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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和终生标榜自由主义的先行者。殷海光自称“五四之子”，自己定位为“五四后期人物”，是台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范。他们都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在近代中国风云激荡、急剧变幻的社会环境中，他们坚守“五四”传统，高扬自由主义旗帜，成为标志性的思想人物。
胡适殷海光两人年龄相差28岁，是典型的两代人。当二十多岁的胡适因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白话文而“暴得大名”时，殷海光则刚刚出生于“五四运动”发生的这一年——1919年。殷海光相比于胡适等五四时代登上历史舞台的人物晚了一辈，但他接过了自由主义的旗帜。他尊重胡适，视胡适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他心目中知识分子的典范。他说：“四十年来，胡适先生是倡导科学与民主的导师。他这几十年间的行谊和生涯，可以说是一部倡导科学与民主的记录。”他认为胡适是“五四”的象征，胡适思想与“五四”可以相提并论，并用了很大的精力来介绍、传播胡适的思想和观念。他先后发表有：《胡适思想与中国前途》、《读胡适先生在联大的学说》、《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等。在1965年出版的专著《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殷海光对胡适思想的专门讨论，仍占有相当的篇幅。此外，在不少地方，殷海光也曾多次谈及胡适，而胡适的名字也时常出现在他有关“五四”文化的论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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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殷海光
殷海光宣传胡适有代表性的文章是写于1957年的《胡适思想与中国前途》一文。文中，殷海光肯定了胡适主渐进、重具体、反教条，以及个人本位的、存疑的、重实证、启蒙的自由主义思想。他评论说：“胡适思想之消长”可谓“近四十年来，中国国运起伏隆替”的“寒暑表。”“中国人多容纳并吸收胡适思想之时，正是中国比较和平、安定 、进步、趋向开明之时。”反之则是“中国的国运乖违，祸乱如麻，趋向锢蔽之时。”于是他说：“从个中消息，我们不是可以看出中国是否需要胡适思想之熏陶吗？”他进而阐述道：“胡适思想大致是从整个西方社会的实际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就是开放的社会里开放的自我所具有的思想，”“既不堂皇壮观，又非玄不可及，而是平实易行的。”
不仅如此，当胡适受到恶意诋毁和污蔑攻击时，殷海光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公开维护胡适。
1958年，胡适由美返台前夕，台湾出现了匿名的小册子《胡适与国运》。这些小册子最初出现在台北市书摊最多的几条路上，由于没有注明著作人、发行人的相关信息，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疑。书中竭尽讥讽污蔑之能事，说：“想不到一位不可一世的思想大师，归根到底，想说的不外一句话：‘非外国大学毕业生，不能做中国元首！’”甚至危言耸听地宣称：“不料有人说胡博士要到台湾讲学，我想大陆已经给他讲掉了。倘使他不肯饶在台湾避难同胞的命，还要把复兴基地台湾讲掉，那我们黄帝的子孙就真正万劫不复了。”这无疑是对胡适的当头棒喝，一向以“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自诩的胡适，也不能不感到这“实在是一种令人深感遗憾的安排”。
殷海光看后怒不可遏，愤而写下《请勿滥用“学术研究”之名》一文，指出这种小册子给人的印象只是：人身攻击、毫无思路，缺乏常识，汉文不通，不诉诸论证而诉诸情绪，有主张无解析，专门向真正学人不屑一顾的现实政治权利等问题上瞎扯。
1959年，殷海光又同样以《胡适与国运》为题，表达他对胡适思想的看法。在文中，他比较了现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三种思想（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和两组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与陈独秀、胡适），以此来彰显胡适思想的意义。在他看来，胡适对于中国启蒙运动的贡献有三：提倡白话文，扫荡旧思想和旧制度，介绍新思想。展望未来，殷海光给出的答案是：从目前的死胡同里退出来，摆脱传统的纠结，用民主和科学进行再启蒙。
从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的诉求上来观察，殷海光和胡适属于同一个类型。对胡适思想和观念的维护，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他自己思想的维护。这也是殷海光大力宣扬和全力维护胡适的原因所在。
胡适是“老成人物”
胡适
自称为“五四之子”的殷海光晚年谈到他和“五四之父”胡适时，曾说：“我自封为‘五四后期人物’。这种人吸收了五四的许多观念，五四的血液尚在他的血管里奔流，他也居然还保持着那一时代传衍下来的锐气和浪漫主义的色彩。然而，时代的变动毕竟来得太快了。五四的儿子不能完全像五四的父亲。这种人，认为五四的父亲浅薄，无法认真讨论问题，甚至被浪潮冲褪了色，被岁月磨掉了光彩。而五四的父亲则认为他是一个‘欠稳健的时代叛徒’，有意无意的和他疏远起来。”殷海光强调了他与胡适之间难以弥合的鸿沟，而在现实中两人冲突不断，且愈演愈烈。
吴国桢
两人的首次冲突起源于1954年的“吴国桢事件”。针对吴国桢对在美国对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指控和揭露，卜居美国的胡适与吴国桢展开了争论，指责吴氏作为官员，不能在国外做诋毁国家的事；认为吴的言论完全是存心说谎，欺骗美国民众。当时正在美国哈佛的殷海光对此拍手叫好，还致信给胡适，说有“如饮琼浆”之感，认为“吴国桢说的话都是在台湾的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胡适遂把有关材料复印给殷海光，希望殷海光对此事有更深入的了解。殷看了材料，同样不同意胡适的意见，又写了一封很不客气的长信给胡适，说：吴国桢批评的是“蒋家”，哪里是我们的“国家”？是“国民党的政府”，哪里是“我们的政府”？还暗示，俄国有一个在西方颇有声望的自由主义者，被斯大林利用办外交，作为招牌争取外援，之后就像烂草鞋一样被抛掉。他还说胡适也是一个妥协的自由主义者，被当局作为一笔存款存入“自由银行”，榨取无穷的利息。同时，针对台湾的政治现状，还不客气地指出胡适多年代表自由主义，象征自由主义，可没有为自由主义尽什么力。胡适看信后，又回了一封信，很感激殷对他所说的“直切话”，表示绝不介意和生气。
为此事，他们两人还面对面地争论了一个下午。但是，殷海光始终不能接受胡适的看法。这件事使双方都很不愉快。殷海光认为胡适在倒退。而胡适则认为殷海光是个“书呆子”，他晚年回忆起此事，还坚持认为自己是对的。
俩人再起争执是围绕“反攻大陆问题”。1957年，《自由中国》以“今日的问题”为主题，就台湾社会的许多现实问题展开一系列讨论，其中一个比较敏感也最使人关切的问题是国民党作为意识形态核心的“反攻大陆问题”。所谓“反攻”，实质上超乎政治意识形态，构成国民党合法性基础的“护身符”。针对这一题目，殷海光执笔撰写了一篇社论，公然言明“反攻”的可能性微乎甚微，官方不应在这样的政治神话下制造精神紧张，不啻如戳穿了“皇帝的新衣”。这篇文章成为那个时代最轰动一时的文字，在台湾社会激起轩然大波，并受到围攻，认为这是在宣扬“反攻无望论”。
针对国民党官方的诋毁，以及社会各方的种种反应，殷海光又另撰一文，指出“反攻大陆问题”的提出，只是将知识原则应用到实际问题的结果，如果我们不愿沉醉于感情之雾，就必须对“感情与知识”、“口号与实践”作出恰当区分。
胡适并不在围攻者的行列，但是，他对《自由中国》上的社论，仍持不同意见，强调“反攻大陆”是一个招牌和台湾大众的象征，最好不要去“碰”。他这一看法又与殷海光产生了分歧。对胡适的观点，殷海光撰写了《与胡适先生论“反攻大陆”问题》，文中对胡适相当尊重，指出他之所以要特意与胡适讨论，是因为能与胡适“讲理”，其论述也比较心平气和。当然，在观点上与胡适的说法针锋相对。不过最令殷海光苦恼郁闷的是，这篇大作最终没有在《自由中国》发表，原因是《自由中国》杂志不想与胡适形成对立关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俩人在“容忍与自由”的问题上又产生了激烈争论。1959年3月，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了《容忍与自由》一文，通过他自己一生的思路和西方宗教的历史，认为“容忍”是自由的基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希望大家都要学会容忍，不要总是“自以为是”，不能容纳对方的观点。
就在时人对这篇文章多有猜测，并责怪一向主张“自由是要人们去争取”的胡适，却把容忍与自由混为一谈时，殷海光发表了他的回应文章《胡适论〈容忍与自由〉读后》。一方面他对胡适的言论表示了相当的尊敬，称赞是一个伟大的文献，中国人应走的大方向的指南针。但是另一方面他对胡适的观点作了一些推衍和批评，指出：同样是容忍，要求别人对自己容忍易，要求自己对别人容忍却难；同样是容忍，无权无势的人易，有权有势的人难。因此，“胡先生不应以这个社会对你的‘无神的思想’容忍为满足，而应以使千千万万人不因任何‘思想问题’而遭监禁甚至杀害为己任。”殷海光指出，胡适应多向统治者和有权有势的人宣讲“容忍”，因为他们往往是不容忍的。对于这一观点，胡适不同意，他认为知识分子、拿笔杆子的人也是有权有势的人，否则何以令统治者害怕呢？
在殷海光文章的结尾，还说了意味深长的一番话：“《容忍与自由》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一位老成人物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对目前中国怎样解决之一个总的启示，也是值得大家细读与深思的文献。”殷海光赋予胡适“老成人物”的称号，表明经过几次争论，殷海光与胡适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殷最初视胡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但是，物换星移时过境迁，俩人的角色发生了变化，胡适从早期具有独立色彩的在野批判角色，过渡到晚年的“诤友”角色，殷氏则恰恰相反，由起初的右派人物转化为在野的社会批判角色。两人的立场渐行渐远，冲突、争执也就在所难免。
“胡适是个大乡愿”
如果说，殷海光和胡适之前的几次冲突使俩人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的话，那么雷震案之后，两人的关系出现了裂痕，殷海光对胡适的印象彻底改观一落千丈。
1960年3月21日，蒋介石如愿当选为第三任“总统”。雷震决定组织新党。对此，台湾当局威胁雷震，并且给拟组建的新党扣上政治帽子。9月4日，雷震等4人被捕，《自由中国》杂志停刊。雷震案发生后，从10月1日到16日，殷海光公开发表三篇文章，批评国民党当局，赞扬雷震为自由民主奋斗的精神，并和《自由中国》同仁发表声明，愿承担相应责任。
胡适于10月22日回到台湾，与蒋介石面谈，并多次对记者发表言论，对雷震施以援手，但毫无成效。因此，殷海光认为胡适做得远远不够，胡适应该站出来，态度鲜明地表示反对国民党政府。
当获知胡适已从美国回到台湾并且对雷震问题一点硬话也不讲时，殷海光激动地说：“这个胡适，怎么得了，怎么得了啊！我想了一下，现在能够救雷震先生的，大概只有胡适。如果他敢于出面，对救雷先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殷海光对胡适抱有较多的期望，认为以他的身份和地位应该对雷震有所帮助和支持，结果愿望落空。他对胡适感到极度的失望，后来多次在文章中批评胡适软弱，一点硬话也不讲。甚至1962年胡适去世，他都没有去吊唁。
从此，他对胡适极为轻视甚至反感。晚年他与许多知己人士谈到胡适时，毫不掩饰地加以批评。韦政通回忆说，晚年殷海光每次提到胡适总是贬多于褒，曾说：“胡适是个大乡愿”。在写给学生林毓生的信中，称胡适的学问“浅得很”。他曾说，胡适虽然曾经是“时代的宠儿”，却“始终跟现实的政治权势纠缠不清，所以难免作权势的工具”，“在我同胡私人接触时，我的内心立刻产生二人相距千里之感。”在1966年致陈平景的信中，他不屑地说：“有些人把我看成胡适一流的人。早年的胡适确有些光辉，晚年的胡适简直沉沦为一个世俗的人了。他生怕大家不再捧他，惟恐忤逆现实的权势，思想则步步向后溜。我岂是这种‘名流’？”
晚年殷海光曾说：“就思想努力的进程而言，我则超过胡适至少一百年……个中的进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这些知识分子在种种幌子下努力倒退，只有我还在前进不已。”
胡适和殷海光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激烈冲突，展现了新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殷海光则在此过程中不断积累其道德资源，使他超越胡适，成为20世纪50、60年代台湾自由主义思想的象征。
作者：齐玉东
编辑：王富聪 周冰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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