学政等职务。嘉庆元年，被调上书房行走。

如果洪亮吉能就此安分下来，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虽谈不上前途光明，但衣食无忧还是可以保障的。然而，小时候的经历让他体会到民间疾苦，白莲教起义让他看清了朝廷的弊政，再加上读书人的迂腐和执拗，这些时刻都在刺激着洪亮吉那颗不本分的心。恰在此时，嘉庆皇帝又给了他一个“师出有名”的天赐良机

嘉庆“求诏书”

乾隆去世后，嘉庆亲政，为了改变乾隆晚期遗留下来的弊端，他迅速出手扳倒了和珅。乾隆时期，和珅总揽朝政，欺上瞒下，甚至随意克扣奏折，使民怨民生不能如实上达天庭，也使奏折制度名存实亡。为了扭转这个势头，嘉庆扳倒和珅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下诏求言：

俱颁诏旨求言。盖以九州之大，居民之众，机务至繁，兼听则明，偏听则弊。若仅以一二人之言，即使出于至公，不能周知天下之务，况未尽公也......是以圣德如皇祖皇考践祚之初，即以求言为当急......特此通榆，凡九卿科道俾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封章密奏

（《嘉庆上谕档》）

这封“求诏书”就像一针兴奋剂，让那些从来不敢言政的士大夫们欣喜不已，纷纷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他们用朱笔写下了对时局的看法和对朝廷的建议。洪亮吉也不甘落后，将他的谏言递交成亲王转奏，其中写到：

人才至今日消磨殆尽矣。数十年来，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由所遭者，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以定衣钵相承牢结而不可解……士大夫渐不顾廉耻

（《迄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报言时政启》）

可以说，洪亮吉的观点直中当时弊政的要害，字字符实、句句得体，更表现出一个士大夫忧国忧民的思想，就这个出发点而言，即使不被朝廷采纳，也断不会遭到打压，可洪亮吉在后文中的指责却有点“冒犯天威”：

自古以来，虽尧舜之主，亦必询四岳，询群牧。盖恐人之聪明有限，必博收众才，庶可无失事。而今，裁不过一二显要，仍不免一偏之见，一面之词

意思就是说即使尧舜也会听从众人建议，但是如今朝廷采纳建议的人无非是军机大臣、大学士、九卿会议，这很短浅，而且他指责嘉庆皇帝“视朝稍晏”以至于“俳优近习之人，荧惑圣听者不少”，这样，他就把朝廷某些弊政的原因给归咎到嘉庆帝身上。

在上完这个折子之后，洪亮吉已经做好罢官受惩的准备，并与知交告别，“同人皆惧叵测”。大家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因为清朝刚刚经过“文字狱”的“洗礼”，士子们目睹了太多的“莫须有”，更何况如今洪亮吉矛头所指之人正是皇帝，一念之间就能让你阴阳相隔；而事实也证明了其他人的担忧，嘉庆帝看完奏折勃然大怒，认为洪亮吉“其言皆无实据，且语无伦次”，将他革职，交军机处会同刑部严审。看到皇帝这个强硬态度，那些官员很快就给洪亮吉安置了“大不敬”的罪名，拟斩立决。嘉庆帝为彰显仁慈，免予死刑，将洪亮吉发配伊犁。

洪亮吉在发配途中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诗作，像《安西道中》、《天山歌》、《行至头台雪益甚》、《伊犁记事诗四十二首》等，开头的那篇《出关作》也是这时所写

成就

洪亮吉在当时颇具影响力，并不单单是因为他的上谏和诗作，他在反对迷信和审视人口问题上的观点也引领了当时的一股潮流

一：反对迷信

洪亮吉在历史上也被称为“哲学家”，当时“哲学”的定义很狭隘，指的就是反对唯心主义有神论

“盛世”晚期，在乾隆的推崇下，不少官僚和士大夫“皆惑于因果，遁入虚空，以疏食为家规，以谈禅为国政”，甚至还出现了“出则官服，入则僧衣”的可笑情景。洪亮吉针对这种现象明确指出，山川、社稷、雷电等皆是自然现象，更无神鬼之说。他在流放伊犁惠远时，还专门住进一间“鬼屋”，以此来释怀当地人对神鬼的推崇。他认为神鬼之说不过是“托其名以示神，假其号以求食”；

另外他还反对“天命论”，他认为人的生死都是一种规律，根本没有“轮回”、“报应”，“天命”之说也只不过是“圣人为中材一下之人立训耳”，这些说辞的目的都是为了控制人们的思想；

洪亮吉在哲学思想上的另外一个重大进步就是反对“目的论”，在他看来，万物皆是平等，没有“天生百物专以养人”一说，他认为自然界所有百物、包括植物都不是天生“乐为人食”；

现在看洪亮吉的思想可能没什么特别之处，那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同，我们早就接受了唯物主义论点，但是在当时，这种观点却十分“超前”，即使在欧洲，“目的论”依然“统治了19世纪的上半叶”，甚至到了19世纪末，很多学校还在传授这个僵死的自然观

严格来讲，洪亮吉抛出“无神论”的时候就已经很难被朝廷所接纳，因为皇帝麻痹人们思想时总是以“天子”自居，寓意就是上天安排的，让人们心安理得地接受这样的安排，强调的就是“神”的存在；包括满清后期的太平天国，它发展之初不也是动不动就来个“天父上身”来迷惑众人吗？这都说明当时人们迷信思想非常强烈，而洪亮吉却要打破这个平衡，所以，他势必会遭到排挤和打压，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二：人口问题

乾隆六年，统计的人口数字也只有一亿四千三百四十万人，而到了乾隆六十年，这个数字就达到了三亿，增长了一亿五千多万。什么概念？乾隆朝用54年的时间就赶超了数千年的积累。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反而认为这是“盛世”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大加歌颂。白莲教大起义是怎么发生的？就是因为人口数量剧增打破了与土地、粮食之间的平衡，没有田地的百姓不得不将目光转向荒无人烟的山岭地区，如果恰好出现几个有心人，利用宗教思想进行煽动，想不乱都难。

目睹了白莲教之乱的洪亮吉对人口增长的忧患比任何人都强烈，他说：一人之居供以百人、一人之食供以百人，“此吾所以为治民之虑也”！还是那句话，如果他单单是提出了这个忧虑未尝不可，但是他却以此为切入点，对贵族、地主阶级进行了批判，他指责贵族、豪绅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一人居百人屋，一户占百人田”，造成的影响就是百姓流离失所；他还指出，“一家饥寒，忧及邻里；四民饥寒，忧及社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移民、垦荒等建议，可惜，他的这种忧虑并没有得到朝廷的认同

“反神论”得罪了皇帝，人口问题又牵扯到了贵族乡绅，洪亮吉几乎得罪了所有能向朝廷谏言的人，连条“后路”都没有给自己留，所以，他的结局也就不难想象

赦免

洪亮吉被发配伊犁后，以山水为乐，倒也自在。十个月后，嘉庆帝发现自从把洪亮吉发配充军后，进谏之人越来越少，本来大力改革的奏折制度又陷入乾隆晚期的死循环，为了广开言路，他借故赦免了洪亮吉的“不敬之罪”，但是却也不再录用，而是让其返回原籍，并指示江苏巡抚留心察看、严加管制，还限制出境。

洪亮吉从新疆回到家乡后，意志消沉，一度闭门不出，但是忧国忧民的思想却从未消失，他挥笔写下“上愁国计虚，下苦民俗偷”，这也是一个士大夫对国家真挚情感的真实写照；除此之外，他还始终关注着国家的安危，1808年7月，英国侵略者侵占澳门时，他写下我“一卷先成救世方，属国舟船归海道”的诗句。不幸的是，没多久，他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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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的士大夫就被钉在了“忠君爱国”的耻辱架上，哪怕皇帝昏庸无道、甚至导致亡国，做臣子的也不能有丝毫怨言，而且还得遵守“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荒诞传统，这是时代的悲哀，也是士大夫的悲哀

洪亮吉具备了所有优秀士大夫所要具备的一切：学识、忠君、爱国、忧民、谏言等等，就“士大夫”这个称号而言，他是合格的，但是士大夫的通病他也集于一身，迂腐和理想化无疑是最大的特征。他只凭嘉庆皇帝的一纸“求诏书”就误以为又将迎来一番“中兴之治”，可他忽略当时所处的环境，那只是嘉庆帝登基之初为了稳定朝局而采取的政治手段罢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清弊政的受益人群错综复杂，又岂是士大夫们的三言两语所能扭转？

遗憾的是，洪亮吉看不到这一点，直言上谏却反受其害，我们真的不知该赞誉他的执着，还是批判他的幼稚。从最初的亢奋到最终的沉沦，洪亮吉在见证满清由盛转衰的过程中，也书写了一个士大夫的无奈和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