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相知惟子由天伦之中岂易得之千古散文名篇《黄州快哉亭记》

《黄州快哉亭记》

（苏辙 公元1083年）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沅、湘，北合汉沔，其势益张。至于赤壁之下，波流浸灌，与海相若。清河张君梦得，谪居齐安，即其庐之西南为亭，以览观江流之胜，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

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舍。涛澜汹涌，风云开阖。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忽，动心骇目，不可久视。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举目而足。西望武昌诸山，冈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至于长洲之滨，故城之墟，曹孟德、孙仲谋之所睥睨，周瑜、陆逊之所骋骛，其流风遗迹，亦足以称快世俗。

昔楚襄王从宋玉、景差于兰台之宫，有风飒然至者，王披襟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独大王之雄风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盖有讽焉。夫风无雌雄之异，而人有遇不遇之变。楚王之所以为乐，与庶人之所以为忧，此则人之变也，而风何与焉？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

今张君不以谪为患，窃会计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将蓬户瓮牖无所不快，而况乎濯长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云 ，穷耳目之胜以自适也哉！不然，连山绝壑，长林古木，振之以清风，照之以明月，此皆骚人思士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乌睹其为快也哉！

元丰六年十一月朔日，赵郡苏辙记。

白话文：

长江流出西陵峡，才进入平地，水势奔腾阔大。从南边与沅水、湘水汇聚，向北边与汉水汇聚，水势显得更加盛大。流到赤壁之下，江波水流水势浩大，如同大海一样。清河张梦得，被贬官后居住在齐安，于是他在房舍的西南方修建了一座亭子，用来观赏长江的美景。我的哥哥子瞻给这座亭子起名叫“快哉亭”。

在亭子里能看到长江南北上百里、东西三十里。波涛汹涌，风云变化不定。在白天，船只在亭前来往出没；在夜间，鱼龙在亭下的江水中悲声长啸。景物变化很快，犹言惊心动魄，不能长久地欣赏。能够在几案旁边欣赏这些景色，抬起眼来就足够看了。向西眺望武昌的群山，（只见）山脉蜿蜒起伏，草木成行成列，烟消云散，阳光普照，捕鱼、打柴的村民的房舍，都可以一一指点。这就是把亭子称为“快哉”的原因。到了长江岸边古城的废墟，是曹操、孙权傲视群雄的地方，是周瑜、陆逊驰骋战场的地方，那些流传下来的风范和事迹，也足够让世俗之人称快。

从前，楚襄王让宋玉、景差跟随着游兰台宫。一阵风吹来，飒飒作响，楚王敞开衣襟，迎着风，说：“这风多么畅快啊！这是我和百姓所共有的吧。”宋玉说：“这只是大王的雄风罢了，百姓怎么能和您共同享受它呢？”宋玉的话在这儿大概有讽谏的意味吧。风并没有雄雌的区别，而人有生得逢时，生不逢时的不同。楚王感到快乐的原因，而百姓感到忧愁的原因，正是由于人们的境遇不同，跟风又有什么关系呢?读书人生活在世上，假使心中不坦然，那么，到哪里没有忧愁？假使胸怀坦荡，不因为外物而伤害天性（本性），那么，在什么地方会不感到快乐呢？（读书人生活在世上，如果他的内心不能自得其乐，那么，他到什么地方去会不忧愁呢？如果他心情开朗，不因为环境的影响而伤害自己的情绪，那么，他到什么地方去会不整天愉快呢？）

张梦得不把被贬官而作为忧愁，利用征收钱谷的公事之余，在大自然中释放自己的身心，这是他心中应该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即使是用蓬草编门，以破瓦罐做窗，都没有觉得不快乐，更何况在清澈的长江中洗涤，面对着西山的白云，尽享耳目的美景来自求安适呢？如果不是这样，连绵的峰峦，深陡的沟壑，辽阔的森林，参天的古木，清风拂摇，明月高照，这些都是伤感失意的文人士大夫感到悲伤憔悴而不能忍受的景色，哪里看得出这是畅快的呢！

元丰六年十一月初一，赵郡苏辙记。

《黄州快哉亭记》作者介绍

苏辙，生于公元1039年（宋仁宗宝元二年）3月18日，卒于公元1112年（政和二年）10月25日 ，字子由，一字同叔，晚号颍滨遗老，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杰出的文学家，与父亲苏洵、兄长苏轼齐名，合称“三苏”^，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辙生时其父苏洵三十一岁，游学四方。其兄苏轼四岁。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苏洵因父丧居家，闭户读书，把自己以学识品行教授给苏轼与苏辙。

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春，苏辙父子三人同游都城开封，途经成都时，拜访出知益州的大臣张方平，张方平以国士礼对待苏辙父子。

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苏辙、苏轼兄弟参加礼部会试，当时欧阳修知贡举，将苏轼、苏辙兄弟置于高等，苏辙名登五甲。 苏辙中第后，上《上枢密韩太尉书》于枢密使韩琦。 四月，母亲程氏去世，苏辙父子回到蜀地。

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至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十月，苏辙随父在开封游历。十二月，全家抵达江陵，苏辙将舟中创作的诗赋一百篇整理为《南行集》。

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苏辙随父从江陵回到开封，父子三人将途中所作的诗赋共七十三篇整理为《南行后集》，苏辙作有《南行后集引》。三月，天章阁待制杨畋奉命调铨（根据考绩迁调）官员，苏辙被授为河南府渑池县主簿。杨畋又举苏辙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同年，苏辙与兄长苏轼在东京怀远驿读书，准备制科考试。

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八月，苏辙参与殿试。策问试卷送上后，苏辙自认为一定被黜落。覆考官司马光将其置于第三等，初考官胡宿不同意。司马光与范镇商议后将其置于第四等，三司使蔡襄也力保苏辙。只有胡宿认为苏辙对仁宗不恭，坚持要求黜落他。 不久后，苏辙被任命为试秘书省校书郎、商州军事推官。 当时苏洵奉命修《礼书》，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判官。苏辙要求在京城侍养父亲，获朝廷准许。

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苏辙出任大名府推官，不久受命差管句大名府路安抚总管司机宜文字。

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四月，苏洵在京师逝世，苏辙兄弟自汴河入淮，顺长江回蜀葬父。次年十月，葬父于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

宋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服丧期结束后，苏辙兄弟一路东游前往京师，于次年抵达。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苏辙上书论政事，即被神宗召见于延和殿。

当时，王安石为相，与陈升之管三司条例司，命苏辙入三司条例司。吕惠卿依附王安石，苏辙和他讨论时多有抵触。

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奏请发给度僧牒几千份作为本钱，在陕西转运司私自实行青苗法，春天发放秋天收还，和王安石意见相合，青苗法便开始实行。王安石派人去寻求尚未收取的财利。朝廷内外知道这些人一定会迎合王安石心意添加事情，都不敢说。苏辙写信给王安石，竭力陈说此事之不可行。王安石发怒，将加罪，陈升之劝阻，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八月被贬出外，任河南府留守推官。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二月，张方平知陈州，征召苏辙为陈州教授。

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四月，守司徒兼侍中文彦博出判河阳军，征辟苏辙为学官。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改授齐州掌书记。

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苏辙改任著作佐郎，又随南京留守张方平任职，为签书应天府判官。当时苏轼也外知徐州，兄弟二人在澶濮之间相遇，一同前往徐州，留居一百多天，创作了《逍遥堂会宿》等诗。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八月，苏轼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乌台诗案），被责授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辙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牵连被贬为监筠州（今江西高安）盐酒税，五年不得升调。

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苏辙沿赣水至黄州，与苏轼相聚，一道游览了黄州及其对江的武昌西山。于次年（公元1083年）应张梦得邀请创作《黄州快哉亭记》。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七月，苏辙被量移为歙州绩溪县令。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神宗驾崩，宋哲宗赵煦即位。五月，苏辙卧病，至秋痊愈。八月，因旧党当政，苏辙以秘书省校书郎被召回。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苏辙至京师，任右司谏。当时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吕公著为相，想废除新法，而支持新法的宰相蔡确、韩缜及枢密使章惇都被苏辙弹劾去职。大臣吕惠卿以攀附王安石而受重用，后又竭力排挤、陷害王安石，受世人憎恨。到新党被清算时，他自知难逃责罚，请求外授宫观官以逃避贬官流放之罪。苏辙连上三疏把他的奸恶加以揭露，最终使吕惠卿以散官安置建州。

司马光因王安石免疫法之害，想恢复差役法，却不知差役法之害相当于免疫法。苏辙反对。司马光又因王安石设《诗经》、《尚书新义》来考取天下士人，想改变科举，另立新的条例。苏辙也不同意，但司马光都不听。

同年八月，被任命为起居郎，苏辙上疏请辞，旋即权任中书舍人，不久后正式担任中书舍人。

起初，神宗因西夏内乱而派兵进攻，于是在熙河增设兰州，在延安增设安疆、米脂等五寨。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西夏派使者贺哲宗登位，使者返回，尚未出境，西夏又派使者入境。朝廷知道他们有请求兰州、五寨土地的意思，大臣讨论守或弃尚未决定。苏辙建议答应西夏所请，朝廷便允许还西夏五寨。

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苏辙权任吏部尚书。八月，任贺辽国生辰国信使，与刑部侍郎赵君锡出使辽国。

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五月，苏辙被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御史中丞。十二月，任龙图阁学士。

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二月，任中大夫、守尚书右丞。 当时苏轼遭人排挤，乞求外任，苏辙也随兄连上四札，也乞外任，但未获准许。

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四月，朝廷命苏辙代理太尉、充任册皇后告期使。六月，任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十一月，朝廷因郊祀天地而特加苏辙为护军，进爵开国伯，实封食邑二百户。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哲宗亲政，新法派重新得势。

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门下侍郎李清臣主持科考，出题批驳元祐政事。他上书反对哲宗恢复熙宁新法，被贬知汝州。过了几个月，元丰时诸臣都在朝廷任职，再贬苏辙为左朝议大夫、知袁州。未到任，又于七月降为左朝议大夫、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处分。 苏辙治州有优异政绩，等到他被罢免离开，州里父老送别他的人都呜咽流涕，延绵数十里不断。

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二月，苏辙又被贬为化州别驾，安置雷州处分。此时，苏轼也被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五月十一日，兄弟二人再次相遇于藤州，苏辙送苏轼赴海南。 六月十一日诀别于海滨。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移至循州安置。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作《龙川略志序》、《龙川别志序》、《春秋传后序》。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宋徽宗即位，苏辙移永州、岳州安置，不久受任为濠州团练副使，岳州居住。十一月，复职太中大夫，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因有田产在颍川，他便前往居住 。

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七月，苏轼在常州（今江苏常州）去世，临终前以不见苏辙为憾。苏辙得知后，在悲痛中为其撰祭文，不久又作《追和轼归去来词》，其后作《东坡先生墓志铭》。

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五月，宰相蔡京当国，党祸复起，苏轼等已去世的元祐党人，原追复官告并缴纳；苏辙等在世之人，并不与在京差遣。同年，朝廷削苏辙五官，降授朝议大夫。

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苏辙为避祸，独自迁居汝南。十月，朝廷罢苏辙提举太平宫之职。苏辙住在许州，又被授以太中大夫致仕。

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正月，苏辙在颍川定居，因感于元祐时人所剩无几，于是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终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谢绝宾客，决口不谈时事，将所感皆寄托于诗中。

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九月，撰成《颍滨遗老传》及《栾城后集序》。次年，著《论语拾遗》。

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苏辙复任朝议大夫，迁任中大夫。

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撰成《栾城第三集序》。

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春，游颍昌西湖，泛赮水，并有诗作。九月，以太中大夫职致仕。 十月三日（公元10月25日），苏辙逝世，享年七十四岁。十二月，朝廷追复苏辙为端明殿学士，特赠宣奉大夫。原拟葬苏辙于眉州祖茔，但后来仍葬苏辙于郏县小峨眉山苏轼墓旁。

南宋绍兴年间，因其子苏迟显贵，苏辙获赠太师，封魏国公；夫人史氏赠楚国太夫人。

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经礼部尚书赵雄奏请，宋孝宗特敕追谥为“文定”。

苏辙在政治上反对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则恐鞭棰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王安石听后，亦颇觉有理。

宋哲宗初年”元祐更化“，苏辙在京师，多所论议。当时司马光变熙宁之法，废除雇役法，恢复差役法，苏辙极言不可。他的这类政治主张，与其兄苏轼基本相同

在回河之争中，苏辙与右相范纯仁等主张维持北流，反对文彦博等回河东流之议复起。苏辙虽多次上疏反对，但以高太后为主的中枢始终倾向东流，虽时停时作，至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十月河水已大部东流。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还故道”。

这次黄河回复东流，不过仅仅五年时间，至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黄河于内黄决口，东流断绝，主流又趋向北流，仍至乾宁军一带入海。积极主张回河的吴安持、郑佑、李仲、李伟等被朝廷加罪，结束了第三次回河的争论。

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对于前辈学人，亦尊韩、欧，政治思想，亦近于欧。但韩、欧辟佛道，而苏辙不然。苏辙的文章，与父兄并称当代大家。与父兄相比，虽有所不及，但亦自有特点。

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史论同父兄一样，针对时弊，古为今用。

如《新论》三篇，纵谈天下大事，论断相当确切。 《上皇帝书》说“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亦切中肯綮。

苏辙史论的代表作品是《历代论》，有些篇章是写得很有特点的。论汉光武、唐太宗，分析相当全面，和苏轼相比，特点确在于“稳”。《六国论》评论齐、楚、燕、赵四国不能支援前方的韩、魏，团结抗秦，暗喻北宋王朝前方受敌而后方安乐腐败的现实。《三国论》将刘备与刘邦相比，评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也有以古鉴今的寓意。

苏辙致力最勤的文章，在于政论和史论，史论之文，尤所尽心；但他写得更为自由随便的文章，还是书信杂文。

例如十九岁时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说自己初到京师，“非有求于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乐”；而所愿者，只是“一睹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初生之犊，年少气豪，既不同于韩愈《上宰相书》那样卑躬屈节，也不像李白《上韩荆州书》那样纵横使气。当文人仕途广于唐代的宋代，这样的文章是有时代特点的。与此书相类者，还有《上昭文富丞相书》、《上曾参政书》，都是年少气豪之作。

到了晚年，所为书札，出语虽有所收敛，但依旧洒脱自然。

例如《答黄庭坚书》，其文墨颇似苏轼。

二苏早年之文，气象虽不尽同，但晚年之作，以信札观之，都有平淡自然之语。二苏相比，苏辙之文，未可以一“衰”字尽之。

苏辙的记叙杂文为人所称者，有《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武昌九曲亭记》、《黄州快哉亭记》等。

苏辙还有一篇《东轩记》，造语虽不甚奇，却是写得更加“如其为人”的文章。

苏辙写诗力图追步苏轼，今存诗作为数也不少，但较之苏轼，不论思想和才力都要显得逊色。早年诗大都写生活琐事，咏物写景，与苏轼唱和之作尤多。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早年的作品《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三首，写得洒脱自然，颇见个性特点。

晚年退居颍川后，对农民生活了解较多，抒写个人生活感受之作，艺术成就也超过早期。

苏辙于诗也自有主张。他的《诗病五事》以思想内容为衡量标准，对李白、白居易、韩愈、孟郊等都有讥评。如说李白“华而不实”，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这看法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

《宋史》称其性情沉静简洁，写文章气势宏大而淡泊，和他的为人相似，不愿被人知道，而俊秀杰出之气终究不可掩饰，认为他的高超大致和苏轼相近。

苏辙的赋也写得相当出色。例如《墨竹赋》赞美画家文同的墨竹，把竹子的情态写得细致逼真，富于诗意。

苏辙与父苏洵、兄苏轼创立了苏氏蜀学，他与苏轼同为苏氏蜀学的集大成者。苏氏的蜀学与荆公新学、二程洛学相对立。“三苏”博通经史，遍采六经百家之说，又吸取老庄道家学说和佛教思想，逐步形成“三教合一”的思想体系。是北宋中期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时代潮流的产物，是当时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派别。

苏辙晚年曾著《苏黄门老子解》，反映了蜀学派的思想特色。此派在文学上的建树最为卓著，但认为学术中最重要者并非文章辞赋，注重所谓“性命自得之际”。以文为“寓理之具”，认为“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也。”

苏辙不仅在诗文创作方面才华横溢，而且其书法也颇有造诣。其书法运笔结字与其兄苏轼颇为接近，书法潇洒自如，工整有序。传世墨迹有《雪甚帖》、《雪诗帖》、《车马帖》、《晴寒帖》等。

苏辙著有《诗集传》、《春秋集解》、《论语拾遗》、《道德经解》 ^[68] 、《栾城集》（包括《后集》、《三集》，共84卷）、《栾城应诏集》12卷等，并行于世。 ^{[63] [69]} 曾自撰《颍滨遗老传》，《全宋诗》录有其诗。

《黄州快哉亭记》作品介绍

《黄州快哉亭记》是宋代文学家苏辙创作的一篇散文。

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八月，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十二月责授黄州团练副使。苏辙上书营救，奏乞纳官以赎兄轼之罪，因而“坐请监绮州（今江西商安县）盆酒税，五年不得调”。黄州与绮州相距非遥，有水道相通。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苏辙便沿赣水，入那鄱湖，溯大江来黄州，与其兄轼相聚，畅叙患难中的手足之情。他们一道游览了黄州及其对江的武昌西山，凭吊陈迹。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与苏轼同谪居黄州的张梦得，为览观江流，在住所西南建造了一座亭子，苏轼替它取名为“快哉亭”，这篇《黄州快哉亭记》就是应张梦得邀请所写的。

《黄州快哉亭记》这篇记叙文，紧紧围绕“快哉”二字来作文章，也是就建亭者的用意，来加以发挥的。

这篇文章作于苏辙被贬官期间，那时他在政治上处于逆境。但他和其兄一样，具有一种旷达的情怀，故一篇之中而“快”字七出，极写其观赏形胜与览古之绝，抒发其不以个人得失为怀的思想感情，道出了人生的一条哲理：心中坦然，无往不快。文章擒住题面“快哉”二字，畅加洗发，风格雄放而雅致，笔势纤徐而杨达，叙议结合，清景交融。

《黄州快哉亭记》全文分作三段：先叙张梦得建享之事，再释“快哉亭”命名之由，后就“快哉”二字畅发议论，称赞张梦得情怀之坦然。

《黄州快哉亭记》文章开篇以叙事兼描述之笔，写出了江水的浩瀚雄伟。题目是《黄州快哉亭记》，而文章却劈头出一“江”字，这与题面有何关涉，快哉亭建在黄州，而黄州濒临大江；那么，为要写亭，先写其江，由大江而引出亭来，这样开头，自然稳妥。建亭的目的，在于览观江流胜景，既然如此，文章自然要从江水写起，用重笔写出江水的壮观。文章先出一“江”字，接着运用铺陈的手法，不借笔墨，一连数语，始言其流“奔放肆大”，继曰其势“益张”，末道“波流浸灌，与海泪若”。这样写，一是为后文蓄势，欲使其精神倍出；二是为快哉亭描绘出一个阔大雄伟的背景，以使得小巧玲珑的亭台与雄浑壮关的长江成一鲜明的对照，收到相映成趣的艺术效果，文章开篇，顿觉其气势奔放。接下去文章以叙事入题。首提建事之人——“清河张君梦得”，次叙建亭背景——“滴居齐安”，再述亭之修建及其所在——“即其庐之西南为亭”，再言建亭目的——“以览观江流之胜”，后点为事命名之人——“余兄子瞻”，末出亭名——“快哉”。事名最后点出，这样写在内容上起到了强调、突出的作用。在结构上，为了能使其与下文衔接紧密。作者叙事简练，层次井然。“滴居”二字为后文伏笔，更是章法上的严谨之处。

接着，《黄州快哉亭记》文章用一表述原因的虚词，“盖”字紧承上文，写出第二段。此段又分两幅排写，解释亭以“快哉”为名的原由，为下文具体写景设下了广大的天地。“涛澜汹涌，风云开阖”，写江流的气势。波浪汹涌固已壮丽，而时隐时现、变幻不定的风云更是雄奇。接着用整齐的对偶句有声有色地描绘了江上白充黑夜的奇景，舟揖之出没，似耳闻鱼龙之悲啸。这种景象瞬息万变，令作者感到休目惊心，因而“不可久视”。这段描写，将景色的奇幻和壮观写得淋漓尽致。

“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举目而足”为过渡句，既将文章引向深人，下文的“西望武昌诸山”即从“举目”远视而来，而“玩”、“足”两字又自然地流露出得亭之喜，“快哉”之由，照应了题意。从“西望”开始由写江水转人写山冈，也即将视线从江面转至岸上。岸上风光写得明丽清晰，冈陵、草木、云烟、日色、屋舍，尽收眼底，历历如画。江山形胜，对此水色山光，登临者谁都“快哉”于心。文章到此，水到渠成地把快哉亭命名之由点了出来。然而这只是将亭子取名为“快哉”的一个原因。接着再叙述凭吊此地的三国遗迹也足以使人称快。“至于”以下四句，追溯了赤壁大战的情景，笔墨极其简省却又摇曳生姿。“脾院”本是斜视的样子，可引申为傲视，这就传神地描绘出当时曹操、孙权气吞对方的气概。“骋骛”，犹言驰骋、疾驰，形容来往活跃，形象地再现了周瑜、陆逊在战场上争胜角逐的情景。说明凭吊历史遗迹，感染古人的流风余韵也足以使世俗之人称快，这是将亭子取名为“快哉”的另一个原因。以上两幅文字，虽同在解释亭名“快哉”的原因，却又有着宾主之分：前幅是主，后幅为宾，而且详主略宾，借宾形主。写览观胜景运用实笔，浓墨里彩，大肆渲染，写凭吊遗踪，运用虚笔，轻描淡写，简洁勾勒。这样详略兼行，虚实并举，使得文章既在内容上突出了重点，又在布局上显得浓纤得哀，琉密有致，既具整伤之感，还呈活泼之姿。

《黄州快哉亭记》第三段就“快哉”二字抒发议论。承接上文的怀古，探求“快哉”两字的出处，因而自然地引录了宋玉《风赋》中所写的有关故事。这个故事不仅交代了“快哉”两字的来历，而且还从宋玉将风分为雌雄，认为楚王的雄风庶人不得与共生发开去，指出风没有雌雄之分，而人有遇不遇之别，因此，同样一阵风吹在楚王身上感到“快哉”，而吹在老百姓身上就感到忧伤了，这是因为各人的情况不同，和风本身无涉。行文至此，极其自然地引向了文章主旨的讨论：士处于世，该抱怎样的态度。作者先不作正面回答，而是用排比句提出一反一正两种态度：一是假如一个人心中没有自得之乐，那么无论到什么地方，他都不会偷快；一是假如一个人心中坦然自若，不因为外界事物的影响而伤害自己的本性，那么无论到什么地方，他都不会不愉快。接着就以张梦得的具体行为来对后面一种态度作出肯定。张梦得是苏轼的挚友，深受苏轼思想性格的影响。

苏轼在长期的滴居生活中旷达自持，随遇而安，张梦得也“不以谪为患”，他在黄州屈任主簿之类的小官，利用征收钱粮之余暇，放任于山水之间。作者认为张梦得能如此，说明他内心有过人之处，并设想即使让他住在极其简陋的用蓬草编门、破瓮做窗的屋子里，他也不会有什么不快乐的事。这既照应了前面的“何适而非快”，又为下文作铺垫。“而况乎”两句夸张地表现了张梦得居住于此的快乐：可用长江清流来洗涤，能与西山白云相对揖，可谓极尽耳目所能取得的乐趣来使自己畅快。文章至此，主旨己显，并已暗与前文的造亭观景相呼应，似乎可以打住了。然而，文情陡起，又生波澜，用“不然”两字反面说开去，再深一层说明文章主旨。作者仍由写景入手，绘出了一幅与前迥异的画面：连绵不断的山冈，深不见底的山谷，宽广的森林，参天的古树，清风吹动，明月高照。这一切显得幽凄寂寥，在以谪为患的诗人士大夫看来，当然会触景生情，黯然神伤。结尾交代写作的时间及作者。作者的祖先是赵郡栾城人，所以他自称赵郡苏辙。

在中国古代，修筑亭台楼观时常常要撰写记文，记述建造、修葺的过程，以及登临所见和引起的感慨等等。《黄州快哉亭记》就是此类文章的代表作。它在记述了建造亭子的有关问题之后，即描绘登临所见的景色并由此而引起感慨，抒发议论：认为士处于世，应像张梦得这样心中坦然，“何适而非快”，并以此慰勉包括作者自己在内的所有被贬的人。文章表面上反映了作者身处逆境的旷达胸怀，实际上也流露出他对政治失意的牢骚和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