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其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他在政治思想方面最著名的著作是通篇洋溢着民本思想光辉的《明夷待访录》。习近平同志在给“黄宗羲民本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的贺信中说黄宗羲“所具有的民主启蒙性质的民本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谭嗣同、梁启超、钱穆、萧公权、萨孟武这些大学者在其著作中对此都予以极高的评价和肯定。
黄宗羲以人为本的新民本思想对于我们当下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具有极其重要的启迪意义。如他在《原臣》中提出的“出仕为民”，对于我们加强干部队伍的道德建设，在《原法》中提出的“天下之法”，对于我们法治建设防止部门利益合法化；在《学校》中提出的文人参政，对于我们民主执政和科学执政；在《置相》《学校》《方镇》中提出的权力制衡，对于我们加强监督，防止腐败；在《田制》中分析的税赋累积加重，对于我们推进企业改革和经济建设均具有指导价值。
逼近西方民主启蒙思潮
从《明夷待访录》看，黄宗羲的新民本思想的许多内容逼近了西方民主启蒙思潮。
黄宗羲君主源于契约的思想，从自然状态出发谈君主产生，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相较有既著先鞭之感。他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说原始社会人各自私自利，以至于“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这里“有人者出”，以公利之兴与公害之除为宗旨的做法必经契约而成，且出而为君之人必是“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的人方可为君。
黄宗羲君主必谋民利的思想，从君客民主出发谈君权之职责，与潘恩代仪制政府之职责论相比可谓有先见之明。黄宗羲在《原君》中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主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不像后世之君主未得位则“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为君之后则“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这与潘恩的代议制政府之职责必以“增进社会之共同利益，维护人类之共同权利”有共通之处。
黄宗羲古者民各自利的思想，从人性自利的权利出发谈民利的正当性，与洛克保护私人财产的观点相权有其相似之处。黄宗羲在《原君》中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古之帝王出而为避公害、兴公利，而后世人君“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并千方百计“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私私，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继而则“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这与洛克肯定人们争取幸福生活的权利，保障经正当途径获得的财产不受他人侵犯有异曲同工之效。
黄宗羲的分权制衡思想，从相权、学者议政权、地方自治权出发谈权力平衡，以防君主专制的思想与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有许多共同之处。黄宗羲在《置相》中提出的宰相与君主“同议可否”的相权制约思想；在《学校》中提出的“公其非是于学校”，实现士人议政的思想；在《方镇》中指出的地方分权治理的思想，虽然与现代社会管理有不合时宜之嫌，但都与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思想有神通之效。
超迈以往民本思想极限
黄宗羲民本思想之价值，除了以上从横向比较看，其有逼近西方民主启蒙思想之特点外，从纵向比较看，还有超迈以往民本极限的优长。
在批判君主专制方面，他实现了从个体批判到整体批判的超越。从先秦到明末以前所有民本思想家都是以批判个别帝王的专制行为为主，尤其是秦汉之后的思想家往往把尊君与爱民融为一体，以至构成民本思想的内在矛盾。黄宗羲则实现了从个体批判到群体批判的超越。黄宗羲对“后世之君”一概否定，认为他们不让人民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迫使人民“不敢自私、不敢自利”。批评一切君主“选拔臣下”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能事我者我贤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批判后世之君所立之法乃为自己家族服务的“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
在区别王朝天下方面，他实现了从家国一体到家国有别的超越。在明末以前，所有思想家均没有对帝王家族与民族国家加以区别，以至所有帝王都视自己家族之长治久安为国家的兴旺发达。黄宗羲则将帝王之家与人民之国予以区分，将万民之幸福与一姓之统治予以分离。他在《原臣》中指出“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进而认为官吏出仕“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总之，在他的思想中，国家、天下与万民对应，君主、王朝与一姓对应。
在重置君臣关系方面，他实现了君主臣仆到君臣共事的超越。明清之前的民本思想家往往把忠君爱民作为做臣的职责，始终把臣摆在仆的位置上。黄宗羲在《原臣》中明确提出臣应为天下，为万民出仕，而非为君出仕。他认为“君与臣，从曳木之人也。若手不执绋，足不履地，曳木者唯娱笑于曳木者之前，从曳木者以为良，而曳木之职荒矣。”这里黄宗羲把君与臣看成是共同拖拽大木料的共事关系。进而黄宗羲甚至认为君与臣应该是师友关系。他说：“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
在理顺君民关系方面，他实现君主主宰到君客民主的超越。以往民本思想家往往先安顿好了君主，然后讲民本。而黄宗羲则在《原君》中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显然，他提倡天下为重，君主为轻，天下为主，君主为客，君主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因为此，所以有许由、务光量而不欲为君，有尧、舜入而又去君之位，有禹初不欲入而不得去君之位。总之为君须多为民奉献。
卓立民本思想丛林
黄宗羲在新民本思想家群体中鹤立卓行，他的民本思想不仅在国际上、历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而且在与其同时代的王夫之、顾炎武、傅山及稍后的唐甄等民本思想相较也具有卓然独立的贡献。
一是系统性。政治上《原君》中他提出，出而为君，旨在增进民众福祉的思想，《原臣》中提出君臣曳木而非主仆关系的思想，《原法》中认为封建王朝之法乃非法之法的思想，《方镇》中提出分权制衡的思想，《取士》中提出宽取严用思想。经济上，他在《田制》和《财计》中比较充分地论述了税收制度和货币制度，提出了反对奢侈，反对重赋，反对贫富悬殊的民本思想。尤其是他在《田制》中分析了赋税越来越重的原因是不断地通过变革把新增的税目合并为一，以后用度不足又重开税目，如此循环，越加越重。这一现象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税制方面的“黄宗羲定律”。文化上，他在《学校》中提出文人参政，认为学校不仅要培养人才，而且要评判施政得失，甚至要发扬监督政府权力的作用。在新民本思想家群体中如此全面系统地论述民本思想实属罕见。
二是民主性。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说，我喜读黄宗羲著作，在于这位学问家的许多思想有着朴素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应该说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通篇充满了逼近民主意识的民本思想。如“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也”“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这些提法和思想都洋溢着民主气息。
三是深刻性。黄宗羲民本思想与同时代的新民本思想家相比具有深刻性的一面。如他看到人类不断征伐，相互残杀的原因在于“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而且“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于是便发生战争。这里他看到了政治军事的经济动因。又如他看到封建王朝必然灭亡的趋势。他说，“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再如他揭示了君主视臣如子的弊病。他认为视臣如子必“不以天下万民为事”，于是就君而言，必“欲得奔走服役之人”，就臣而言，就会“奔走服役”只是为了“求免饥寒”，于是感激知遇，“甘为仆妾”，如此就难以选拔真心实意为民之人才。
【作者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