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99年，按照年号来说是嘉庆三年，但是我们更愿意称它为乾隆六十三年，因为这个时候大清帝国的权力还牢牢把握在太上皇乾隆的手中。

这一年的正月初三，北京城还沉浸在过年的喜庆之中，许多人正享受着康乾盛世所带来的所谓歌舞升平。谁也未曾想到，从除夕之夜开始响彻云霄的爆竹声，竟成为替乾隆送行的前奏。

这天傍晚，等候清廷接见并给予赏赐的朝鲜、暹罗等国的使臣，等来的是用来制作丧服的白布，这一切都暗示着这位虚岁八十九岁的太上皇已经龙驭宾天了。

乾隆留给的他儿子嘉庆和整个大清国民的遗产有两个，一个是早已经严重腐化的官僚体系，另一个是声势浩荡的民间反抗势力——白莲教。

白莲教起源于元朝末年，本是民间兴起的一种社团，虽然信仰佛教，但却为佛教其他宗派所不容。可是白莲教借助弥勒佛降世临凡拯救世人于水火之中的说法，用来拉拢盘桓于苦难之中的底层百姓却是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在明灭元的过程中，白莲教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朱元璋取得政权之后，开始对白莲教赶尽杀绝。尽管明代禁止民间信奉白莲教，可是白莲教一直在民间秘密活动，朝廷中时不时传来白莲教造反的消息，终于未成气候。

明清鼎革之后，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白莲教突然失去了消息，直到乾隆三十九年，白莲教冒了出来，谁知道这一次冒头，几乎动摇了清朝的根基。

老年人喜欢清静，皇帝不是圣人，自然也不能例外。乾隆越是到了晚年，越是不喜欢听到国家出现动乱的消息，而那些阿谀奉承臣，投其所好，将所有关于白莲教的消息一律封锁，进程给皇帝都是歌功颂德的奏章。

可是想要瞒住一件事太难了，在乾隆八十岁的时候，他听传闻说白莲教已经聚众闹事多年，经过核查之后，发现事情确实如此。乾隆龙颜大怒，并下令对这帮匪徒赶尽杀绝。

这个命令一下，乐坏了他手下的那些官员，这些官员贪污腐化不说，在征剿白莲教过程中屠杀无辜百姓冒功，一面是银子越拨越多，一面是匪徒越剿越多。就在乾隆死前的三年里，剿匪的开销总共达到七千多万两白银。

这是个什么概念？大约是大清政府一年的收入。

下面官员忙活着剿匪，朝廷内也没有闲着，1798年，嘉庆在乾隆的授意下，给翰林和詹士的考试中出了一篇名为《征邪教疏》的考题。

结果当然不会有什么建设性建议，不过是称颂太上皇和皇帝的文功武德。

唯有一份卷子，在称颂功德的幌子下，说了一些可以平定叛乱的理由。

卷子的作者深刻分析了白莲教能够声势浩荡的原因：

白莲教的大部分人都是平民，这些平民和那些没有参与造反的平民没有什么两样。而之所以有的人参与了造反，不是因为白莲教多么的具有煽动性，是因为他们就算不造反最后也会被官府逼死。

那些官员们借着打击邪教之名，横征暴敛，为满足一己私利，将平民逼成了盗匪。想要平定邪教的叛乱，首先要从惩罚官吏做起，贪污腐化的官吏革除之后，白莲教自然会不攻自破。

这种观点，不过是说出了当时所有官吏知道却不敢说出的话，这样的话，无疑会戳穿了太上皇一手缔造的太平盛世，同时也会断送官员自己的前程。

说完了这番实话之后，这名官员就离开了京师辞官回家。

这个人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主人公洪亮吉。

洪亮吉出生于常州，家境贫寒，父亲洪翘早逝，他的母亲为了供洪亮吉念书，只能靠针织来维持生计。做官之后的洪亮吉在回顾自己早年家庭境遇的时候，不无感慨的写道：“夜寒窗隙雨凄凄，长短灯檠焰欲迷，分半纺织分半读，与娘同听五更鸡。”

虽然刻苦读书，洪亮吉却是屡试不中，只要给人当幕僚，他先后在安徽学政朱筠、陕西巡抚毕沅等处谋生。

乾隆四十一年，洪亮吉闻母病重，急赶回家，尽管他心急如焚，也未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因悲伤过度，奔丧途中落水。此后每逢母亲忌日，洪亮吉在这一天绝食来怀念母亲，一直到他自己去世。

在他四十四岁的那年，他终于考中了进士，被授予翰林院修编一职，中举之后不久，又奉命行走南书房，陪着皇子读书，由于仗义直言，在《征邪教疏》说了不该说的，回家修养一年，乾隆死后，他又官复原职了。

老皇帝死了，新皇帝虽然已经在位三年，可是连权力的毫毛都没有摸到，自己终于亲政了，无论是出于真心还是为了应付一下，都要做出一点新皇帝新气象的样子出来。

于是嘉庆广开言路，招纳敢于直言之人。

洪亮吉官复原职之后，就听到了这个消息，他知道，这当然是皇帝的表面文章，敷衍一下就过去了，可是他偏不。

他重返翰林院之后，成为修纂乾隆皇帝高宗实录的几个翰林之一。他能够得到这个职位并非偶然，早年没有走上仕途的时候，他就曾参与了毕沅《续资治通鉴》的编纂，可以说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但是在高宗实录的初稿完成后，他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在稿子中看到的社会问题远远比自己见到的多。

仗义执言的老毛病又犯了。

开始的时候，因为前面有被迫辞官回家的教训，他还在纠结自己该不该说心里话。这种纠结一直挂在他的脸上，表现为他的行为上。

他每天闷闷不乐，寝食难安，有时候不知道想起了什么，突然脚步匆匆，不管是在翰林院还是在大街上都是如此。

终于他受不了，有一天同事们正在安安静静的修书，他跳起来大叫：“我一定要仗义执言，否则就是辜负了皇恩了。”

郁结于胸中的苦闷终于在化成文字之后得到了排解，而且为了能够让自己的上书更加稳妥的送到皇帝手中，他一次性写了三份同样的奏章，分别给三位大臣。

三份奏章，两份被扣下，只有皇帝的兄弟成亲王认为洪亮吉是为了他们家好，才把奏章呈递给了皇帝嘉庆。

这份奏章语言尖锐，句子咄咄逼人，就算是给同等级的人看，心中也会不高兴，何况是万人之上的一国之君？

奏章的一开头，他就质问皇帝：你说你心中非常着急天下得不到治理，天下百姓渴望社会得到治理的心也是非常迫切，那为什么看不到社会有一丁点的转变呢？

洪亮吉矛头不仅指向了皇帝，还指向了才过世不久的太上皇。太上皇留下的烂摊子，到了皇帝你的手中，你多次承诺想要改革，结果呢？不仅改革拖了这么久，还伤害了天下百姓的心。

洪亮吉不是那种抛出一个结论不做任何说明的民科，他梳理了在办理和珅案子的时候，皇帝是多么的犹豫和武断，还指出和珅虽然轰然倒塌，可是他的党羽还在，如果这些党羽有一天集结起来，将会是令一个和珅集团。

接着，他的情绪似乎得不到控制，连续发出一连串的问题，每一个问题就能把嘉庆活活气死。

“你在用人方面说改你改了吗？”

“现在世风日下，人们道德越来越没有底线，这件事你不该负责吗？”

“有功者赏赐，有罪者惩罚，你真的做到了吗？”

“说好的广开言路呢？还不是被活活堵死了”

······

每当提出一个问题，后面加一个或者几个说明，而且攻击的都是朝廷上有名有姓的人物。

当然，洪亮吉并非是逞口舌之快者，也并非夸夸其谈者，胸中虽有千言，笔下实无一策。他说了这么多，自然在奏章的后半部分提出了他的意见。

第一，广开言路不要做表面工程，应该落实到实处，解决问题的时候集思广益，不能皇帝一个人独断专行。

第二，以法治国，否则，一个人的喜怒哀乐都会成为判决一个案件的关键，长此以往，官僚集团只会越来越腐化。

第三，改革并非是没事找事，而是让大清更好的发展，有的人示改革为魔障，这是不对的。

有限于时代背景，洪亮吉的思想还有“忠君爱国”的传统观念，但是某些意见已经超越了当时中央集权下的思想压抑。

洪亮吉痛快了之后，轮到嘉庆痛快了。

嘉庆皇帝看到这份奏章，勃然大怒，立即下令逮捕洪亮吉，然后交付三法司知罪，同时又命令不能用严刑对待洪亮吉。

嘉庆不准对洪亮吉用刑并非是因为他认为洪亮吉的勇气可嘉，而是害怕这件事最后牵扯出自家人，也就是他的兄弟成亲王。

如果追究下去，可能自己的兄弟都保不住命了。可是自己的兄弟如此对自己，也是应该惩罚。当时的成亲王刚刚进入军机处不久，伴随着洪亮吉事件，随即免去了军机大臣的职位。

事后，嘉庆冷静之后，发现洪亮吉的奏章也有它的道理，就将他发配到了伊犁。

洪亮吉搭配到伊犁和苏轼贬谪到海南，都是相同的用意，就是让他们自生自灭。伊犁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之西，流放到这里，相当于不是死刑的死刑。

洪亮吉的判决下来之后，他便动身赶赴万里之外的伊犁了。谁都未曾想到，他上书的消息传到了民间，人们百姓都想目睹这位敢于直言的大臣的容颜，于是本该是一场悲剧，在离别的时候，却上演了一幕喜剧。

嘉庆听说人们欢送洪亮吉之后，心中真是五味陈杂。这个时候伊犁将军保宁听说洪亮吉要到他的地盘，为了谄媚主上，写了一封密折给嘉庆，告诉嘉庆一定让洪亮吉不得好死。

嘉庆一看保宁的密折，正好没有地方撒气，对保宁一顿训斥。可能是嘉庆批阅保宁折子的时候情绪太大，让保宁会意错了，不仅没有折磨洪亮吉，反而将洪亮吉捧为上宾。

本来上书给嘉庆，洪亮吉已经最好了被杀头的准备，居然捡回了一条命，后来发配伊犁，也想着十去九不回，哪成想伊犁的生活比在京城当翰林还舒服千倍万倍。

洪亮吉每天饮酒赋诗，保宁为了讨好嘉庆，对洪亮吉更是百般爱护，无忧无虑的生活，洪亮吉是否也在想，这样下去该多好？

乾隆曾经定下规矩，发配伊犁的官员想要获得赦免，至少要三年，三年是最低期限，能不能赦免还要看皇帝的心情。

洪亮吉已经做好了在这里安度晚年的打算，如果这一打算不能达成，起码也是舒服三年。

哪知命运就是这样离奇，现实总是与愿望背道而驰，就在洪亮吉到达伊犁百天之后，突然接到圣旨：你得到赦免了，可以回到中原了。

这件事不仅让洪亮吉惊掉了下巴，也让史官在记录的时候感慨了一番：自从我大清开国以来，官员能够得到赦免的，从来没有像洪亮吉这么迅速的。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原来是天灾救了他。

前脚洪亮吉到了伊犁，没过两个月，北京就发生了大旱。这次旱灾，轮到嘉庆寝食难安了。

传统的说法认为，上天会根据皇帝的行为对人间进行嘉奖或者警示。如果某年风调雨顺，百姓富乐安康，那么这个皇帝就是非常的合格，相反，如果某位皇帝在位期间，导致了水灾、旱灾或者蝗虫等灾祸，那就是这个皇帝失德。

这场旱灾让嘉庆尤为恐惧，他开始反思自己当政之后的措施，翻过来调过去，如果是有一件事情自己做错了，那么就是洪亮吉。

接着他下了罪己诏，然后赦免了洪亮吉。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依然是要面子的：洪亮吉的奏章非常对，但是言语过激，没能顾忌到皇帝威严。

这是表面上的陈词，实际上嘉庆惩罚洪亮吉，是他的性格所致。长期生活在乾隆的威严之下，嘉庆养成了一种猜忌和多疑的性格：这么做会不会惹父皇生气，那样做父皇会不会喜欢？

长此以往，一个人多半都会扭曲。对待和珅的案子如此，对待洪亮吉也是如此。愤怒之后，想要杀死洪亮吉，后来冷静又改判流放，天降大灾 ，又赦免了洪亮吉。

事情就是这样神奇，嘉庆罪己诏之后，天就降下甘露。嘉庆自己非常得意，并且诗兴大发，用诗纪念自己对待上天的坦诚。

洪亮吉获赦之后，不再做官，除了著述之外，就是游山玩水，饮酒狎妓，同时对于时局怎么样，他绝口不提一个字，直到老去。

比洪亮吉稍微晚些时候的龚自珍曾有著名的两句诗：“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就是对洪亮吉的感慨。

洪亮吉的悲剧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后来龚自珍和他走上了同样的道路绝非偶然。

1809年，六十三岁的洪亮吉走完他的一生。从他四十四岁走入官场，呼吁改革开始，到他五十五岁心灰意冷隐山林，他活跃的时间不多十几年。

十几年他一直是翰林编修，官位低下，人微言轻，却在天朝美梦中最先醒来，他没能看到外面的世界，也没有机会了解到外面的世界，可是却敏感的体会到了社会需要变革，对于整个国家来说，他的存在是幸运的；对于他个人来说，却是极其不幸，因为他被他要改革的时代堙没最后吞噬。

风雨飘摇的大清江山的统治者们，要到洪亮吉死后几十年才能够在睡梦中苏醒，可惜那个时候这个老大帝国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