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遇春
我是秦人，自幼即爱秦音。
这里所谓的秦音，即众口所说之秦腔。
对于秦腔的爱好，虽然没有到痴迷的程度；但是，闲来无事，听它、学它，倒可以说是我人生之中的一大日常必备之事。
要说秦腔可以为乐，对我，倒是不尽然；但是，秦腔在我，可以解忧，确是亲身经验。
关于秦腔的种种、关于秦腔与我的诸端，在其他文字中，我已多有提及。
今天，不说我看秦腔、不写我思秦腔。
本文，说一说清代的人是如何看待秦腔、如何记述秦腔的。
本文出自清人李岳瑞的笔记《悔逸斋笔乘》中《孙渊如、洪北江嗜秦音》一节。
清朝时，中国的曲歌，以徽腔与秦腔为两大宗。
所谓徽腔，即徽调，既是徽剧的旧称，亦指徽剧所用的腔调。徽腔主要为吹腔、高拨子和二黄；后也用西皮、高腔、昆腔等。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乾隆 （公元1736年～公元1795年）、 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嘉庆（公元1796年～公元1820年）年间，徽班进京演出之后，徽腔对京剧腔调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光绪（公元1875年～公元1908年）年间的举人徐珂在其《清稗类钞·戏剧·徽调戏》：“ 程长庚 亦挟技入都，於是始有徽调。”
说到徽腔，重点介绍一下二黄。
作为戏曲唱腔的二黄，一般而言，都说是来自安徽，形成于鄂东与安徽毗邻地区。在京剧、汉剧、徽剧等剧种里，二黄都同西皮腔调并用，合称“皮黄”。在湘剧、桂剧等剧种里，二黄又称“南路”，同西皮称“北路”相对，或合称“南北路”。在皮黄中，二黄凝重，西皮明朗。清代初期，西皮是汉调的主要唱腔，二黄是徽调的主要唱腔。清中叶，西皮、二黄开始合流。至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道光（公元1821年～公元1850年）年间，徽、汉二调在北京成为京剧的基本唱腔。
不过，二黄调名的来由，秦人也有其说，道是，二黄是陕南地区仅次于南路秦腔（即汉调桄桄）的大型剧种。音乐唱腔，与皮黄系统各剧种基本相同，以“西皮”和“二黄”两种声腔为主干，帮与京剧接近。其二黄由来，在陕西省有各种说法，皆与湖北“黄岗”说、江西“宜黄”说、安徽“石牌”说不合，而与陕西直接关系。据安康汉调艺人世代流传，都说二黄是在本地土调“黄腔”基础上受南北曲与兄弟剧种的影响发展演变而成。而所谓“黄腔”，在陕南三共本属“出格”、“变调”之意。如此，则“二黄”也许是西秦腔在陕西的“变调”之意。在汉水流域，旧有“一清二黄三月（两湖写作“越”）调，梆子跟上胡吵闹“之说。二黄名称或与此相应。至于有人写“黄”为“簧”，是否因原来曾用笛和唢呐伴奏，尚待查考决定。清代咸阳刘古愚、蒲城张东白、民国时富平王绍猷、乾县范紫东等前代学人，相继考察，同谓二黄乃“秦声吹腔古调新声”。这种说法是有它的道理的。它与“西皮调”东传的时间，虽然有先有后，但其渊源则同属早期“陇东调”、“西秦腔”在江汉流域的分支，与现称的梆子秦腔同源异流，以致在清朝中叶秦腔艺人、汉调艺人与微调艺人先后同台，才成为可能，也因此进一步丰富发展了这一剧种。
说完徽调，再看秦腔。
所谓的秦腔，就是梆子。这里的“梆子”，其实就是梆子腔。
梆子腔是对一种戏曲声腔系统的总称。它源出于山西、陕西交界处的“山陕梆子”，特点为唱腔高亢激越，以木梆击节。然后，它向东、向南发展，在不同地区形成不同形式的梆子腔，如山西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山东梆子、江苏梆子（豫剧的徐州称呼）等。
秦腔，中国西北最古老的戏剧之一。起于西周；源于西府（核心地区是陕西省宝鸡市的岐山（西岐）与凤翔（雍城））；成熟于秦。又称乱弹，流行于中国西北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其中以宝鸡的西府秦腔口音最为古老，保留了较多古老发音。又因其以枣木梆子为击节乐器，所以又叫“梆子腔”，俗称“桄桄子”（因为梆击节时发出“桄桄”声）。
因为徽腔和秦腔各有特色，所以，在清朝时，这两个剧种的受众也有很大的不同。
演绎徽腔的徽剧，其主要观众为士大夫阶层。
以秦音见长的秦腔，则为普通民众所喜闻乐见。
而且，那个时候，贩夫、走卒、妇人、孺子等，这一阶层的人群中，几乎没有不喜欢秦腔的。
清朝早期，秦腔只盛行于中国的北方。
到清朝末期，秦腔在长江以南也已经是很普通的曲歌、很普遍的存在了。
那些不喜欢秦腔的人，对秦腔的评价是：
急微噍杀。
意即其唱腔中声音急促、不舒缓。
并且批评秦腔说是，这是北方边鄙地区的杀伐之声。
自古及今，评论乐曲，都主张并信奉“亡国之音哀以思”一说。
清末，很多人坚持认为，秦腔的曲调，以及它在清末的流行，就是对“亡国之音哀以思”最好的说明。
“亡国之音哀以思”一语，出自《礼记·乐记》：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大意如下：
一切音乐都产生于人的内心。情感在心中激荡，便会通过声音表现出来。声音组合成有节奏的旋律，就成为音乐。所以说，太平盛世的音乐，安详而快乐，这是政治宽和的表现；乱离时代的音乐，哀怨而愤怒，这是政治乖谬的表现。音乐的道理，与政治是相通的。
就是因为不喜欢、甚至是厌恶秦腔，清末，一些人认为秦腔就是“亡国之音哀以思”的明证。这种论调一起，以至于很多人都开始对秦腔抱持了非常负面的态度。
但是，仔细思索，一切又似乎并非随风倒者所能真切体会。
其实，秦腔在清代的兴起，还远在徽剧以前。
清高宗乾隆（公元1736年～公元1796年）中叶，秦腔就已经在京师之中非常昌盛了。
孙渊如（星衍）、洪北江（亮吉）两位大家，都对秦腔十分酷爱。
笔记《悔逸斋笔乘》的作者清人李岳瑞曾经在京师厂肆的一家书店中，见到过一个小册子，提名做《秦云小谱》（因为撰写笔记时，已经是二十三年以后的事情了，所以，笔记作者多此明并不十分确定）。
这本小册子中所记载的，全都是毕秋帆（沅）在陕西任巡抚期间，当时比较精妙绝伦的伶人的小传，这里面多记述的伶人，全都擅长秦腔。
这本小册子里，还记载了孙渊如（星衍）、洪北江（亮吉）两位先生的言辞，说是：
“中国所有的曲歌，比较高雅的，也仅仅能够合上商音的音节、旋律。”
所谓商音，就是指旋律以商调为主音的乐声，其声多悲凉哀怨。
“中国的曲歌之中，偶尔有那么一、二节能够合上宫音的音节、旋律的，可惜的是，就其全篇而言，则无法称之为宫音。”
所谓宫音，就是指旋律以宫调为主音的乐声，其声正方而好义。
“只有秦地的梆子（秦腔为梆子腔，前文又述），演剧者无论生、旦、净、末，只要一开口，就是黄钟大吕，合于中音的音节、旋律。”
黄钟，我国古代音韵十二律中六种阳律的第一律。
大吕，六种阴律的第一律。黄钟声调最宏大响亮。
后多以“黄钟大吕”形容音乐或言辞庄严、正大、高妙、和谐。
“并且，秦腔之中，没有一个字会混人商音、徵音。之所以如此，猜想是天籁自然所致，不是人力所能强行达到的。”
商音，五音之一，亦指旋律以商调为主音的乐声，其声悲凉哀怨。
徵音，五音之一，亦指旋律以徵调为主音的乐声，其声高亢磅礴。
因为要把国运的兴亡和乐曲的盛衰联系起来，所以，有人还说：昆曲在明朝末年十分繁盛的理由就在于昆曲预示着明朝的衰亡。
昆曲的特点是：
清丽悲切、凄美婉转。
听了昆曲之后，触情动心处常常让人为之泪下。
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拿此时昆曲的兴盛与明王朝的江山日暮连接，还是满符合实情的。
等到清朝乾隆中叶的时候，其时，清王朝的气运鼎盛。这个时候，人心安乐，生活和顺，表现在音乐旋律上，就是秦腔的兴盛。
秦腔雍容圆厚的特色，正是天下大治时，规谏的音声。
虽然实况大约如此，但是，要把这话和清朝末期的人说起来，就像是拿南极对北极，反差会非常大。
笔记作者李岳瑞说，自己不懂得音律，而且，虽然自己就是秦人，但是，却非常不喜欢听梆子。
就其观察思索，清末一些人对秦腔的论述，也不过是牵强攀扯之语罢了，也不见得就有真见识。
不知这世界上真的有万宝常这个人吗？
如果真有，笔记作者真相拜望他一番。
（文中音乐方面的知识，我很贫乏，就只能按照自己浅显的理解书写了。有不对的地方，还请方家批评教正。）
文中相关资料补充。
孙星衍。
孙星衍（公元1753年～公元1818年），字伯渊、渊如，阳湖县（今常州市区）人。生于观子巷（今和平南路），后迁居双桂坊。清高宗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殿试榜眼，历任翰林院编修、刑部主事。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再升刑部郎中。后任道台、署理按察使等职，清廉有政声。清仁宗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任代山东布政使时，称病告假回乡；三年后，客居扬州，参与校刊《全唐文》；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主持南京钟山书院。先后主讲泰州安定书院、绍兴书院、杭州诂经精舍等书院，乐育英才；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66岁，病逝。生平钻研经史文学音训之学，旁及诸子百家。精于金石碑版,工篆隶书，尤精校勘，辑刊《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堪称善本。勤于著述，积30多年之功，集古今各经学家成就，刊成《尚书古今文注疏》，标志清代古文经学达到高峰，孙星衍因此成为乾嘉学派（古文经学派）的重要人物。还著有《周易集解》、《寰宇访碑录》、《孙氏家藏书目录内外篇》、《芳茂山人诗录》等多种文集。
洪亮吉。
洪亮吉，先世祖籍安徽歙县洪坑，三十七世洪璟曾任山西大同知府，其子洪公采为洪亮吉的祖父，入赘于常州赵氏，娶康熙四十八年状元赵熊诏之女为妻，从此定居常州。洪亮吉生于清高宗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九月三日（10月17日），卒于清仁宗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五月十二日（6月24日）。自幼丧父，刻苦读书，以词章考据闻名，尤其擅长舆地。与同里黄景仁、孙星衍友善，并得袁枚、蒋士铨的赏识。屡试不中，先后充安徽学政朱筠、陕西巡抚毕沅等幕府。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44岁时终于以一甲第二名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编纂官。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担任顺天府乡试同考官。后督贵州学政，任内为贵州各府书院购置经、史、《通典》、《文选》等方面图书，提高了贵州学术水平。嘉庆元年（公元1795年）回京供职，入直上书房，教授皇曾孙奕纯读书。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以征邪教疏为题考试翰林和詹事，洪亮吉著文，力陈内外弊政数千言，为时所忌，以弟丧辞职回乡。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为大学士朱圭起用，参与编修《高宗实录》；同年，上书《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触怒嘉庆帝，下狱并定死罪；后改为流放伊犁；百日之后，即被释放回籍。从此家居撰述至终。
毕沅。
毕沅（公元1730年～公元1797年）清代官员、学者。字纕蘅，亦字秋帆，因从沈德潜学于灵岩山，自号灵岩山人。江苏镇洋（今江苏太仓）人。清高宗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进士，廷试第一，状元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内阁中书，军机处章京，修撰，侍读，甘肃巩秦阶道，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河南巡抚，湖广总督等。清仁宗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赏轻车都尉世袭。病逝后，赠太子太保，赐祭葬。死后二年，因案牵连，被抄家，革世职。经史小学金石地理之学，无所不通，续司马光书，成《续资治通鉴》，又有《传经表》、《经典辨正》、《灵岩山人诗文集》等。
万宝常。
万宝常（生年不详～约公元595年），隋代音乐家，江南人。其父大通曾从梁朝部将归附北齐，后图谋逃返江南，事情泄露被杀；因株连获罪，配充乐户，成为乐工。万宝常是一位音乐奇才，一次，与人吃饭，论及音乐，没有乐器，就随手持箸，在几个食器上敲起来，居然诸音俱备，颇为动听。当他提出八十四调理论时，有人哂笑他，以为是纸上谈兵式的谬论，他却能自如地在实践中运用这一理论，出手成曲，令人赞叹不已。还有一次，听宫中奏乐后，忍不住泪如雨下，说：“声音如此尖历悲哀，天下人将互相残杀矣。”时值盛世，众人皆以为是胡言，大业末年，天下群雄并起，果大乱。
（全文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