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佳音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中国人建立起现代企业，普遍使用机器或新式改良工具时，有实践能力的技术工人成为工业化的最大短板。当时中国的学校教育轻生活、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十分严重，即便是实业学校，也是农无农场实践，商无商品经营，只能从教科书上获取经验。
中国企业高薪聘请洋人，大批中国青年毕业后却处于失业状态。作为当时中国进步教育家之一的黄炎培，敏锐观察到这一问题。他身体力行，在中国大力兴办能为企业提供管理人才和技工的职业教育机构。并以职教社为起点，进一步创立了中华职业教育学校。
抗日战争爆发后，黄炎培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把职业教育与抗日救亡相结合。1937年八一三事件爆发后，上海军民由此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浴血抗战。中华职业学校被迫前往浦东大厦，租界当局慑于日本的嚣张气焰，不允许升旗。该校便规定每日上下午各摇铃一次，象征升国旗，一听见铃声,全体学生起立致敬。这就是所谓的“精神升旗”。
黄炎培也带领职教社投身救上海于水火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发起成立上海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发动上海工商界和职教社同仁四处募集钱款、收容难民、救护伤兵。上海开战后不到半个月，后援会就募集到捐款100多万元，到战事结束，后援会先后救济和收容难民10万人，设立伤兵医院30余所，收容伤兵数万人，为前线提供卡车300多辆。
黄炎培担任国民政府国防参议会参议，公务繁忙，但在上海沦陷前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先后9次前往南京参会，共商抗日大计。1937年底，上海失守，职教社主要负责人相继离开上海，辗转经南京赴汉口。
1938年，职教社撤到武汉，黄炎培等立即召集全社工作人员会议，决定以职教社全体工作人员为骨干，以江苏同乡会的名义联合江苏旅居武汉的同乡及当地流亡青年、爱国人士共同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具体提出了“大量收容、迅速疏散、保持元气、支持抗战”的方针。在大家的努力下，职教社在武汉建立了十多个难民收容所，还派人到湖南等地建立难民疏散基地，数月之间共救济难民10万多人。武汉失守后，职教社又将留在收容所的八百多人疏散到湘西，成立江苏失业青年工读服务团和江苏难民纺织厂，组织大家边学习边生产，为抗战服务。
1939 年4 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昆明举行工作讨论会。后排左六为黄炎培
黄炎培坚持自己的做人原则：取象于钱，里方外圆。在民族救亡的大是大非上有自己坚定的立场。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为了壮大民主的力量，获得真正的民主政治，1939年10月，职教社的黄炎培、江恒源、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第三党的章伯钧、青年党的左舜生、国社党的罗隆基等人在重庆联合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团结抗战奔走出力。
中华职业教育社迁社重庆时，黄炎培积极参加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活动，积极推动宪政运动的发展。一是创办《宪政月刊》，该刊创办于1944年1月1日，以“促进民主、宪政、抗战、团结”为宗旨，便于充分反映社会各界对于宪政问题的真知灼见；二是联合文教工商各界人士举办民主宪政座谈会，由黄炎培主持，每月举行一次，连续举行了17次，提出“实行宪政、尊重人民自由、刷新政治、革除弊端、全民动员、武装人民”等十项主张；三是利用合法阵地，争取言论自由，先后促成了宪政实施协进会通过《倡导全国上下切实奉行训政时期约法及现行一切重要法规以立宪政实施基础案》《改善书报检查办法案》等决议,有效推动了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